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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阅读、写作和算术是面向所有孩子的，所有孩子都得学会阅读、写作和算术。没得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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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多少摆脱了这个口号，但是偶尔仍会有某个母亲教育出了进入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孩子，或者某个公司雇用了一个老是拼错字的年轻女职员，这个时候，关于学校教育的牢骚就又会浮现，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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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开始明白，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应该阅读、写作和学算术……他们之中许多人就是学不会，或者是不愿学……我们才算是走上了改善初中课程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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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一天终会到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不是每个男孩都一定可以阅读，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拉好小提琴一样；不是每个女孩都可以没有拼写错误，正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烤出好吃的樱桃馅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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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也不想让每个人都一样。当大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快乐……而学校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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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人，让他们知道，精于阅读、写作与算术并不是通往快乐与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学生需要为普通初中的这些课程投入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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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的一所初级中学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后，终于承认约五分之一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其实怎么样也无法达到标准……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些学生培养其他能力。较诸有些学校坚持“每个学生毕业前必须会背九九乘法表”，这是更为合理的做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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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的来由与含义，但共同呈现出了反智的各种面貌。人们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爱卖弄、心气高、性格柔弱、势利自负，而且很容易不讲道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一般人所具备的常识，尤其是经过日常工作的成功检验后，足以代替在学校学到的那套形式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像大学这种知识分子当道的机构骨子里腐败不堪。毕竟，相较于为制造欢迎新思想或艺术观念的头脑的教育，对心灵的熏陶教化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对人生更有帮助。即使是在小学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灌输，忽略身体与情感教育的教育行为模式缺乏对学生的关爱，有可能使社会走向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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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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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书这样关注单一主题的作品，难免会过度强调这个主题在整个美国文化史中的重要性，这是在理解本书内容时首先要注意的。我不会把复杂的美国历史简化成学究与村夫间的对抗史。而就算从文化与智识冲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也无法把社会大众仅仅分成知识分子与反智者两个阵营。社会大众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许多更懂得理性慎思的人，都并不是知识分子。大众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爱恨交织，在一些当前的文化问题上立场忽左忽右。他们对学究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却又真心崇拜文化与启蒙精神。而且，这样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传统的书也难以让人们相信它能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就像专门描写破产的书不可能代表美国整个商业史一样。虽然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的确充满反智传统，但我不认为它是主流。我不断地提醒读者，希望他们注意到，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一种温和的、良性的反智，而最恶性的则主要见于某些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同时，本书不是一部比较研究的作品：我对美国反智的关注不过是我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兴趣，可能有地方观念色彩。我并不是说反智在其他地方不存在，但是我认为在美国这个问题有一点过于严重。我相信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个现象都以不同的形式或程度存在，例如古希腊以鸩酒毒死苏格拉底，有的地方存在大学生与非市民的冲突，有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进行审查与管控，有的国家议会会对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调查等。但我倾向于认为，反智虽有其共通性，但可能是英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英美社会中尤其明显。数年前，英国学者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说：“没有一个民族像英国人这般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21]或许伍尔夫先生没有考虑周全：美国人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拿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百多年来英国人已经受够了爱吹牛的美国人了）。不过，身为一个学富五车的英国知识分子，对其祖国文化又这么了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引出的问题尤为急迫棘手，但他们发出的悲叹对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而言却再平常不过，何况在美国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安慰可以补偿这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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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只是在批判性地探究一种现象，不是在代表知识分子控诉美国社会。我并不想暗示知识分子是一个沉沦社会中的良知，以期鼓励他们自我怜悯的心态，他们有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心态之中。我们无须为了强调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某个社会的文化和健康有多么重要，而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备受礼遇或享有很大权力，说我们对他们不够尊重。任何熟悉知识分子的人都会对他们过度理想化，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这一事实与他们负有发扬智识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像教会的智慧与神圣性之间的关系一样，那里的神职人员也会犯错，但不影响教会的神圣。但是，我在此处必须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智识本身，任何人若想务实评价智识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都不应被看成反智之人。我们要认同T. S. 艾略特（T. S. Elliot）所说的：“崇拜没有人性的智识，就像崇拜会下棋的天才儿童。”[22]但是，这个世界已充满太多各类危险，如果整个美国社会过度重视智识，将其奉为最高价值，以致忽略其他价值，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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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假设反智是一种纯粹单一的心态。很多有反智色彩的人对智识其实是爱恨交织的：他们一方面敬畏智识，一方面却又怀疑和怨恨它，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与许多社会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无论如何，反智绝不是一味敌视思想之人的发明。恰恰相反，正如受教育的人最大的敌人并非完全无知之人，而是一知半解之徒，反智的领袖也常是有着深邃思想的人，他们往往执迷于某种过时或是错误的观念。很少有知识分子心中没有出现过反智的念头，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未曾迷醉于智识的激情之中。反智如要成为显著的历史事件，或是某个时代的社会潮流，一定需要一些能干的代言人。这些人绝不会是文盲或是无知之士，他们或是一些边缘的知识分子，或是有志成为知识分子，或是遭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排挤，或是虽为知识分子却心怀愤恨，他们认真且意志坚定地投入这个令世界瞩目的事业中。我发现有些反智领袖是福音派牧师，非常聪明博学；有的是原教旨主义者，善于表达他们的神学观；有的是政客，其中不乏狡诈之辈；有的是企业家，或者其他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之人；有的是右派媒体人，在智识上有着强烈的自负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有的是各种边缘作家（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反智）；有的是反共专家，不满于学术界的左倾思潮；最后还有共产主义领袖，当知识分子可为他们所用时，他们便会加以利用，但是骨子里却极度蔑视知识分子关怀的事物。然而，以上这些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甚至并非全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身。他们几乎都总是针对某些特定的思想：他们有时虽然痛恨某些当红的当代知识分子，但是自己可能却崇拜历史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甚至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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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那些举着反智大纛的人一定是将它视为必须贯彻奉行的圭臬与原则，那他可就错了。事实上，反智往往是某些其他用意引发的意外后果，这些用意有时并非没有道理。很少有人会反对思想与文化。我们不会早上起来以后对着镜子说：“哼哼，我今天决定要修理一个知识分子、消除一种观念！”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骨子里反智的人，即便真找到了，我们也很难百分百确定。因此，我并不是要给某些人贴上标签，这么做毫无价值，当然也不是我关心的事；重要的是研究某些态度、运动与思想的历史趋势。[23]因此，这本书中的有些人有时会持某种立场，有时又会持另一种立场。事实上，反智常常出现在互相敌对的两股力量中。企业家与工会领袖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惊人的相似。同理，进步的教育中有时蕴含着反智元素，而坚决反对进步教育的右派人士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虽然风格不同但旗帜鲜明的反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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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简单低劣的恶无疑是手到擒来的易事，但是本书面对的问题并非如此。如果反智如我所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普遍的现象，那是因为它往往与好的缘由，至少是讲得通的缘由有关联。起初，反智之所以进入我们的思想是因为基督教，可基督教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人道与民主观念。它之所以进入政治，是因为它与我们对平等的渴望有关。它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教育之中，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就富含宗教式的平等色彩。也因此，我们社会中的反智必须出自善意，并接受知识分子精心、持续的反思，才能存活下去。只有这样，反智才不会过头。我不是说要一举消灭反智，因为我不仅相信我们能力不及，而且认为，一心想要彻底除掉这个恶、灭掉那个恶，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妄想一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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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为“反智主义”，本书一律简称为“反智”。（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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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当时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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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933—1945年在任）和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1953年在任）执政期间，共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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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斯里兰卡。本书首版出版于1963年，当时斯里兰卡仍称为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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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生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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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引发广泛争论。但直至1996年希斯病逝，都没有出现充分的证据证实他的间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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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杜鲁门时期曾任美国国务卿，在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时曾为他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艾奇逊和希斯都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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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倡导平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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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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