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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26 曾经有力地预言了疏离的范·维克·布鲁克斯，此时，又一回成为领路人，这次却是为了夺回美国。凭借1936年的《新英格兰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一书，他推出了我们时代的最为不朽的历史研究之一；他的《创作者与发掘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让他从1800到1915年美国文学史的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的人物中，耐心地读解出了自己的思路。此刻，除了他本人早期的、令他感到后悔的、尖锐地指责国家文化的作品之外，美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再与他疏离。他从无情地论断重要作家的局限，转向了深情地探寻具有局限的作家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布鲁克斯就像家族史方面的史学家或谱系学家一样：后者对家世的过去有着永不知足的兴趣，这令他们对有关家族的一切传言都怀着无穷无尽的耐心；与之相似，布鲁克斯也重建了几乎整个美国文学史，他通常有着引人瞩目的洞见，却很少再带着从前的批判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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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28 当然，布鲁克斯并不孤独。就连曼肯也难以抵挡怀旧情绪，尽管长久以来，与布鲁克斯的严肃抨击相呼应，他的红鼻子[939]散文提供了幽默版。的确，他对新政的酸刻的反动回应，给他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表现得就像过去时代的人物：他的无礼，看起来完全符合哈定和柯立芝的年代，但在罗斯福任下，却绝对是粗鲁不敬；他的诙谐天赋，此时来看，似乎已经用尽。但是，当他最终转向去撰写三卷迷人的自传时，[940]作品中却弥漫着与布鲁克斯相称的、文雅的恋旧之情；尽管环境为他独特的嘲讽天分赋予了如此之广的发挥余地，也为他提供了如此之强的个人成就感，然而，凡是知道曼肯是“坏孩子”的人，都会发现这种环境中毕竟还存在着某种良性的东西。在《孔雀夫人》中，辛克莱·刘易斯也给人留下了新的印象；到了1938年，他的拥美倾向已然毫不避讳，甚至更为自信；而《浪荡的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这部阴郁的小说，似乎完全是在反对青年的叛逆，并为美国资产阶级价值观做出辩护。而最终，他向并不相信的欧洲读者宣布了某些美国的批评家早已表示怀疑的说法：他之所以写作《巴比特》，并不是出于恨意，而是因为爱。甚至更年轻的作家，如约翰·多斯·帕索斯，也在《我们立足的大地》（The Ground We Stand On）中转而到过去探索那些会产生新的政治信仰的美德，即使他曾经在激进的小说中首先表达了对美国文明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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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30 这种不断增强的拥护美国的精神，一部分是源于：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欧洲渐渐失去了它从前具有的、在文化和道德上的中心地位。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对立，渐渐围绕着轴心调转过来。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941]、埃兹拉·庞德是最后一批重要的、移居海外的美国人。当大萧条令美国知识分子返乡之后，法西斯主义又让避难的艺术家和学者尾随而至，此时，侨居潮出现了翻转。美国不再是人们逃离的地方，它成了逃亡的目的地。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将美国视为归宿，原因并不总是仅仅为了逃生，相反，有时候纯粹是因为，他们发现美国是一个舒适、有益的生活之地。甚至1933年之前，他们就已如细水，涓涓流入；这之后，又很快演变成了涌动的浪潮：如阿道斯·赫胥黎、W.H.奥登、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米尧[942]、欣德米特，还有许多次要的人物；此外，艺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整个学派也在其中。曾经，美国是工业领袖，如今，它成了西方世界中知识分子的首府[943]——只要这样的首都可以认为是存在的——从许多欧洲人的角度看，后一种情况是不可原谅的。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和欧洲的对立在大西洋两岸都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文化意义。比起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整体这一观念，从前的欧洲与美国的对话变得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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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32 20世纪30年代，欧洲丧失了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性。法西斯主义展现出的专制政治，超出了美国人的认知；而民主强国对法西斯的绥靖也显露出了整个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1939年的纳粹——苏联条约，最终让所有人——除了最轻信的人之外——明白，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国家并无二致，它实行的外交政策同样冷酷无情；这一条约使得同路人在精神上受到挫伤，也让盛行了将近十年的、平民——自由主义事业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混融难以为继。不再有可能指望通过任何外交政治制度来获得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迪。当战争末期，死亡集中营的所有恐怖暴露无遗时，就算美国的最严重的下流之举也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欧洲的剧烈痛苦让美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全新的理解。1947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施以援手，最为超越地方局限的作家埃德蒙·威尔逊[944]，在自欧洲返程时认为，可以说：“目前的美国在政治上比起世界中的任何国家都要先进”[945]，可以将我们20世纪的文化称作“民主创造力的复生，这样的创造力曾经在美国诞生时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内战时繁荣昌盛”。他觉得，20世纪带来了“美国艺术和文学的举世瞩目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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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36 现在，我们按照年代，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党派评论》笔谈会的时期，以及那时表现出的情绪氛围。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疏离观念首先联系了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某些过分之举，在他们看来，这一观念已然过时。但是，在异议作家中，旧式的投入疏离的做法，又重新活跃起来；它强烈地吸引着新兴的一代，而对于这一代人中最有活力、最有批判性的精神来说，它的吸引力也许最为强劲。新的异见人士以充分的理由主张：在以往任何时期，对理智的异议和自由的批评的需要都没有今天那么急迫；在这方面，他们发现，旧有的疏离崇拜，依然具有意义。这些作家不喜欢当前的文化状况，也不喜欢世界的政治局势——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凭借这种厌恶，对于思想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观念。但是，我相信，这一观念过分简化了历史，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不真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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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38 这些作家提出的问题是：一旦接受疏离是难以抗拒的道德律令，那么，启蒙人们认识我们社会状态这一任务，是会得到推进，还是受到阻碍？他们的论证主旨表明了，无论如何，从3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不满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前，他们会抱怨说，美国学者或文人的角色和任务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甚至都没有被视作正当的，因此，他们缺少认可、鼓励和体面的收入。而如今，尽管这样的抱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一种持续不断的、新的论调悄悄钻入了过去二十年间的作品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当知识分子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机遇，赢得了产生影响的新的契机时，他也由此在不易察觉之中变得腐化堕落；一旦赢取了认可，他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甚至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出售给他的这种成功，其代价被看作是难以承受的。当他在大学、政府或大众媒体的工作中任职，他就变得安逸，甚至也许达到小康，但是之后，他就让自己适应了这些机构的要求。他失掉了愤激这一珍贵的气质，而这恰恰是作家的第一流创造性的必要条件；他失掉了否定和叛逆的能力，即率直的社会批评的必需因素；他也失掉了杰出的科学工作所需要的那种进取心和不在意目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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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40 再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要么是，因自己被驱逐出财富、成功和名誉而大加痛斥，要么就是，一旦克服这种驱逐，就受到内疚感的侵袭。例如，当权力无视智识的建议时，他们就会烦扰不安，但是，当权力向智识咨询建议时，由于他们恐惧腐化变质，故而会更加烦乱。还是用欧文·豪教授的话说：当资产阶级社会拒斥了他们，那不过又是一件证明这一阶级庸俗的证据；当它给了他们“荣誉的地位”，它就在收买他们。知识分子不是受到排斥，就是被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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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42 对于任何不愿表示同情的人来说，这两种对立的不满情绪也许似乎是反常或可笑的。但其实，它们集中体现了特殊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窘境；凡是面对它们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困在他的要求极严的理想与更切近的志向和兴趣之间。异议作家表达的那种不适，是由一个事实造成的：既然知识分子的事业是国家自我批评的独立来源，那么，恰恰在这样的事业最为急需之时，就在这一历史时刻，美国社会却似乎在吸收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们承受批评，并不是因为感到了不适，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情绪的根源，即那种悲剧性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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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44 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美国的知识人士很可能最容易遭受这样的良心谴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角色是正当的。而以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为例，他们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认可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价值，认可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但是今天，那种在传统上困扰美国知识分子的内疚的负担加剧了，这既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所掌握的权力，也是由于他们心存的合理的恐慌，恐慌的对象就是美国特有的、令人气愤的精神缺失和虚伪的圣洁——我们经典的政治论著都关注到了这些方面。（我们有多少政治家敢于像成年人一样谈谈红色中国的问题呢？）不过，还有一个事实，它也许与所有这些当今存在的因素同样颇为重要，此即，不久之前，疏离传统转变为了强力的道德律令。年长一代的知识分子首先服从了这一律令，为此，他们试图按照它来行事；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它的误导，于是就认为它不再具有约束力。经历了超过二十年才醒悟，他们终获解放。当他们从不止一种视角出发来看待自身道德立场的问题时，他们就能发现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就像任何习惯于思考事情之复杂性的人一样，他们放弃了战斗姿态。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直接或间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灵感的人，却发现这一点不可原谅；他们开始加以谴责，其语言既带有青年人天生的残忍，也有政治左派人为形成的、清教徒般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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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46 今日美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几乎从其事业生涯开始就常常觉得，心乱与压力伴随着成功；这是我们文化生活的新形势造成的后果，这一形势既令人鼓舞，也叫人气恼。很久以前，1890到1914年间活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以非常的热情发动的战争，早已取得凯旋：某些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张，无拘无束地处理性、暴力和腐败的权利，抨击官方的权利，这些都彻底得到确立。然而如今，胜利却已变质。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先锋恰恰受到了体制化，它被剥夺掉了从前存在的、促使其顽强而无情地进行反抗的刺激因素。我们非常懂得如何吸收新生事物，以至于吸收力本身已经转变为某种传统——“新事物的传统”[946]。昨日的先锋实验就是今朝的时尚，明天的俗套。当美国画家通过抽象表现主义寻求艺术自由的外部界限时，若干年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油画卖到了五位数。大学校园里畅销的垮掉派，在那里被接纳为娱乐人士，而且成了精于世故、隐秘莫测的滑稽人物。在社会批评上，诸如范斯·帕卡德[947]这样的职业耶利米变为了畅销作者；而更严肃的作家，如C.赖特·米尔斯，尽管会按捺不住地主张最彻底地从方方面面拒斥美国生活，却得到了恭敬的评论和热切的阅读。大卫·雷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可以视为对美国人性格的、令人沮丧的阐述，但在社会学历史中，它是极为普及的读物；威廉·H.怀特[948]对《组织人》的辛辣分析，处处都被组织人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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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48 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严肃的作家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是令人气馁的，而不是叫人充满希望。看上去失真的成功，比失败还要糟糕。如今，所有这样的接受都依赖于庞大的自由中产阶级读者，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读者带来了温和、具有吸收力的包容，但这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回应。当作家刚刚将读者的生活方式和自我满足的妥协切除掉，读者却立刻对他们说“真有趣！”甚至有时会说“太对了！”如果一位作家并不只是考虑自己版税的多少，而实际上希望对事情的进程发挥影响，或是对自己时代的道德意识产生作用，那么这种被动的包容就只能令他感到愤怒。他不同意严肃的思想被接纳为某种消遣，而不是挑战。通常来说，他很想知道，这一错误是不是也许在于自身：是否他个人的妥协——他总是会做出妥协——让自己的教训的力量变得不再锋利，是否他从根本上完全变成了跟他指责的读者一模一样。[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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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50 人们也许会期待，这种自我追问的诚实只会带来益处；然而不幸，它导致了某种绝望，这种绝望在本质上又要求着同情，但其最终的结果，仅仅是寻求某种“立场”或姿态。看起来，异议知识人士经常觉得，他们会由于身为知识分子而在道德上受到审判；然后，他们将自己的道德责任阐释成首先要去拒斥和破坏的责任；这样，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并不在于想象力或精确性，而是在于程度达到最大可能的否定精神。从一开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没有被视作启蒙人们认识社会，而是对它做出否定的论断——所基于的假设是，几乎任何这样的论断都想必会具有启蒙性，而且无论如何，它恢复了作家的正直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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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52 毫无疑问，为左翼代言、提倡疏离的人，意图于为某种负责任的抗议政治创建一个基础，但是，一旦考虑到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的论调就变得刺耳。然后，我们就会听见这样的话：提出“盲目无理的拒绝”[950]比做出道德妥协要更好；所论及的内容有：怀旧之情，怀念“过去的、让抵制变得容易的确定信念”；知识分子的基本需要，就是发起攻击；还有这样的危险：沦为“妓女”，或是背叛知识分子角色之基本义务的“叛徒”；社会责任与知识分子责任的所谓的对立，前者就是坏，后者就是好。这里的重点在于，虽然知识分子的疏离并没有完全被接受——这是追求真理，追求某种艺术理想的必然结果——但是，否定社会的立场或姿态被规定为产生艺术创造性、社会洞察力或道德正直性的唯一立场。这一主张所取决的观念并非在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对象，就是真理或创造性理想，而他必须准备着追随它们，即使它们令他与其自身的社会彼此矛盾；相反，它立足的观念是，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承担拒斥社会——用巴里茨教授的话说——这样的基本责任。他的疏离并没有被视为他必须直面承担的风险，而是一种义务，是他的其他所有义务的前提。疏离不再仅仅是无可改变的现实，它带有了治疗或医方的性质，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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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54 在追随疏离崇拜时，人们只需要再往前几步，就可以碰见其他要求更为严格的、拥护疏离的人；对于他们，在关键的论点上，政治左翼作家并不赞同；但相似的是，他们同样将疏离作为指导原则，并为之献身——这样的人，最好的例子是浪漫无政府主义的拥趸；最坏的，则是号召青春期叛逆的垮掉派，或是提倡道德虚无主义的人，如诺曼·梅勒，他最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倾向。疏离文学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虽然它的作家渴望维护和平、促进民主、培养文化、解放个体，但是，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讨论，莫名其妙地刻板、不幽默、不变通，甚至有时，毫无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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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56 政治异见人士的呼声所表达的疏离，至少在政治上还是有意义的；无论其多么过火，他们依然参与了同知识界其他人士进行的对话，他们也感受到了对后者的责任。而在其身后隐约耸现的、今日的垮掉派，则是相当之多的、完全独立的群体，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我们文化微恙的象征。不太可能认为，垮掉派比政治异见者还要左倾——用流行的隐语来说，异见人士已经绝对够远了。按照我之前尝试界定知识分子气质时所用的表达来讲，政治异见人士频繁地受到自身虔敬性的压制，但是垮掉派带着游戏性私奔而去。在思考社会时，他们倾向于认同异见派对商业主义、大众文化、核能军备、公民权利的看法，但是整体上，他们退出了与资产阶级世界展开的严肃的论辩。垮掉派所代表的这一类型的疏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脱离关系（disaffiliated）。[951]他们走出了古板者的世界，[952]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放弃了严肃的理智成就以及持久的社会抗议所要求的职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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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58 垮掉派以自己的方式，拒绝理智主义之路，他们沉浸于感觉的生活——按照劳伦斯·立普顿关于垮掉派的令人启发的作品《神圣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的题目所言，也可以同情地称之为倒错圣徒的生活；其标志就是，安于贫困，虽然做事，但情愿不要事业和固定收入带来的满足感。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对垮掉派报以同情的评论者也倾向于承认，这一派人士并没有写出太多优秀的作品。也许最终，对于我们的文化，他们做出的大部分独特贡献就是他们使用的有趣的隐语。他们的文学实验似乎主要就是形式上的松散无羁，但就如达达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一样，看起来并没有提供新型的才思或奇想，也没有像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做法那般，承诺要开启新的散文方向。看上去，这一思潮未能超越它的青春期的心血来潮。当杰克·凯鲁亚克建议“去掉文字、语法和句法的限制”，并且提出“除了修辞的激昂和抗辩的陈述，其他准则一概不要”时，人们会觉得，他在表达上并不相近于上述那些之前的文学实验，而是接近于进步教育的狂热分子对儿童的纵容倾向。如诺曼·波德霍雷茨[953]所论：“垮掉派的原始主义……为反智主义起到了掩护的作用，这真是令人不快，结果，它让普通美国人对蛋头的仇恨似乎显得正确而有益。”[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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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60 按照垮掉派的退出风格，他们继承了波希米亚式的传统，但是，较之老的波希米亚派，他们似乎并不幽默，也没有自我间离，而且极其不看重个体性。哈里·T.摩尔[955]曾经指出：“天才的个人通常都无拘无束，没错，尤其在艺术领域；但是，群体的无拘束是另一回事。大多数垮掉派人士都不具备充足的有关历史和政治学的正规知识，因此不能合理地看待这些方面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不喜欢和不信任古板者的世界，这就够了……”[956]他们的群体无拘束和群体不作为这一吊诡的信条，令人想起了某位本科生在一部严肃的论现代文化的论文中所说的一句难忘的话：“除非个人退出成群的大众，否则世界不会得到拯救。”垮掉派有一个特征，总是很容易让他们在大众媒体和古板者的文学中受到嘲讽，这就是奇特的整齐划一——垮掉派的这一特点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有着自己的服饰。他们创造出了新的悖论：疏离的顺从。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让疏离的姿态受到丑化，以至于其他倡导疏离的人，都认为垮掉派是背叛者，而且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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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62 于是，非常可以理解，更坚定地提倡疏离的人会认为，垮掉派代表了婴儿般的无序；驳斥他们的，不仅有愤怒的垮掉运动的始祖王红公（肯尼斯·雷克斯罗斯）[957]，也有基本上心存同情的批评者，如诺曼·梅勒，他高度评价了垮掉派追求感官和性欲满足的做法，但是，他难以容忍后者的被动和缺乏自信。几年前，《异见》刊载了梅勒的一篇名文，题为《白黑人：对嬉皮士的浅思》（“The White Negro: Superficial Reflections on the Hipster”），其中，他提出了最为直率的理由，主张一种真正坚决的疏远。梅勒想要将嬉皮士抬举到高于垮掉派的地位，前者意识到了生活的根本的恐怖，这一意识类似而且源自黑人，“因为没有哪个黑人能在街上闲庭信步，而且真的确定，暴力不会在他走路时降临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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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64 这种准备着直面暴力和死亡并且与之同生的态度，如今成了首要的美德，因为我们的集体状况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二选一：原子战争造成的速死和“顺从的缓慢的消亡”。梅勒对嬉皮士提出的褒扬之处，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们愿意接受死的挑战，这一挑战也即：“让自己脱离社会，无根地生存，开启未知之旅，通向对自我的背叛律令。简言之，无论这样的生活是否违法，抉择都是，鼓励自身之中的精神病，探索这样的经验领域：在那里，安稳令人乏味，故而属于病态……”嬉皮士具有自己的“精神病的才气”，这才华不是很容易传达，因为“嬉皮风代表了巨大丛林中原始智者的老练，所以，它的吸引力始终超出了文明人的理解”。嬉皮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梅勒估计，这一族群最多也就有十万名自觉成员——而是在于“他们是精英，能够无情的精英，［使用的］语言，大部分青少年都可以本能地理解，因为嬉皮士的强烈的生存观符合他们的经验和想要叛逆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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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66 如果由此促成的生活事实上证明是违法的——比如说，两个小流氓打烂了糖果店老板的脑袋——那么梅勒表明，虽然这一行径的英勇程度不足以“具有治疗作用”，但是至少，“这还是需要某种勇气的，因为流氓谋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五十岁的弱老头，而是一个制度；流氓侵犯了私有财产，也与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时将危险的元素引入了他的生活。故而，流氓敢于去做未知的事情……”[958]当然，之前倡议疏离的美国人从来没有过如此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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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68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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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70 围绕着疏离的正确风格以及疏离表达上的局限，垮掉派、嬉皮士和左翼分子的代言人展开了争论；但是，他们又都确信一个共同的信念：存在着某种可以推荐的正确的风格、立场或姿态，它会以某种方式释放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或是维持社会批评家的能力，保护他免于腐败。他们的疏离是一类自在的价值这一信念，具有双重的根源，一是个人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在资产阶级世界的所有地方，创造性人才的地位已然令我们意识到创造性个体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持久的紧张关系。此外，西方国家的艺术界和知识界越是对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觉，他们就越会敏锐地发现，按照社会本身的条件，它难以为天才甚或杰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但它又必须随着后者的出现，接受他们。人们越是观察具有创造力的伟大榜样，那么有一点就越发明显：创造性人物通常并不“可亲”，也不适应环境，不随和，不温和；而天才往往伴随着某种个人的错乱，社会必须容忍这样的错乱，如果它想要利用天才的话——埃德蒙·威尔逊在《伤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讨论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神话时，考察了这一问题，最值得当代铭记。美国艺术家的敏锐的疏离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继承自浪漫主义；而对于思想家的疏离，其主张社会价值的理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表述的，这一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焦点时刻，资本主义制度会被它的许多知识分子抛弃，后者不再依附于腐朽中的秩序，而是让自己顺应这场在历史中即将到来的抛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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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72 一旦人们接受了如下看法：对某些艺术或政治价值的认定必然会导致疏离，那么就会轻易滑入这样的假设：疏离是一种自在的价值。这就像是在设想：由于天才普遍“喜怒无常”，故而，通过养成这样的气质，人们就可以开始拥有天才的表现。当然，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主张：年轻作家，比如说培养沉迷赌博的嗜好，就能指望发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不过，只要这样的假设没有被揭露出来，那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信念：除非知识分子培养了正确的个人风格，否则，他们不可能自我实现。正如喜怒无常可以被误解为通往天才的途径，因此，针对世界的、正确的好斗立场也能被认为可以替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工作。论述疏离的严肃作家，并不想维护这样的观念，但是，在他们的最激昂、最极端的陈述之中，它自行地将自己主张为一种基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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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074 此外，美国生活中压抑文化的种种方面，总是令美国作家在想象中寻求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它是典范，是理智生活的理想环境，可以对立于他们自己的社会。19世纪的美国学院人士参照了德国大学，艺术家则关注法国或意大利的艺术圈，而作家们则注重法国文豪的地位。[959]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理想型都黯然失色，但曾经，它们在美国文化生活的自我定义和提升上，还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而欧文·豪教授则处于一条非常古老的传统中，他寻求的，是这样的理想社会：其中的作家可以觅得庇护之所，摆脱个人与社会的斗争，或是找到一个支点，支持自信的抗议。既然欧洲不会再满足需要，那么对于他而言，剩下的就是普世的波希米亚之国；他将其树立为样板——很不幸，现在已经遭弃——这提供了自由和创造性的关键。但是，关于这一点，必定也可以提出一些反驳意见。没有人愿意拒绝，波希米亚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上的价值——然而，这一价值难道不是主要在于，它只是在个体生涯的早期过渡阶段赋予了他一个避难之地？在青年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涯中，有一段时期，其特征就是实验主义，是寻求身份和风格，寻求免于责任的自由；这一阶段，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是，世界重要的文学作品里，只有一少部分，其作者生活在波希米亚圈中；如果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成熟和多产之年，那么这一观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看起来，这一点似乎突出地符合我们自己的民族经验。在这个国度，第一流的作家比起次要之辈，更加离群索居。欧文·豪教授曾经指出：康科德就有点像先验主义者的波希米亚圈；这一说法虽然别扭，但也许可以当作玩笑来接受，不过不能作为史实。康科德是脱离波士顿的隐避之乡，康村的知识分子厌恶波市；然而，它提供的，并不是那种可以认为与波希米亚圈有所联系的社会，而是小得惊人的知识分子团体。人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比如，梭罗与爱默生、霍桑与其邻居都切断了关系，或是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跟几乎任何人都缺乏组织关联，那么就可以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是何等正确：尽管在外部环境上，康科德呈现了近似之处，但它并未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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