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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有着虚假知识的傲慢之人，通常指教授或其爱徒。他们基本上都很肤浅。遇事动辄情绪化，或是像女人一样。高傲自负，却瞧不起那些踏实能干的人。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狂热地想要传播自己的观念。支持中欧的社会主义，反对古希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这一传承而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崇拜尼采的过时哲学道德观，以致颜面尽失甚至锒铛入狱。自命清高，经常对问题思前想后直到头脑一片混乱，最后却还是在原地踏步。心灵迂腐，缺乏生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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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菲尔德说：“这次的大选透露出一些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桩就是学究们离一般人的想法跟感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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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这种对知识分子近乎污蔑的看法。1954年，他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共和党会议上发言，提到了一位工会领袖跟他说的话：一般人民只要掌握了全部真相，通常都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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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工会领袖这样说真是令人愉悦，要知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巧舌如簧的所谓知识分子，四处宣称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犯了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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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听到了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有趣：知识分子就是唾沫横飞、说得比懂得还多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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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很关键的陈年争议——在政治生活中，专业到底有多重要？排斥专家、选用外行人的高潮也许是1957年总统任命一位连锁企业的老板马克斯韦尔·格卢克（Maxwell Gluck）为驻锡兰[§]的大使。1956年，格卢克先生为共和党捐了两万到三万元的政治献金，可他和之前被任命的许多人一样，毫无政治或外交经验。面对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在任命听证会上对于他是否堪当此任的质疑，他显然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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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为你可以处理锡兰的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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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那边的人民，我认为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除非我们——我是说，除非我碰上了某些我过去没碰到过的事——建立对美国的好关系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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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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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认识约翰·舍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前一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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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那你知道谁是现在的印度总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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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是的，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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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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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对他的名字还不熟，一时说不出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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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怀疑格卢克难以胜任未来的这个职位，认为他被任命是因为给共和党捐了钱。在1957年7月3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此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无法想象政府会因为某人捐钱而任命他出任大使。关于格卢克的能力，他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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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家认为他能力不足，当初挑选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群我非常尊敬的人推荐了一份名单，他是我们从那份名单中遴选出来的。我们检视了他经营企业的履历，联邦调查局的安全报告也显示一切都没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他从没去过锡兰，他不是很熟悉那里；可是如果他的性格和为人确实如我们所想，他肯定可以之后再去学习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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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补充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格卢克在一年后便辞去了驻锡兰大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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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对于美国的科学家而言，一个悲哀是他们深知美国人并不喜欢纯粹的科学，这不仅有碍于科学研究本身，也影响了国防部的研发项目。1954年，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质询国防部部长威尔逊时，提到了部长自己早先说过的话：如果有人想做纯粹的科学研究，应该由其他部门而非国防部出钱。威尔逊说：“对于马铃薯油炸后为何会变成棕色这种问题，作为一个国防研究项目，我没什么兴趣。”参议员逼问国防部部长，现在有证据显示，不是研究马铃薯，而是连研究炸弹、核动力、电子设备、导弹、雷达等项目的经费都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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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部长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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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域的重要研发工作都在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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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平素玄想惯了的科学家们开始思考具体问题，列出研究项目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却相当困难……他们只想要一大笔不受监督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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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不是纯粹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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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20世纪50年代官场上出现的反智，很像是传统生意人对专家的那种不信任，因为他们专攻的领域，不论是在科学实验室、大学还是外交圈，都超出了前者的掌控。而在极右翼人群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更是尖锐与普遍，是平民百姓对受过良好教育、德高望重、出身高贵或富有教养的人一贯怀有的厌恶。20世纪50年代，右翼的运动风潮中充满了各种愤怒之语，像是“国务院中……那些哈佛教授、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还有像“戴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徽章、一身学术荣誉”却“没有相应的正直品质与常识”的人，或是像“美国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血统高贵，文化程度高，被人承认的绅士与学者，身上挂满学位……他们是‘最厉害的人’，却支持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穿着条纹西裤模仿英国口音的自大外交官”，“在洒着香水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对抗共产主义的人”，“瞧不起美国的心脏地带——中西部与西部人民的东岸佬”，“先祖可追溯到美国独立时期或者更早，但对国家的忠诚却依旧令人存疑的人”，“那些能听懂希斯和艾奇逊[††]集团的名校黑话的人”，等等。[11]杂志《自由人》（Freeman）的一位作者写的社论就彰显了这种语言上的“反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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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攻击麦卡锡时表现出的不理性……假设麦卡锡真是这些“尊贵的”媒体所形容的那种粗鄙之人，这一年多以来，纽约和华盛顿那些更优雅的编辑室对他爆发出的人身攻击就说得过去了吗？肯定是麦卡锡的身上存在着某种排斥性的东西，令哈佛、普林斯顿及耶鲁的毕业生都厌恶他。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这位年轻人有着无法服从社会地位制约的人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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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本人在美国社会地位最牢固的领域找到了美国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他已出版的“惠灵”演说（Wheeling speech）中，他说问题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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