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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18 像本书这样关注单一主题的作品,难免会过度强调这个主题在整个美国文化史中的重要性,这是在理解本书内容时首先要注意的。我不会把复杂的美国历史简化成学究与村夫间的对抗史。而就算从文化与智识冲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也无法把社会大众仅仅分成知识分子与反智者两个阵营。社会大众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许多更懂得理性慎思的人,都并不是知识分子。大众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爱恨交织,在一些当前的文化问题上立场忽左忽右。他们对学究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却又真心崇拜文化与启蒙精神。而且,这样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传统的书也难以让人们相信它能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就像专门描写破产的书不可能代表美国整个商业史一样。虽然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的确充满反智传统,但我不认为它是主流。我不断地提醒读者,希望他们注意到,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一种温和的、良性的反智,而最恶性的则主要见于某些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同时,本书不是一部比较研究的作品:我对美国反智的关注不过是我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兴趣,可能有地方观念色彩。我并不是说反智在其他地方不存在,但是我认为在美国这个问题有一点过于严重。我相信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个现象都以不同的形式或程度存在,例如古希腊以鸩酒毒死苏格拉底,有的地方存在大学生与非市民的冲突,有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进行审查与管控,有的国家议会会对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调查等。但我倾向于认为,反智虽有其共通性,但可能是英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英美社会中尤其明显。数年前,英国学者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说:“没有一个民族像英国人这般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21]或许伍尔夫先生没有考虑周全:美国人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拿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百多年来英国人已经受够了爱吹牛的美国人了)。不过,身为一个学富五车的英国知识分子,对其祖国文化又这么了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引出的问题尤为急迫棘手,但他们发出的悲叹对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而言却再平常不过,何况在美国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安慰可以补偿这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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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20 本书只是在批判性地探究一种现象,不是在代表知识分子控诉美国社会。我并不想暗示知识分子是一个沉沦社会中的良知,以期鼓励他们自我怜悯的心态,他们有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心态之中。我们无须为了强调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某个社会的文化和健康有多么重要,而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备受礼遇或享有很大权力,说我们对他们不够尊重。任何熟悉知识分子的人都会对他们过度理想化,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这一事实与他们负有发扬智识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像教会的智慧与神圣性之间的关系一样,那里的神职人员也会犯错,但不影响教会的神圣。但是,我在此处必须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智识本身,任何人若想务实评价智识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都不应被看成反智之人。我们要认同T. S. 艾略特(T. S. Elliot)所说的:“崇拜没有人性的智识,就像崇拜会下棋的天才儿童。”[22]但是,这个世界已充满太多各类危险,如果整个美国社会过度重视智识,将其奉为最高价值,以致忽略其他价值,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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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22 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假设反智是一种纯粹单一的心态。很多有反智色彩的人对智识其实是爱恨交织的:他们一方面敬畏智识,一方面却又怀疑和怨恨它,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与许多社会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无论如何,反智绝不是一味敌视思想之人的发明。恰恰相反,正如受教育的人最大的敌人并非完全无知之人,而是一知半解之徒,反智的领袖也常是有着深邃思想的人,他们往往执迷于某种过时或是错误的观念。很少有知识分子心中没有出现过反智的念头,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未曾迷醉于智识的激情之中。反智如要成为显著的历史事件,或是某个时代的社会潮流,一定需要一些能干的代言人。这些人绝不会是文盲或是无知之士,他们或是一些边缘的知识分子,或是有志成为知识分子,或是遭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排挤,或是虽为知识分子却心怀愤恨,他们认真且意志坚定地投入这个令世界瞩目的事业中。我发现有些反智领袖是福音派牧师,非常聪明博学;有的是原教旨主义者,善于表达他们的神学观;有的是政客,其中不乏狡诈之辈;有的是企业家,或者其他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之人;有的是右派媒体人,在智识上有着强烈的自负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有的是各种边缘作家(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反智);有的是反共专家,不满于学术界的左倾思潮;最后还有共产主义领袖,当知识分子可为他们所用时,他们便会加以利用,但是骨子里却极度蔑视知识分子关怀的事物。然而,以上这些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甚至并非全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身。他们几乎都总是针对某些特定的思想:他们有时虽然痛恨某些当红的当代知识分子,但是自己可能却崇拜历史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甚至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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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24 如果有人认为,那些举着反智大纛的人一定是将它视为必须贯彻奉行的圭臬与原则,那他可就错了。事实上,反智往往是某些其他用意引发的意外后果,这些用意有时并非没有道理。很少有人会反对思想与文化。我们不会早上起来以后对着镜子说:“哼哼,我今天决定要修理一个知识分子、消除一种观念!”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骨子里反智的人,即便真找到了,我们也很难百分百确定。因此,我并不是要给某些人贴上标签,这么做毫无价值,当然也不是我关心的事;重要的是研究某些态度、运动与思想的历史趋势。[23]因此,这本书中的有些人有时会持某种立场,有时又会持另一种立场。事实上,反智常常出现在互相敌对的两股力量中。企业家与工会领袖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惊人的相似。同理,进步的教育中有时蕴含着反智元素,而坚决反对进步教育的右派人士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虽然风格不同但旗帜鲜明的反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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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26 对付简单低劣的恶无疑是手到擒来的易事,但是本书面对的问题并非如此。如果反智如我所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普遍的现象,那是因为它往往与好的缘由,至少是讲得通的缘由有关联。起初,反智之所以进入我们的思想是因为基督教,可基督教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人道与民主观念。它之所以进入政治,是因为它与我们对平等的渴望有关。它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教育之中,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就富含宗教式的平等色彩。也因此,我们社会中的反智必须出自善意,并接受知识分子精心、持续的反思,才能存活下去。只有这样,反智才不会过头。我不是说要一举消灭反智,因为我不仅相信我们能力不及,而且认为,一心想要彻底除掉这个恶、灭掉那个恶,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妄想一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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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28 [*]可译为“反智主义”,本书一律简称为“反智”。(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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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30 [†]指当时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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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32 [‡]指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933—1945年在任)和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1953年在任)执政期间,共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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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34 [§]即斯里兰卡。本书首版出版于1963年,当时斯里兰卡仍称为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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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36 [¶]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生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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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38 [**]美国政府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引发广泛争论。但直至1996年希斯病逝,都没有出现充分的证据证实他的间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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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40 [††]指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杜鲁门时期曾任美国国务卿,在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时曾为他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艾奇逊和希斯都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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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42 [‡‡]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倡导平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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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47 美国的反智传统 [:1704905134]
1704905548 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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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50 智识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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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52 一 何谓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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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54 美国社会到底有何特质,使得智识不受欢迎?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们通常所谓的“智识”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理解对某种概念的偏见时,可以从它的普通用法着手。任何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只要浏览一下美国的通俗写作作品,一定会惊讶于“智识”与“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概念之间的明显差别。前者常被用作一种标签,后者则绝对不会。没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它是一种抽象品质,大家都尊重它,若谁特别具有这种品质,便会被另眼相待。有智力的人总是被大家称赞,而有智识的人有时也会被称赞,特别是当有智识意味着有智力时,但这种人也经常被憎恨或怀疑。人们会说他们不可靠、肤浅、不讲道德、爱和政府作对,但不会对有智力的人抱这样的看法。有时他们甚至会因为一身的智识而被视为愚蠢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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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56 虽然智识与智力的区别只是人们以为存在,而非准确定义出来的,但是从这种普遍用法的语境中可以提炼出二者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似乎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有智力是指脑子好,被用于一个相当狭窄、贴近当下、可以预测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可操控、可调整且始终实用的品质,是动物所具有的能力中最特殊和最宝贵的。智力在面对清楚有限的目标时才能起作用,而且可以迅速排除看起来无益于达成目标的想法。最后,智力是一种每天都用得上的品质,无论头脑好或不好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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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58 而智识指的是头脑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智力可以用于理解、操控、重新安排与调节,智识则令我们检视、沉思、琢磨、理论化、批判与想象。智力让我们理解某种境况的直接意义,并做出评估。智识则让我们能对评估结果做出评估,并试图了解多个境况的整体意义。智力可以说是一种动物的品质,受到人们肯定;智识则是人类特有的,但同时受到肯定与抨击。当二者的差异如此被界定后,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何我们有时会说很有智力的人相对没什么智识,而明显有智识的人在智力方面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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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60 这样的区分可能太过抽象,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却常可见到。例如在我们的教育中,遴选和培养智力是很重要的目标,从未被怀疑过;但是对于教育是否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智识,人们却多有争辩,而且那些反对在公共教育的大多数领域发展智识的人往往手握大权。最鲜明的例子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比较得见:美国教育强调发明能力,却不重视从事纯粹科学思考的能力。我们国家的发明天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几乎被美国大众神化了,大家都视他为传奇人物。我猜测,在纯粹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公众赞誉,是不可能与爱迪生的发明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不起的影响而获得的赞誉媲美的。我们也许会认为美国科学界的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应该会在受过教育的大众之间享有与爱迪生相近的声誉,因为他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但他只在欧洲享有盛誉,在大众之间,甚至在他任教三十二年的耶鲁大学都不甚知名。整整三十二年,执19世纪美国科学研究之牛耳的耶鲁大学连几个理解他的学说的研究生都没有,而且始终没有向他授予荣誉学位表彰他的成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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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62 当我们谈到智识在社会中受到的待遇时,会遭逢一个特殊的困难;这个困难源自我们被迫得从职业的角度讨论它,尽管我们可能知道智识并非纯然与职业相关。一般而言,智识被认为是某些职业的特征。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作家、批评家、教授、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教士等。如同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提着公文包的人。我们很难不用这样的描述,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角色与提着公文包的职业群体关系紧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若以严谨的定义来看,没有哪种行业的从业者必然可被称为知识分子。在大多数行业中,有智识可能确实有帮助,但如果没有智识,光是有智力就已经足够了。例如我们知道学术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可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们还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我们都知道智识与经过专业训练得到的智力不同,职业没有智识,只有人才有智识。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智识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不只是在考量我们心中某种职业的地位,也是在思考某种精神品质具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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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64 虽然美国文化所谓的“职业人士”(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还有某些作家与大部分教授——在工作中非常依赖思想,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任何做学问或者和做学问沾边的人肯定掌握了不少固定的思想以胜任工作,如果他干得不错,他肯定会借助他的智力来运用这些思想;但是就他的职业而言,他主要是把这些思想当工具来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讨论政治时提出的一个区分方法来说,职业人士是靠思想而活,而非为思想而活。他的职业角色、他的专业技术并不会让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一个技术人员。他可能刚好也是知识分子,但如果他是,那也是因为他让他的职业对思想产生了新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原本并非其工作所需。作为一位职业人士,他具备某种可以赖以为生的脑力技能。这种技能很专业,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称他为知识分子,除非他的工作具备某些特定品质:不偏颇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也许他在工作之余正巧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在工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被雇来的脑力技术人员,运用他的头脑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脑力劳动阶层与政治或宗教狂热分子都是为了智识工作以外的某种目标干活,前者动用头脑不是为了自由思辨,而是为了某种利益,后者则是沉迷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他们的目标都是外来的,不是自己决定的,而知识分子的行为有一种自发的特点和自决性。他们还自有一种特别的姿态:他们对思想持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并使其达成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两种态度为玩兴(playfulness)与虔敬(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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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66 要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必须先弄明白,比如说,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与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有什么区别。或是更准确地说,一位教授或律师在什么状况下只是一位职业人士,又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视为知识分子。这个区别不在于他工作时运用什么思想,而在于他对这些思想的态度。之前我提到,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思想而活,也就是说他对思想生活有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奉献情怀。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原本就是继承自教士的职责:两者都通过理解的行为来追求终极价值。苏格拉底抓住了这种精神的核心,他曾说: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们屡屡听见历史上的各类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地区与文化中发出的声音。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写道:“全人类的目标应该是倾尽全力发展智识,先使其在思想上开花,继而使其在行动上结果。”人所能从事的最高贵与最接近神性的事就是追求知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也以更世俗和积极的方式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因理解而高于万物,也因理解而优于万物、统御万物。”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小说《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的末尾提到大自然给人的最高目标是“发展智识生活与感性”。最后,当代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也在一篇小说中问:“怎样才能最充实地度过人的一生?”而他给的答案是:“尽可能把各种生活经验变成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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