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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学校的转型》，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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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这部著作的瑞典语版1900年出版，1909年出版的是英译本。艾伦·凯在1899年年末撰写该书，这一点恰恰象征了该书的主旨：20世纪是儿童的时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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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语出《新约·路加福音》1：66，指施洗约翰的出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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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见G. R.格伦（Glenn）：《孩子将来会怎么样？》（“What Manner of Child Shall This Be？”），全国教育协会，《会议记录》，1900年，关于这里还有其他地方的引文，见第176—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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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当然，这并不符合诸如查尔斯·威廉·艾略特这样更传统而没有福音派色彩的教育家的观念，他曾经这样写道：“一个教育机构的政策，无论对于哪个年级，都不应该由最无能的学生的需求来决定……”《教育改革》（Educational Reform，纽约，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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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用了《新约·路加福音》15：3—7和15：11—32的典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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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杜威《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的核心观点：education is growth，教育就是让儿童如自然物一样自然生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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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Froebel（1782—1852），德国教育学家，受谢林哲学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注重自然和人的神性的教育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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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弗兰西斯·W.帕克：《谈谈教育学》（Talks on Pedagogics，纽约，1894年），第3，5—6，16，23—24，320—330，383，434，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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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19世纪于美国兴起的以研究儿童为中心的运动，主张对儿童及其教育进行探索。1912年，儿童研究协会也因此成立。该运动的理论导师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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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G.斯坦利·霍尔：《以儿童研究为基础的理想学校》（“The Ideal School as Based on Child Study”），《论坛》（Forum），第XXXII卷（1901年9月），第24—25页；约翰·杜威：《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1897年；新版，华盛顿，192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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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我的教育信条》，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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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Trailing clouds of glory，语出华兹华斯的《颂诗：永生之喻示》（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第五节。这首诗赞美了儿童，开篇还引了自己《我心雀跃》一诗中的几句提示主旨，第一句即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这句和整首诗都是新教育派浪漫的儿童哲学的来源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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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这种语境中，人们会想起卢梭在《爱弥儿》里说的话：“我一不让孩子上课，我就去除了令他们难受的首要原因，也就是书本。阅读是童年的祸根，但它是你能为儿童找到的几乎仅有的消遣。十二岁的爱弥儿还不知道书为何物……当阅读对他有用时，我承认，他必须学习去读，但到了那时，他只会觉得这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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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霍尔：前揭，第24页；黑体字后加。关于下面几段中的引文，见第25，26，30，39页。参见弗兰西斯·W.帕克的观点：“我想说出下面这些用黑体字写出的话，我们不想宣称，自然是中心，也不想宣称，历史和文学是中心；我们要宣明的是，儿童是中心，这一存在，这种上帝的最高造物，通过它的身体、心智和灵魂的规律，自行决定了其成长的本性和条件。”《科罗拉多丹佛的赫尔巴特俱乐部公开会议讨论》（Discussions at the Open Session of the Herbart Club，Denver，Colorado），1895年7月10日（1895年），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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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来自古希腊文的σχολ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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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对这一目标的表述，要等到下一代教育者了。见前，第一章的“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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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我觉得下面这个提议尤其富有洞见：“富家子弟，通常过早地具有个性或者过于个性化，尤其是在他们还仅仅是孩子时，他们必须要加以规训，使之服从；与之相反，贫家子女通常个性化不足，应该宽纵。”比起霍尔在追求“自然”方式时所表明的意思，这里则体现出了对社会环境的更深刻的敏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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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这两个例子见于阿尔伯蒂：《重组高中课程》，第472—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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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民主与教育》（纽约，1916年），第5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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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民主与教育》（纽约，1916年），第117页。在一部更早的作品中，杜威就说过：“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相同的。确立任何外在于教育的目标，为它提供目的和标准，这等于剥夺了教育过程的大部分意义，而且会致使我们在应对儿童时依赖错误和外在的动机。”《我的教育信条》，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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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参见博伊德·H.博德（Boyd H. Bode）的批评，见《十字路口上的进步教育》（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纽约，1938年），尤其是第73页及以后。在各种批评中，我发现这部著作，还有I. L.坎德尔的《对不确定的崇拜》（The Cult of Uncertainty，纽约，1943年）都极具启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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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古德温·沃森（Goodwin Watson），引用来自I. L.坎德尔的《对不确定的崇拜》，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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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几乎可见《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年；芝加哥版，1956年）全书，但尤见第14—18页，以及第30—31页的重要一段，其中，他解释说：儿童的兴趣与他获得的方向之间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互动，以至于这两者会以某种动态和谐的方式产生作用。也见《民主与教育》，第61—62页；也见第133页：“在所有教育中，种种自然的或天生的能力提供了启动和限制的力量；它们并没有提供目的或目标。”1926年，杜威没有像平素那样提出温和的警告；他在一个地方说，某些进步倾向的学校中，刻意不作引导的做法“实在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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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父母或教师］将他们‘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儿童生长的正确目的，这是荒唐的，就像农民确立理想的耕作，但不管条件。”《民主与教育》，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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