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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过去的道德标准已不适用于今日，除非得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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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只教育人的头脑，不教育人的灵魂，那么不完全的教育就远比完全没有教育还糟……任这种人游走世间，让他觉得除了自己再无高于他的力量存在，他便无异于怪兽，他只是受了一半的教育，比完全没受教育还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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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和大学中只教导智识，那么这个国家日后就必然会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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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知识分子的气焰已经被一般百姓的正确认识击败，就连大学教授也愿意倾听传教者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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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心智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效能、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的教诲。这都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为。成千上万的这类知识分子公然宣扬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价值或绝对的标准可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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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后，美国出现了声讨教育的浪潮，其中最受批评的教育体系之一是加州的教育体系，因为加州向来就乐于尝试新的教育内容。旧金山学区延请一组专家学者检视他们的学校，这些人为此在报告中建议学校应重新建立一个更牢固的教学标准。这时有六家教育机构提出了猛烈的反击，认为这些专家的报告反映出“学术上的狭隘和势利”，他们建议把教育的目标局限于“充实心智与培养才智”的意见超过了他们的专业领域，重申应该重视“教育的其他目标，例如公民教育，职业训练，经营良好家庭生活，伦理、道德、美学与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以及打造健康的身体等”。这些教育者认为，美国教育令人引以为傲的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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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于僵化的教育体系。这并不意味着课业能力在任何社会领域中不被格外重视，但它确实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是为了知识积累而强调知识积累，都会产生恶果。主张“固定”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的人误解了教育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独特功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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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有一位老师抱怨当代教育的学业标准太宽松，一位家长写了一份报告回应了他。整篇报告生动反映出这位家长认同非课业化的新教学方式，值得我们细读。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对学校教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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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老师最了解孩子。他们的教育是以孩子为中心。在幼儿园的一天充满游戏、音乐、色彩及友谊的欢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生活都很快乐……然后算术来了！失败像幽灵一样日夜纠缠着我们，爸爸妈妈开始上心理学的课程，阅读有关学习障碍的书。四年级到五年级一路跌跌撞撞，情况太糟了，一定要想办法才行。有的题目连孩子的爸爸都不会做。于是我决定去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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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学校并不欢迎我，没有人迎接我，或者注意到我来了。沿着阴沉的走廊而行，一扇扇有着规律间距的教室门紧闭着。教室内传来的声音并不令人觉得亲和熟悉。我拦住一个学生才问到要去的教室。我敲了敲门，尽量露出愉悦的微笑。她说：“哦，好。”仿佛她已经知道我来的目的。她迅速拿出班级的花名册，就像电影中的黑帮火速掏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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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名字整齐地依字母顺序排列在花名册上，老师那没有血色的手指沿着页边来到了我女儿名字处停下。每个名字后都有一个格子，格子内有一些我不懂的记号。她用手指划过整个页面，我发现女儿的记号跟别人的不一样。她得意地抬起头来，表情仿佛是“一切都无须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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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孩的所有表现压缩进了这么一小块地方。我在乎的是小孩的整个生活、她的完整人格，而这个老师却只关注小孩的数学能力。我真希望我没有来学校，因为来了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只能失望难过地离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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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二：下面这段亚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所说的话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值得反复提及。这段话出自一场演讲，现在已出版成书。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所初中的校长，他并未因这些话丢了饭碗，而是在纽约州长岛找到了类似的职位，这里可是有着全国最好的初中。之后，他又在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找到了一个客座教席的位置。他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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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非常注重阅读、写作与算术能力。我们认为，每个人，不论贫富、聪明与否，或是喜不喜欢它们，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老师们一再强调，这是“每个学生都需要学习的”。校长们也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会读会写”。如果某个小孩表示他不喜欢以上的某一科，马上就会被告诫，如果他不掌握这些能力，将来就会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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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阅读、写作和算术是面向所有孩子的，所有孩子都得学会阅读、写作和算术。没得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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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多少摆脱了这个口号，但是偶尔仍会有某个母亲教育出了进入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孩子，或者某个公司雇用了一个老是拼错字的年轻女职员，这个时候，关于学校教育的牢骚就又会浮现，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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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开始明白，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应该阅读、写作和学算术……他们之中许多人就是学不会，或者是不愿学……我们才算是走上了改善初中课程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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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一天终会到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不是每个男孩都一定可以阅读，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拉好小提琴一样；不是每个女孩都可以没有拼写错误，正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烤出好吃的樱桃馅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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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也不想让每个人都一样。当大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快乐……而学校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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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人，让他们知道，精于阅读、写作与算术并不是通往快乐与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学生需要为普通初中的这些课程投入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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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的一所初级中学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后，终于承认约五分之一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其实怎么样也无法达到标准……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些学生培养其他能力。较诸有些学校坚持“每个学生毕业前必须会背九九乘法表”，这是更为合理的做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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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的来由与含义，但共同呈现出了反智的各种面貌。人们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爱卖弄、心气高、性格柔弱、势利自负，而且很容易不讲道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一般人所具备的常识，尤其是经过日常工作的成功检验后，足以代替在学校学到的那套形式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像大学这种知识分子当道的机构骨子里腐败不堪。毕竟，相较于为制造欢迎新思想或艺术观念的头脑的教育，对心灵的熏陶教化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对人生更有帮助。即使是在小学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灌输，忽略身体与情感教育的教育行为模式缺乏对学生的关爱，有可能使社会走向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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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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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书这样关注单一主题的作品，难免会过度强调这个主题在整个美国文化史中的重要性，这是在理解本书内容时首先要注意的。我不会把复杂的美国历史简化成学究与村夫间的对抗史。而就算从文化与智识冲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也无法把社会大众仅仅分成知识分子与反智者两个阵营。社会大众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许多更懂得理性慎思的人，都并不是知识分子。大众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爱恨交织，在一些当前的文化问题上立场忽左忽右。他们对学究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却又真心崇拜文化与启蒙精神。而且，这样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传统的书也难以让人们相信它能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就像专门描写破产的书不可能代表美国整个商业史一样。虽然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的确充满反智传统，但我不认为它是主流。我不断地提醒读者，希望他们注意到，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一种温和的、良性的反智，而最恶性的则主要见于某些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同时，本书不是一部比较研究的作品：我对美国反智的关注不过是我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兴趣，可能有地方观念色彩。我并不是说反智在其他地方不存在，但是我认为在美国这个问题有一点过于严重。我相信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个现象都以不同的形式或程度存在，例如古希腊以鸩酒毒死苏格拉底，有的地方存在大学生与非市民的冲突，有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进行审查与管控，有的国家议会会对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调查等。但我倾向于认为，反智虽有其共通性，但可能是英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英美社会中尤其明显。数年前，英国学者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说：“没有一个民族像英国人这般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21]或许伍尔夫先生没有考虑周全：美国人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拿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百多年来英国人已经受够了爱吹牛的美国人了）。不过，身为一个学富五车的英国知识分子，对其祖国文化又这么了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引出的问题尤为急迫棘手，但他们发出的悲叹对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而言却再平常不过，何况在美国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安慰可以补偿这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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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只是在批判性地探究一种现象，不是在代表知识分子控诉美国社会。我并不想暗示知识分子是一个沉沦社会中的良知，以期鼓励他们自我怜悯的心态，他们有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心态之中。我们无须为了强调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某个社会的文化和健康有多么重要，而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备受礼遇或享有很大权力，说我们对他们不够尊重。任何熟悉知识分子的人都会对他们过度理想化，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这一事实与他们负有发扬智识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像教会的智慧与神圣性之间的关系一样，那里的神职人员也会犯错，但不影响教会的神圣。但是，我在此处必须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智识本身，任何人若想务实评价智识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都不应被看成反智之人。我们要认同T. S. 艾略特（T. S. Elliot）所说的：“崇拜没有人性的智识，就像崇拜会下棋的天才儿童。”[22]但是，这个世界已充满太多各类危险，如果整个美国社会过度重视智识，将其奉为最高价值，以致忽略其他价值，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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