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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养的牧师们受到的第一波主要的攻击与责难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期间。这些奋兴派运动本身虽然没有对智识与学问造成明确的伤害，却为之后对有学养牧师的攻讦立下先例，并为后来宗教去形式化与非专业化教会领导者的出现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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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其实是欧洲同性质宗教变革运动的翻版，尤其是德国的虔敬派（pietism）与英国的卫理公会，但是美国的改变力道特别强。很多美国人既不是异见派——例如寄生在圣公会与公理会中那些难以驯服的浸信会友——也不属于任何教派，根本不上教堂。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心灵上，民众们都已远离牧师的掌握范围。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弗吉尼亚，很多圣公会牧师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宗教氛围也冷淡了。到了18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新英格兰的教会，以及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等中部殖民地的长老会，已经明显缺乏生气，被中上阶层的人看成只是呆板的“教义贮藏所”而已。他们一贯以有高深与抽象的智识为荣，可是现在这些对于普通民众实在缺乏吸引力；往昔宗教改革引发围绕教义问题的热烈争辩，才促成了这些教派的兴起，现在则已显得毫无意义。[9]第一代清教徒的热血情怀与他们饱受良好教育的下一代都已成历史。牧师们失去了以往那种动力，也因此失去了以往所享的尊荣。牧师们学养太好，也多才多艺，但是也许正因为学养太好、太多才多艺与世俗化，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牧师了。教友们在他们枯燥晦涩、陷溺于教义争论的讲道中打瞌睡。大觉醒运动中的一员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说道：“教友们像死人一般没反应，这是因为像死人一般的牧师在对他们讲道。”[10]从马萨诸塞一直往南到弗吉尼亚，甚至到更南的地方，众多教友其实都在期盼着有哪位牧师能真正地唤起他们的宗教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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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运动始于1720年，当时一位年轻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受到英国及荷兰清教主义吸引来到新大陆，用他生动的讲道词深深打动了新泽西荷兰改革宗的教友们。他在新泽西引发的奋兴运动带动了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奋兴运动。1726年，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在宾夕法尼亚创建了“小木屋学院”，这是一所简陋、基础的神学学校，在往后的二十年间，他于此训练出一批年轻的牧师，前往宾夕法尼亚各长老会宣扬奋兴派的福音精神。1734年，奋兴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教会在英格兰出现。爱德华兹是大觉醒时期一位很特别的牧师，他竟然可以将清教徒重视教义与印发书面讲道词的传统和奋兴派式的热情与激昂结合起来。他的讲道词虽然在1734年到1735年间鼓动了马萨诸塞的北安普顿（Northampton）与周遭乡镇，但与1738年、1739年两次来到美洲宣道的怀特腓德（英格兰的卫斯理牧师的助手）比起来就逊色许多。怀特腓德第二次来美洲时是从佐治亚开始，并曾两次北上，最后在1740年秋天抵达新英格兰。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说他有突然使群众狂野激动起来的本事，因此他的讲道在美国大受欢迎。数以千计的人从乡村拥入城镇听他讲道，很多人听后觉悟到罪性，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怀特腓德第一次到英格兰之后，坦南特的儿子吉尔伯特也接着造访，他在宣扬奋兴派时过于激烈狂热，以致连某些原本愿意接受这种宣教方式的人也感觉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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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奋兴派传教的人之中，走狂怪路线的还有詹姆斯·达文波特（James Davenport），他是长岛的牧师，耶鲁大学毕业生。他在1742年及1743年时游走于康涅狄格与马萨诸塞，肆意攻击谩骂传统教会的牧师，而且完全藐视教会惯用礼仪（例如在走进教堂与走上圣坛的时候唱歌），使得当局对他很不悦。在1742年夏天，他被以“借宗教集会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起诉，但最后还是逃过了较严重的处罚而改以驱逐出州界了事，因为当局认为他已“失去理智”。几个月后，他现身波士顿，这次因为毁谤牧师而入狱数月，稍后又以“精神异常”（non compos mentis）为由被释放，而回到长岛后却因为疏于教区职守被审判。在康涅狄格的新伦敦（New London）这个地方又经过一次类似的丑闻后，他最后终于同意辞去牧师职位，在1744年写了一篇看起来并不是很由衷的忏悔文。达文波特被吉尔伯特·坦南特严厉谴责，但后者正是当初启发达文波特走向奋兴派的人。由此可见较温和的“觉醒人士”与一般的牧师一样，都已对这场运动释放出来的喧嚣与狂热心怀警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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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传统牧师起初都很欢迎游走四方的奋兴派宣教者，因为他们的确可以提振教区信友们的热情，甚至连当时著名的波士顿自由派知识分子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也都如此表示。但大觉醒运动成气候以后，这些牧师才开始明白原来觉醒人士并没有把他们视为同路人，而是当成竞争者，并且很瞧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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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坦南特在他的宣道讲词《论没有全然顺服的教会之危险性》（“The Danger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批评了传统的牧师（那些“正统的、学识好的以及正规的法利赛人”）宣道的方式；他认为他们是工于心计、残酷冷血、顽固偏执、信仰不坚定的伪君子，而且根本瞧不起一般民众。他还认为这些未觉醒的传统派牧师无论在动机还是虔敬程度方面都很有问题，因此不是同道而是敌人（“如果他们能，他们绝不会让一个真正虔诚的人进入教会，这样他们倒行逆施的诡计就可得逞”）。吉尔伯特·坦南特的手段不讨人喜欢，但他相信自己是在发掘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我们很难否认他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宗教上的民主。他认为：在目前的教会组织结构下，牧师们是未完全顺服主的冰冷之人，若未经其同意，觉醒的信友便进不了此教会，那么整个教会又如何能够趋向“虔敬”呢？[12]吉尔伯特·坦南特发挥了当初新教教徒的精神，再次发掘出一个重大问题：在宗教组织被垄断的情况下，信仰如何传播？但对现有的传统派牧师们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以另外一个面貌呈现出来的：在必须遵守教内信条与礼仪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能与视自己为敌人的奋兴派牧师，如吉尔伯特·坦南特与怀特腓德这样的人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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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的牧师们发现他们自己很难与奋兴派竞争。一般的牧师在没什么宗教刺激的情况下与教友们共同度过一年又一年，此时却要负责在严肃的日常环境中维持他们的精神意识。面对像怀特腓德这样热情又吸引人的牧师，或是像吉尔伯特·坦南特与达文波特这样名气略小但是会以激昂的身体语言振奋听众的传教士，他们就像是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眼睁睁看着老公被唱诗班里年轻貌美的女孩吸引，却无能为力。反观奋兴派的牧师们，当然除了智识程度极高、令教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爱德华兹以外，其他人在讲道时都不需要诉诸教友的理性或是触及某些困难的教理问题。还是除了爱德华兹以外，他们都不写讲道的文稿，而是即兴与教友们对话。他们通常会谈到最根本的宗教问题——人的原罪感、寻求救赎的渴望、乞求上帝的爱与怜悯等，而且在鼓动教友们的情绪时从不迟疑；癫痫、战栗、尖叫、呻吟、俯伏以及发呆恍惚等现象都出现在了他们身上。例如，吉尔伯特·坦南特常会激动顿足，陷入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的状态，而听众竟因害怕恐惧而信教。但大家显然很需要这样的表演：他在新英格兰旅行布道的三个月期间，经常可让他的皈依者激动欣喜地俯伏在一英尺深的大雪中。一名有偏见的圣公会教友蒂莫西·卡特勒（Timothy Cutler）如此报道：“在怀特腓德之后来了一个叫坦南特的人，他真是个吵闹、无耻的野兽，他告诉听众他们全都被上帝诅咒了，诅咒了，诅咒了！而这显然迷住了听众，在我见过的最刺骨的冬天，人们纷纷挖坑扑倒在雪地里，不分昼夜，就是为了让他大喊大叫，许多人因此在聚会完后变得疲惫不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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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奋兴派最激进的这些牧师开始挑战公理会、荷兰改革宗、长老会或圣公会的仪规了。如前所述，新英格兰的公理会与其他地方的长老会一直都强调牧师必须是饱学且专业的。一直以来他们的牧师都备受尊敬，不但因为饱学，也因为虔敬与宗教上的素养。学养在此有着很基本的重要性，因为大家认为宗教生活的关键是理性认识教义。并且，教会在组织常规活动时都井然有序。牧师必须是受邀请而来的，且会受到正式任命，他们与教友间有着稳定、严肃的联结关系。没有任用资格的牧师是不可能出现的，也从来没有不请自来的讲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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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传统现在都受到了挑战。最激进的奋兴派传道者的行径破坏了牧师这个职业的尊严，他们干扰和分裂了教堂会众对传统派牧师的忠诚；他们试图败坏教堂的名声，说它冰冷且不知悔改；[14]他们宣称精神而非知识才是获救赎的关键；最后，尽管遭到吉尔伯特·坦南特等人的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任命外行——非专业的劝士（exhorter）来执行宣教布道的工作，以此破坏牧师这个职业的专业性根基。于是不久后，很多教会一分为二，像公理会与长老会等主要的宗派甚至四分五裂。整个情势明显失控了。此事发生二十年后，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回忆道：“群众认真、清醒、严肃地失去了理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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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守派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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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这些奋兴派便不再受到传统牧师的欢迎了。到了1743年，牧师自己却在内部吵了起来——不是因为是否要反对任命未经受训的教友为牧师或是外人侵入教区演讲，这些是大家都不同意的事，而是因为是否要反对大觉醒运动本身。少数人（可能至多占到三分之一）认为尽管大觉醒运动有些缺点，但是它“不失为应乐见的宗教复兴运动”，而大部分人则瞧不起它，视之为一阵充满迷信的狂热之风、对传统与理性权威的反智挑战。对于奋兴派最全面的批判来自最不愿与其妥协的对手——有点一本正经但是思想开明的波士顿牧师界领袖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他于1743年出版的《对于新英格兰宗教现况的及时反省》（His S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表达了他对于这些傲慢无礼的宗教“暴发户”的愤怒：这些来自不同阶层行业的人挑战了现行的教会制度，他们完全不够格，却无比自傲。他认为这些奋兴派已经为“外行劝士”开启大门，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自以为可以胜任别人的心灵导师；没有学识或能力，却自以为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却向愿意听从他们的人说什么精神上的益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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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这就是大觉醒运动最大的问题了。昌西认为，以往发生过的错误现在又出现了。过去的异端和受人喜爱的传道者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书，只需要《圣经》就可以了”。他们推说，传道一事不需要学识，靠着圣灵指引的传道者足以胜过靠知识指引的牧师，就好像圣灵与知识是相对立的东西一样。昌西认为，这就是奋兴派最根本的错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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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只要依靠圣灵就不需要学习教理，也因此许多人看轻学校与学院。他们还认为只要有一颗虔敬圣洁的心，就可以获得力量。于是大群劝士出现了，人们敬仰他们，追随他们，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常识都没有……也有很多牧师在讲道时不仅不看《圣经》，也不学习基本教义，他们辩称，这些东西看多了会限制圣灵的发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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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视《圣经》与正确解读其含意的人来说，以下观念简直是异端的极致了：一个人只要感受到圣灵，则不需要学习基本教理，就可以正确解读上帝的福音，拯救他人的灵魂。在此，我们看见了奋兴派与传统教会的最主要差异：对《圣经》的悠久诠释传统重要，还是发展出内在宗教情怀来与上帝沟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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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兴派牧师如此解释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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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其实给每位弟兄都赋予了讲道的资格，只要他够虔敬。讲道的最基本资格取决于讲道者是否充满圣灵，熟悉经典文本与人文社会学知识并非绝对必要，他们如果能正确使用这些东西，就会有帮助，但是如果缺乏圣灵的洗礼而想以学识代替，则反而会误入歧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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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完全拒绝宗教知识，而且如此感性的崇拜方式，最后将会把信仰活动中的理性全部抹除。南方有一位反对福音派的人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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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理性，就没有真正的信仰。在宗教中，真理与意义永远是必要因素，而理性则是辨识它们的工具。我们的信仰最可贵之处在于内在心灵的反省。如果宗教只是关于身世、气质、兴趣或是任何外在环境与动机，则所有的宗教都会变得相差不大。虽然我们借助教育就能信奉真正的宗教，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宗教存在的理由，将其内化为我们自身之物，则这种信仰便对我们毫无助益。如果我们给上帝的是“愚人的奉献”，上帝是不会悦纳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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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受到奋兴派波及的殖民地中，保守派的牧师们从原本期待奋兴派能带来些助益，很快变得开始害怕他们，认为奋兴派对于他们的地位、教会及所有真正的信仰都是威胁。奋兴派忽视基本的教义，不遵守教会的常规体制，而且毁谤它。即兴式的讲道把信仰中所有的理性元素都抛之脑后，很多福音运动牧师自己承认他们的讲道来自“圣灵把思想注入他们脑中、把话语灌入他们口中的即时印象”。对保守派来说，即使一个经过正式训练的牧师使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好的，非专业的劝士使用就更是危险了，因为他们只是“未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不熟悉福音教理的寻常百姓”[20]。最后，这些争议现象的出现，不但在许多教会中制造出分裂与争端，也使得牧师们纷纷害怕福音派会伤害学院教育的发展与通常的牧师训练体制，最终伤及受教育牧师传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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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担忧确是被夸大了，但是奋兴派的确想打击学院体制，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到了焚书的地步。即使温和的怀特腓德都曾主张应该烧毁某些书，且曾成功说服过信众烧掉一些书。1743年3月，达文波特劝告新伦敦的人不仅要把个人拥有的珠宝与值钱奢华的东西都烧掉，还要把马瑟、科尔曼、昌西等牧师与其他一些传统派牧师的书与讲道词烧毁。一个周日的早晨，码头上出现一个炽燃着的焚书柴堆，达文波特与其跟随者唱着《荣耀颂》（Gloria Patri）与《哈利路亚》（Hallelujah），高声叫喊：“这些书带来的折磨与这些作者的错误思想，都已随着冉冉上升的烟被送进了地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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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运动对于教育的直接影响是正负面兼具的。在长老会中，许多牧师是由苏格兰的大学训练出来的智识人士，所以奋兴派的牧师也对说他们的工作敌视学问的斥责很敏感。坦南特在他的小木屋学院中训练出不少能干的学者，他的儿子也不像坊间传说的一般无知。更重要的是，长老会中的奋兴派在1746年设立了新泽西学院（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以确保他们有自己的教育机构。还有其他一些教育机构，例如布朗大学、罗格斯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等，也都是由亲近奋兴派的人士设立。奋兴派敌视教育是后来发生的事。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大觉醒运动导致的后果是使教育受到教派分裂的影响，巩固了教派对学院的控制。这些激进的教派不是要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学府，而是要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教育传教机构；在其中他们可以推展自己的教义倾向，而非传授世俗的博雅人文教育。即使博学的牧师爱德华兹有一次也抨击哈佛与耶鲁不愿意当“信仰的摇篮”，花很多力气养成人文学者而非致力于宗教教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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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腓德自己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福音派牧师，他也不满这两所学校。他抱怨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失去了光芒，“非常黑暗，黑暗到人们都可以感觉到”。当他在1744年回到新英格兰时，当初欢迎他上讲坛的传统派牧师们都不再接受他了，哈佛与耶鲁的教师们还写小册子回应他对学院的攻击，并对他个人提出很多质疑。他的对手诋毁他，说他丑化与颠覆这两所学校的目的在于推翻它们内部的当权派牧师群，开创一种培育下一代牧师的全新方式。我们没理由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奋兴派成员都在教友面前给他们服膺的传统派牧师泼脏水，说这些人缺乏虔敬心，甚至是邪恶的化身；在这种氛围下，传统派害怕自己的地位被彻底推翻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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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焚书与觊觎学院教育权柄并不是奋兴派的典型作为，而是一些过激的案例。奋兴派一开始并不想分裂教会、攻击学院，或是毁谤智识与学问；他们的基本目标只是振兴宗教，让人们的灵魂接近上帝而已。而且，大觉醒运动虽然在新英格兰与宾夕法尼亚等地辛辣地攻讦像昌西这样的牧师，但反智效果其实有限，因为这些地方的公理会与长老会有着尊重教育与理性的强大传统。但即使在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也有向极端发展而失控的时候。反对它的人像昌西一样说大觉醒运动的本质是狂热与反智，但是赞成的人却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例外与偶然之举，大觉醒本质上是一个推动大众皈依基督的正面运动。从短期来看，因为新英格兰教会的氛围较为克制，赞成者的说法没错；但是反对者却一语成谶，预见了奋兴派日后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当这种运动挣脱新英格兰的节制与传统，向美国的广大内地发展后。一位后来研究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学者虽然在字里行间对运动不吝同情，但依旧下结论说：“这个运动说明，缺乏智识约束的狂热福音运动可能出现并流行开来。”他还认为，在当时“贬低学问”的只是大觉醒运动中的少数人，但是之后却变成新教信仰中的主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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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觉醒运动的一贯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它是美国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因为它主张的信仰方式亲和普通人，为他们在精英阶层打造出的现有信仰体制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告诉大众，他们有权利选择他们喜欢、讲话听得懂的牧师，甚至有时有权自己上去讲道，因而打破了权势群体的掌控，提高了美国普通人民的自信与自足，后来的外国人来到美国，在它的人民身上观察到的正是这种特质。此外，若干出于人道的举措，例如反对奴隶制度、向奴隶与印第安人宣教，也都得归功于大觉醒运动。世界上每一个灵魂的福祉都是善良的觉醒运动人士所关心的。但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宗教智识和学问事业（尽管他们新建了几所学院），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在美国，大觉醒运动的支持者并不是首先站出来反对思想的人，但他们加速了反智倾向，而且为美国的反智带来了第一场短暂的胜利。随着大觉醒运动的兴起，美国历史上的清教时期结束，福音派时期开始。此后的奋兴派运动都是在18世纪奋兴派运动的基础上重复和持续放大它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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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奋兴派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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