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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对于关注有效政治异见的批评者来说，波希米亚的历史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诚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国家的历史出现了辉煌的时期，那时，美学实验、勇敢的社会批评以及波希米亚生活，似乎会聚一起——比如马克斯·伊斯特曼[961]时代的旧版《群众》就是代表。但是整体上，独特的波希米亚风格倾向于个体的浮华与私人的叛逆，而不是任何较大程度上的政治效果——而至少在这方面，垮掉派处于波希米亚的传统中。如果在考虑行动时排除波希米亚社区，这令人沮丧；但是，为了严肃的创造性或政治性目的，而提议波希米亚生活，这却是在波希米亚之上放置了将它压垮的期望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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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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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官方认可的机构”，疏离的倡议者流露出了厌恶，这一情绪表明了更根本的、对智识与权力建立联系的厌恶。有一个看法令人惶恐，即当知识分子进入官方批准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会一下子让我们所有大学教授脱离理智生活），他就完全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可以认为，这样的观念粗略地表述了真实的问题：在创造性事业的律令，与进行这一事业的机构所提出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和。很久以前，学者们就不得不认识到，在这样的机构中工作，比起不靠机构的支持而生，前者的个人成本要小于后者的生活成本。的确，他们别无真正的选择：他们需要图书馆和实验室——也许，甚至还需要学生——但只有机构才能提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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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想象力的作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学院生活的便利设施和要求并不完美地适合于想象力的天才，它们让真正的创造性气质感到局促不安。此外，学院生活的条件也让一个人的经验范围变得过分狭隘；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是由“创意写作”课的学院教师来写成，那一想到文学会是何种模样，就真是令人难受；因为这些教师的主要经验是在这样的课程中自我训练出来的。如果天赋异禀的诗人担任委员会成员，把时间花在修改新手作品的过程上，那也是浪费——用曼肯的意象来说，就是陷入土豆汤的蜂鸟。[962]但是，学院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的部分或暂时的支持，已经通过许多人的事业生涯证明了它具有助益；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结果常常是创造出失意的、文化上的流氓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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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学科中的、受专家知识问题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仅仅象征了另一个更为重大、更为紧迫的问题，即智识与权力的关系：我们几乎本能地反对知识同权力的离异，但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现代信念，又反对它们的联姻。不过从前，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古代异教世界的伟大知识分子、中世纪大学的博士、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都寻求知识和权力的联结，他们以并不乐观和天真的态度，接受其中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与权力结合，知识会在实际中得到推广，正如，当权力联系知识，前者可以变得文明。我之前已经讲过，在国父时代，知识和权力是通过什么条件建立关系的，这合乎如下的理想：当知识与权力配对时，在相同的社会圈中，往往也在相同的领袖人物中，它们或多或少是平等的。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就像某些现代批评者似乎认为的那样，建国之父比我们更优秀，尽管他们很可能就是更优秀。这不仅仅是因为，杰斐逊读的是亚当·斯密，而艾森豪威尔读的却是西部小说。相反，根本的差异在于，18世纪社会是非专门化的。在富兰克林的时代，人们依然有可能在自己的柴棚进行某项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实验；而有才华的政界外行，也可以去种植园，去律政所，去外交部。而今天，知识与权力是已然分化的功能活动。当权力向知识求助时，随着它越来越必须如此，那么它所寻求的，就不是智识，而是专家知识；前者被认为是自由思辨和批判性的功能活动，而后者则会服务于权力的需要。通常，权力并不尊重无功利的态度，而这是专家发挥正确功能的核心——曾经，一个大州的州长召集了若干名杰出的社会学家来开会，要针对一个当前的争议问题安排民意调查；然后，州长仔细地向他们概括了这次调查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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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典型的权力者仅仅想要作为工具的知识，那么现代美国的典型的知识人就是专家。之前我讲过，专家知识的功能基本在于：重又让知识分子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股力量。不过，相关的问题是，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能真正地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他会不会完全成为脑力技工，用H.斯图尔特·休斯[963]的话说，按自己雇主的吩咐来工作。对于这一问题，就大学还有其他官方认可的机构而言，我认为，答案并不容易，也没有那么绝对；真正的回答几乎肯定不会悲观到可以满足现代知识分子的感伤的地步。事实情况是，美国教育的大部分目标，都完全而且公开地生产那些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专家：当这样的人进入政府、商界或大学中任职时，他们并不会一下子成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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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真正的理智成就而且也有可能为权力服务的人，他们的状况要更加复杂。以反思性心灵著称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成了印度或南斯拉夫大使，或总统班底的成员，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吗？当一些人从靠近权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并且接受那些一旦获得权力就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某些回答不可能像知识分子一样。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人的选择，不能将它硬塞进被迫的疏离道德观的条条框框中：无论一个人是不是要牺牲一部分他的批评自由度，而寄希望于，权力可以更服从智识的建议；还是说，由于浮士德式的冲动，他甚至要去认识这个不可能通过学院视角来轻易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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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权力建立联系，有些知识分子放弃了一切想法，他们非常清楚——几乎太清楚了——自己无权无力的状态有益于带来某些启示。他们很容易忘记：进入权力，参与权力问题，这也许提供了其他的启示。批评权力的人企图通过作用民意来影响世界；而权力的联系者则试图直接让权力的运用顺从于知识界的思想。这两种功能活动不一定相互排斥，也不一定彼此敌视。每一种都包含了某些个人的和道德的风险；当一个人甘冒风险时，不可能让这种个人的选择变成普遍的律令。权力的批评者有一个特别的思想缺陷，他们没有理解权力的运作所依照的限度。而他们特殊的道德缺陷在于，过分关注自己的纯洁性；但是，这样的纯洁在不用负责的地方就可以轻易获得。对于向权力者出谋划策的专家来说，他的典型缺陷则是，不想让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批评的源泉来产生影响。他也许失去了脱离权力的能力，因为他专注于权力的视角。有一些美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被排除在权力和获得认可的地位之外，在他们看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突然与权力产生关联，这会太过诱惑，因此令人在理智上变得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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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关键之事，如我所言，在于个人选择；但是对于社会整体，重要之处则是，知识界不应该令人无奈地两极分化：一部分是技工，仅仅关心权力，暗中接受了权力施加给他们的条件；另一部分则是有意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关注维持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让自己的思想产生效用。毫无疑问，专家会存在，而或许，批评家也会存在，他们能从精神上走出自己的社会，毫不留情地看待社会的种种设想；他们有着足够的人数，充分的自由，足以令他们具有存在感。也许，两派的争议，有可能会继续存在，知识界内部也将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权力世界与批判世界之间斡旋。如果是这样，知识界就会避免这样的危险，即分裂为两个彼此敌视、拒绝交流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疾病；但它还是具备健康之处，比如组成社会的种种元素的多元性，以及它们彼此互动的自由。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意在于服务权力，那就会是悲剧一场；但假如，与权力有关联的所有知识人士也不得不相信，自己同知识界不再有任何联系，因为他们的结论几乎必然就是，自己只为权力负责，那么，这同样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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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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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一篇见解透彻的论述历史的文章中，马科斯·坎利夫命名了两类属于我们理智成就的知识分子：一是神职型（柯勒律治首先使用了这个词），它包括的作家，极为接近自己社会的主要设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的代言人；二是先锋型，他们深深地疏离于这些设想。[964]在我们知识分子传统的创造性才华和原创之力中，最优秀的部分来自先锋型，而神职型也拥有自己的杰出人物。富兰克林、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是神职型；还有库珀、爱默生（至少在其成熟时期）、大法官霍尔姆斯、威廉·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沃尔特·李普曼。先锋型的名字更加令人难忘，但是，有趣的智者和重要的人才，种类如此之多，使得还有第三份名单，也是叫人印象深刻，其中包含的人物，有着混合的动机，以至于不可能将其归入上述两类：例如马克·吐温，他在同一个分裂的心灵中，体现了疏离的极端和接受的极端；而亨利·詹姆斯也是如此，尽管方式不同。但，不，最终令我们至为铭记的，是重要人才的难以捉摸，而不是他们的易于肤浅的归类。在疏离问题上，这一点当然适用，但就心灵状态和生活方式而言，则更加成立。这方面，引人关注的，不是单一模式的存在，无论波希米亚式，抑或布尔乔亚式，而是广度和多样：人们可以想想隐居阿莫斯特的艾米丽·狄金森，有着多面、强健生活的沃尔特·惠特曼，保险经理办公室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从事银行业和出版业的T.S.艾略特，行医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如果人们比较一下，如约翰·杜威和查尔斯·S.皮尔士[965]，托斯丹·凡勃仑和威廉·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马克·吐温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爱默生和爱伦·坡，亨利·亚当斯和H.C.李[966]，亨利·米勒和威廉·福克纳，查尔斯·A.比尔德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伊迪丝·沃顿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么就能发现，试图规定唯一一种模式，这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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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何一位作家或思想家能够将自己视为拥有潜在多产性的智慧之人时，他就已然诞生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同时被赋予了仅仅在一些有限的方面才能适应的品格与气质。这就是命运赐予他的限度，而他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与托斯丹·凡勃仑的生活——他们是同时代人，在热情，在广博的理智精神、超然的讽刺天分上，他们是相似的，但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他们并不相近。两人都试图在事业生涯的开始重塑自己——对于霍尔姆斯，他想进入某种波希米亚圈，抛弃自己的婆罗门阶级的遗产；而凡勃仑，想做一个优秀的研究员，打算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但他们全都徒然无功。霍尔姆斯看待生活的方式相当自然，其立场属于一个在历史中根深蒂固、在社会上安稳牢靠的阶级；他用了很长时间，终于进入了一所我们“官方认可的机构”；公认的是，在那里，他并非没有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而且也做了有用的工作。但凡勃仑，则成长在洋基文化与挪威移民文化的共同的边界上，他没能认真对待前者的价值，而后者也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这注定了，他永远是一个边缘人，完全疏离于美国的主流信念。作为学者，如果他想要有一项事业，他就必须要在官方认可的机构中从事它，但是，在每一所他工作过的大学里，他都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严重不安的源头。我认为，某种本能的智慧促使他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当世界做出了友好的姿态。他必定意识到，他特殊的天才有一部分就在那种乖僻的性格中，而正是这一性格不断给他带来个人的麻烦。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的工作中大部分容易受到责难的地方，其源头就是这种乖僻；但是，它也让辛辣尖刻的风格保持了锐利，这一风格让他成了慢条斯理的、社会学的斯威夫特，成了他的时代中最有原创力的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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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风格都有可能存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以激情和叛逆著称，也可以发现其他人以高雅和华丽、节俭与严苛、聪明和复杂，或耐心与智慧闻名，还有一些人大体上能够做到遵守和坚忍。关键之处就是开放与宽宏，需要这两者来包容多样的优点；如此的多样性，甚至在一个单一而相当偏狭的社会中也能发现。预言自由文化的崩溃或高等文化的消失，这种教条的、悲观的说法，也许对，也许错；但是，关于这样的预言，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们灌输的，更有可能是自怜和绝望，而非抵抗的意愿，也不是充分利用人的创造性活力的信心。当然，在现代环境下，选择的途径有可能正在关闭，主宰未来文化的人，也有可能思想单一，只接受这种或那种信念。这有可能；不过，只要人的意愿的砝码，投入历史的天平上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那么活着就要相信，情况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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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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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缘起于1953年4月27日，我受邀赴密歇根大学进行第一场海沃德·肯尼斯顿讲座（Heyward Keniston Lecture）。这次演讲，后来以略作扩展的形式刊行，即《美国的民主与反智主义》（“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密歇根校友评论季刊》（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1953年8月8日；它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提出了各种尚未解决的议题；我觉得必须要继续处理它们。本书的不同部分，都曾做过讲演，这至今对我颇有助益：第一次是为剑桥大学众多本科生历史社团，1958—1959学年，我在那里担任美国历史与制度的皮特讲席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之后，是1961—1962学年，俄亥俄州海勒姆（Hiram）的海勒姆学院，斯佩里和哈钦森讲座（Sperry and Hutchinson Lectures）；南加州大学，海恩斯基金会讲座（Haynes Foundation Lectures）；史密斯学院，齐斯金德讲座（Ziskind Lectures）；最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1962—1963年秋季学期，我是该校人文科学理事会（Humanities Council）高级访问学者以及1932届讲座教授（Class of 1932 Lecturer）。对于上述院校的许多人士，我要感谢他们的盛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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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特殊方面，在进行时，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以及教育发展基金会（Fun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之“美国历史中的教育角色”委员会项目的资助。卡内基公司的赞助，让我可以将整个休假年用于这一研究，若非如此，我不可能提前完成，并且获得充分的科研帮助。而哥伦比亚大学慷慨地安排了自由时间，但是，仅仅提及这一点，还不足以感激我从研究生，到成为历史系一员的这二十五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收获的诸多思想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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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翠丝·凯薇特·霍夫施塔特（Beatrice Kevitt Hofstadter）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文本和实质内容上的批评，其价值不可估量。我的同事，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都阅读了整部书稿，给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在撰写本书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助理小菲利普·格雷文、卡罗尔·格鲁伯、尼尔·哈里斯和安·莱恩都在原始材料方面，收集了丰富的资源。几年间，许多友人纷纷襄助，或是讨论我的看法，提出意见，引导我注意新的资料，或是检读某些章节的草稿；我要谢谢丹尼尔·亚伦、丹尼尔·贝尔、李·本森、约翰·M.布卢姆、卡尔·布里登博、保罗·卡特、劳伦斯·克雷明、芭芭拉·克罗斯、罗伯特·D.克罗斯、马科斯·坎利夫、斯坦利·埃尔金斯、朱利安·富兰克林、亨利·F.格拉夫、罗伯特·汉迪、H.斯图尔特·休斯、爱德华·C.柯克兰、威廉·L.罗希滕贝格、埃里克·麦基特里克、亨利·梅、沃尔特·P.梅茨格、威廉·米勒、欧内斯特·内戈尔、大卫·雷斯曼、亨利·罗宾斯、多萝西·R.罗斯、欧文·赛恩斯、威尔逊·史密斯、杰拉德·斯特恩、约翰·威廉·沃德、C.范·伍德沃德、欧文·怀利。我的思想所引起的大部分对谈，都以争论的方式进行，而且未能解决，故而，如果认为这些朋友中，有谁会赞同我的观点，那就尤为出乎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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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像本书这般的探究，覆盖领域如此之广，与该书作者必须利用的种种专题研究一样，都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我希望，我的脚注指明了令我受益的来源，然而毫无疑问，对于当代美国的史学成就给我的全部恩惠，脚注未能加以致谢。当考虑我引用最多的书籍和论文时，我注意到，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十五或二十年间写就，而且总的来看，它们构成了相当令人敬畏的系列成果。或许，当检验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事业的状况时，也应该让这些成果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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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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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经典作品，1964年获普利策奖（非虚构类）。该书集中研究了美国自新英格兰殖民地时代到冷战时期，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存在的反对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理论科学、理智精神、专业知识和基础研究的倾向；这样的倾向急功近利，追求直接的效果，忽视纯粹思辨和批判思维，它往往主观认为（或误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不接地气，需要实践锻炼，从而无视知识界对于现实生活的（有时是间接的）参与、影响和用途。从此书开始，“反智主义”一词成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术语，这一概念涵盖的现象也开始受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近些年来，这种思潮的言行又在美国社会中凸显出来，毕竟，按照作者的描述，它始终都是美国精神生活的核心特征与主要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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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非反智现象的泛泛记录，而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借助历史和社会材料，考察了美国反智主义的起源和蔓延。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保持了宽容、克制、不偏执的心态，在坚持理智引导社会这一根本原则的同时，他并没有对反智主义谩骂斥责，而是以客观分析和冷静批判的态度指出这种倾向的实质、意义和弊端所在；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无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甚至在知识分子内部，反智主义都是普遍存在的倾向。而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和弱点也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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