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4441
[639]关于美国历史中的社会流动性，对这方面重要文献的概述和评价，见伯纳德·巴伯尔（Bernard Barber）：《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纽约，1957年），第16章；约瑟夫·A.卡尔（Joseph A. Kahl）：《美国阶级结构》（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纽约，1957年），第9章；西摩尔·M.李普塞特和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伯克利，1959年），第3章。
1704904442
1704904443
[640]Vanderbilt，指美国富商科内利尤斯·范德堡（1794—1877），他就是白手起家。他的绰号是“海军准将”，因为干过船运。——译注
1704904444
1704904445
[641]美国历史上相当有影响力的小说，书中宣扬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饮酒的危害，因而推动了美国的家政崇拜思潮（Cult of Domesticity）和禁酒令。——译注
1704904446
1704904447
[642]引自弗里曼·亨特：《价值与财富》（纽约，1856年），第350—351页。仅仅几年前，伦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评论说：“是时候了，富豪不该再因为获取财富而觉得可耻了。是时候了，暴发户这个词应该视作荣誉。”西格蒙德·戴蒙德：《美国商人的名声》（剑桥，马萨诸塞，1955年），第2页。
1704904448
1704904449
[643]丹尼尔·马洛里（Daniel Mallory）编：《亨利·克莱阁下的生平与演说》（The Life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Henry Clay，纽约，1844年），第II卷，第31页。
1704904450
1704904451
[644]Spiritually，本章的关键词，不是指一般的精神，而是指新教意义上的属灵的、灵性的、信仰的。——译注
1704904452
1704904453
[645]怀利：《美国的自我奋斗者》（新布伦斯维克，新泽西，1954年），第3和4章。
1704904454
1704904455
[646]同上，第35—36页。
1704904456
1704904457
[647]匿名：《为什么我从不雇用有才之人》，《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第XCVII卷（1924年2月），第12，118，122页。
1704904458
1704904459
[648]查尔斯·F.瑟温（Charles F. Thwing）：《大学训练与商人》（“College Training and the Business Man”），《北美评论》，第CLXVII卷（1903年10月），第599页。
1704904460
1704904461
[649]关于针对教育的态度，见怀利：前揭，第6章；柯克兰：《商业界的梦与思，1860—1900》（伊萨卡，纽约，1956年），第3和4章；摩尔·科蒂：《美国教育者的社会思想》（The Social Ideas of American Educators，纽约，1935年），第6章。
1704904462
1704904463
[650]柯克兰：前揭，第69—70页。
1704904464
1704904465
[651]柯克兰：前揭，第101页。
1704904466
1704904467
[652]W. A.克罗夫特（Croffut）：《范德堡家族及其财富史》（The Vanderbilts and the Story of Their Fortune，芝加哥和纽约，1886年），第137—138页。
1704904468
1704904469
[653]伯顿·J.亨德里克：《安德鲁·卡内基传》（纽约，1932年），第I卷，第60页。
1704904470
1704904471
[654]《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纽约，1902年），第113页。
1704904472
1704904473
[655]怀利：前揭，第96—104页。
1704904474
1704904475
[656]乔克托人是印第安人的一支。卡内基认为，古典知识关乎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也是外族，其语言文化对于美国人毫无用处。——译注
1704904476
1704904477
[657]《商业帝国》，第79—81页；参见第145—147页。
1704904478
1704904479
[658]柯克兰：前揭，第93—94页。
1704904480
1704904481
[659]怀利：前揭，第113页；见第107—115页，很出色地简述了1890年之后商业界对教育的态度转变。
1704904482
1704904483
[660]见法兰西斯·W.格里高利（Frances W. Gregory）与艾琳·D.诺伊（Irene D.Neu）：《19世纪70年代美国实业精英：其社会出身》（“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lite in the 1870’s：Their Social Origins”），载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编：《企业人》（Men in Business，剑桥，马萨诸塞，1952年），第203页；可比较19世纪70年代一批人与1901—1910年一代，后者见于威廉·米勒的《美国史学家与商业精英》（“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Business Elite”），《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IX卷（1949年11月），第184—208页。在19世纪70年代，37%的高管接受过大学教育；在1901—1910年，数字为41%。关于官僚制企业的职业经历的出现，见米勒的论文：《企业官僚制中的企业精英》（“The Business Elite in Business Bureaucracies”），载《企业人》，第286—305页。
1704904484
1704904485
[661]马布尔·纽克默：《大企业高管》（纽约，1955年），第69页。在1950年，作者得出结论（第77页）：“公认的是，大学学位是在大公司取得事业成功的入场券，即使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也许是体力劳动。”约瑟夫·A.卡尔在其《美国阶级结构》（纽约，1957年），第93页的研究中颇有启发地指出：“对于当代美国，如果要用唯一一种极为简化的、作为阶级差异基础的区分，来取代马克思的过时的划分，那么回答就是：拥有大学学位。”
1704904486
1704904487
雇主有时会对成为自我奋斗者这一理想表达某种仪式般的忠诚，为此，会让明显注定成为高管的新雇员，从次要岗位上接连迅速晋升。这美其名曰从基层学习业务，但这一做法主要是推荐给高管的儿子或女婿。
1704904488
1704904489
[662]小威廉·H.怀特：《组织人》（铁锚版，1956年），第88页。
1704904490
[
上一页 ]
[ :1.7049044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