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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林克：《威尔逊：新自由》，第8章。沃尔特·李普曼在《偏离与掌控》（Drift and Mastery）中对这一观点做出了经典的表述，尤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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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总统的自满》（“Presidential Complacency”），《新共和》，第I卷（1914年11月21日），第7页；《威尔逊的精神世界》（“The Other-Worldliness of Wilson”），《新共和》，第II卷（1915年3月27日），第195页。对于《新共和》组织与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关系，查尔斯·福尔塞（Charles Forcey）的《自由主义的十字路口，克罗利、威尔、李普曼和进步时代，1900—1925》（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Croly，Weyl，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00—1925，纽约，1961年），在这方面颇为有益。关于新自由在1914年时陷入的僵局，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的挫折，见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的《进步时代，1910—1917》（The Progressive Era，1910—1917，纽约，1954年），尤见第6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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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New Freedom，威尔逊的竞选纲领和核心，也是他执政第一届任期的基本理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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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Cosmos Club，波士顿社交场所，成员多为政法界和学术界人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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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戈登·霍尔·格鲁德（Gordon Hall Gerould）：《教授与广阔的世界》（“The Professor and the Wide，Wide World”），《斯克里布纳氏》（Scribner’s），第LXV卷（1919年4月），第466页。格鲁德认为，这段经历之后，对教授的态度不再可能是高高在上了。另有人写道：“以往，都说教授……有学问，如今，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们变得睿智起来了。”《遣散的教授》（“The Demobilized Professor”），《大西洋月刊》，第CXXIII卷（1919年4月），第539页。保罗·范·戴克认为，大学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功地证明了，他们有阳刚之气，并且实用，并非阴柔而无能。《行动中的大学人士》（“The College Man in Action”），《斯克里布纳氏》，第LXV卷（1919年5月），第560—563页。若将这一观点与西奥多·罗斯福之前的说法加以比较，还是颇为令人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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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关于研究团及其人员，见其领导者西德尼·E.梅泽斯（Sidney E. Mezes）的文章，载于E. M.豪斯（House）和查尔斯·西摩尔（Charles Seymour）编：《巴黎真相》（What Really Happened at Paris，纽约，1921年）；《美国外交关系相关论文》（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9年，第I卷，《巴黎和会》（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华盛顿，1942年）；J. T.肖特维尔（Shotwell）：《在巴黎和会》（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第15—16页。关于战时对科学的动员，见A.亨特·杜普雷：《联邦政府中的科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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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这篇值得关注的演说充斥着反智主义的陈词滥调；尽管现在难以想象它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必须认为，这是反智主义演讲的里程碑：“……这样一小撮政客，被一群高讲理论、心态偏狭、百无一用、生造术语一贯空谈的知识分子镀上了一层金……他们求助于这些破坏传统、古怪堕落、马力无限、在太阳底下论说一切的写文章的人……一波社会主义者……事事都要探究……心理学家带着X光的透视眼，将不同颜色的方巾丢到桌上，撒出半品脱的海军豆，用阴森森的腔调问你，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死于什么疾病；他们查问豆类的数量，自己却不去数。你的记忆、感知力、集中力，还有其他精神里的内脏杂碎，都贴上了标签；你被分门别类，以备将来参考。我在自己的时代已经见识过这些心理学家了，我对付过他们。如果他们被放进森林，或是一小块土豆地里，那他们可不太懂得怎么猎兔子或挖土豆来将自己从饥饿的剧痛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教授和知识分子掌管的政府。我再重申一下，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领域里还是足够好的，但是，一个靠教授来运行的国家，最终注定要沦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且爆发混乱。”《国会记录》，第65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9875，9877页（191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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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William Allen White（1868—1944），美国政治家、媒体人，罗斯福的好友和支持者，进步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支持过威尔逊，写过威尔逊的传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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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Ray Stannard Baker（1870—1946），美国记者，威尔逊的支持者和重要幕僚，也是威尔逊的研究专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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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编：《威廉·阿伦·怀特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Allen White，纽约，1947年），第199—200，208，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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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Randolph Bourne（1886—1918），美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倡跨民族的美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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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1916—1917年发行的美国艺术性杂志，伯恩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很多反战文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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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福尔塞：前揭，第292，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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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The administrative state，指行政官僚机构和文官体系作为管理中心的国家。这里暗含负面的意义，强调了这种管理方式约束民众自由，干预经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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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Babbitts，来自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指一类偏狭、守旧、功利的中产阶级和商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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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如保罗·P.范·里佩尔指出的，这促成了某种影响新型政策的特权地位，他将之描述为“意识形态上的庇护”。前揭，第324—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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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莫里本来是罗斯福的支持者，但后来渐趋保守，与之决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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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Cotton Ed”Smith，即E. D.史密斯，南方棉花协会的主要领导，所以被称为“棉花艾德”。此人体形硕大，颇为强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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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Henry A. Wallace（1888—1965），1941—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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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Trodden the wine press，史密斯用了《旧约·以赛亚书》63：3（《新约·启示录》14：20）的典故。踹酒醡指上帝的惩罚和末日审判，也可指人对上帝的信仰，这里也联系了农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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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James A. Farley（1888—1976），美国政治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邮政总长，是小罗斯福竞选成功的有力支持者。法利中学毕业，在商科学校学习，擅长实业，所以不属于知识分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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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伯纳德·斯特恩谢尔（Bernard Sternsher）未刊的博士论文《莱克斯福特·盖伊·特格韦尔与新政》（Rexford Guy Tugwell and the New Deal），波士顿大学，1957年，充分阐释了特格韦尔的声誉以及他在新政中的作用。关于其任命的争论颇有启示：《国会记录》，第73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1156—11160，11334—11342，11427—11462页（1934年6月12，13，14日）。也见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波士顿，1958年），第21章；詹姆斯·A.法利：《选票背后》（Behind the Ballots，纽约，1938年），第219—220页；H. L.曼肯：《罗斯福博士的三年》（“Three Years of Dr.Roosevelt”），《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1936年3月），第264页。对于新政专家的地位，更深入的见解，见理查德·S.柯肯德尔（Richard S. Kirkendall）未刊的博士论文：《新政专家与农业政治》（The New Deal Professors and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威斯康星大学，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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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第CXV卷（1933年6月3日），第8页。事实上，作为确定的组织，智囊团是为了1932年竞选而成立的，竞选结束，它就不存在了。我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论述它，遵循了当代人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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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Jerome Frank（1889—1957），美国法学家，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新政中并未发挥才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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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著名政治家，长期担任国务卿，因为推动联合国的成立，194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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