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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扬强势的民族主义与艰苦奋斗的人生观，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进取精神。他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知识分子，有杰克逊式的勇猛与果断，绝对不会被视为像杰斐逊一样懦弱、像亚当斯一样斯文，或是像柯蒂斯一样不男不女。他绝对是个战士。“他喜欢战斗，但都是为了让政府更完善。罗斯福就是进取精神的化身。”1896年，美国的帝国主义正被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与赫尔曼·冯·霍伊斯特（Hermann von Hoist）等学界人士批评，而克利夫兰的《世界》杂志发现罗斯福正是反击这种懦弱的学究思想的绝佳例证。它说，罗斯福的影响力正像“一阵爱国之风……吹过缺乏爱国意识的平原，冯·霍伊斯特等教授的思想在这里甚嚣尘上，而这阵受人拥护的风来自一个学问并不比他们差的人”。罗斯福曾在美西战争中与牛仔们并肩作战，这些传奇事迹广为流传，使他成为美国英雄。1899年《哈珀周刊》曾说：“他广受欢迎，因为他具有大部分人都认为很重要的男子气概。”“大家喜欢骑在马背上的勇士，不管他是在对抗西班牙人、在猎熊还是在牧羊。”1900年，《底特律新闻报》（The Detroit News）说：“这个男人成功将牛仔与大学生这两个反差极大的群体组合在一起，带着他们横扫美国近代历史，因此赢得了男人的赞叹与女人的尊敬。”芝加哥的《新闻报》（Journal）说：“没想到那些在城里长大、文弱无力、闲游浪荡的年轻人竟然能受到罗斯福这种真男人的鼓舞。但是……粗犷、有活力、热血的美国乡村男人才知道如何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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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时正在逐渐城市化与商业化，却受到了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首次产生了对堕落颓废的担忧，大家认为罗斯福预示着一个新世代的到来，它更有活力，更具男子气概。罗斯福为后来的进步主义打下基础，因为他帮助心向改革的受教育阶层恢复了地位，为这类人重新注入了男子气概。一向被教导应该粗犷与勇敢的美国人再也不用担心在站出来支持理想主义与改革时会被人说没有男子气概了。罗斯福的形象后来成了美国对政治人物的标准要求：如果一个想从政的人被怀疑太文弱、太理想主义、太关心智识，则只要他有从军的记录就可以过关，如果没有，那参加过橄榄球队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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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斯福不只是破除了人们认为绅士／知识分子阶级从政时总是缺乏魄力与男子气的刻板形象，更证明了与他同阶级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上一代的知识分子过于看重自己的出身与道德智识，认为凭它们便足以成为领导阶层，而罗斯福这一代的人则以事实及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有独特和必要的功用。对后者来说，学者在政治上的角色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具有一定的施政技巧，且这些技巧对于政府发挥积极功能正变得日渐重要。于是，绅士改革者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时代即将结束。随着进步主义一代的崛起，学者以专家的角色登场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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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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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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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步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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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败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疏离让改革者郁郁不得志，但这种情形到了“进步时代”就突然终止了。因为美国此时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过去致力于发展工业、不断扩张在北美大陆的领土以及赚取外贸盈余，现在除了这些还增添了新的目标，例如管控因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巨大企业与利益团体，让它们更为人性化。美国现在似乎急需精神理念的指引，希望能够以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来面对若干社会问题，这些原则深植于美国的立国信条，却罕见于实际的生活中。对于这些，大家觉得需要自我检讨与分析。因此，之前改革者一直在徒劳呼吁的“善治”原则，现在似乎有点实现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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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善治原则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者对于何谓良好政府有很严格的看法，但是这么少人支持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从来都解释不清为何这样的看法是对的。而现在，越来越多聪明的美国人却觉得自己知道了。工业巨子与政治掮客现在权力太大，所以有必要让他们的行为合理合法，受到政府的控制，这种净化政治的努力首先要靠强化政府的行政机能与管控能力。而一旦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大，专家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为了民主政治的更好发展，过去杰克逊时代的那种对专家的怀疑心态必须改变。以前知识分子与平民民主间的隔阂现在似乎逐渐消失了，因为以前重视专家的那些人，现在也开始重视民主了，而平民们也开始尊重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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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新的社会状况也要求新的探索与解释：整个社会大众都认识到，美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整个社会对此的反省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知识分子既是专家又是社会批评家，所以他们开始回到社会的中心，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未曾有过的现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恢复的方式并不符合先前改革者的预期。过去，这些改革者认为，头脑能力与阶级相关，所以他们之前总是抱怨他们的头脑未受国家重用，因为人们并不尊重与服从他们；至于该如何重用他们的头脑，他们却怀着异常保守的想法。而现在，大家对于头脑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头脑能力的高低不是看阶级，而是看对这个正在快速发展与改革的国家能在事实上做出多少贡献。智识恢复了地位，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有着保守的影响，而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与引导改变。因此，进步时代在社会批判与行政组织方面的革新，并非回应了过去海斯与加菲尔德时期关于公共行政的见地，而是预示了未来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时期的福利国家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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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进步主义者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崭新的行政体系，不如说是一种革新的氛围。在那段时期的特殊道德与智识氛围下，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或是政界领袖有了更紧密的关系。有些知识分子是从政坛外部进入的，但是还有很多原本就是政治圈里面的人，现在受到的尊重与待遇比其前辈要好。政界开始重视有思想和学问的人，例如老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艾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与罗伯特·M. 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等。在进步时代的杰出政治领袖中，只有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人延续了平民政治中的反智传统。[1]拉福莱特虽然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一般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却拥有特别的地位，这是因为信任知识分子的风气是他领头树立起来的——一方面，他在担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成功撮合州政府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群体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他到华盛顿就任参议员时带去了一群有效率、有研究发展精神的幕僚，令人耳目一新。拉福莱特自一开始从政就破除了普伦基特散布的谣言，也就是大学学历在政治上是无用之物。他在第一次竞选时将以前的同学召集起来，以他们为核心，构建起一台出色的政治机器。如果说老罗斯福证明了男子气概与智识可以共存，那么拉福莱特则证明了智识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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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斯康星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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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的浪潮从地方层级扩展到州层级，最后到了全国的层级。崭新的管理制度与单位首先在州一级引入，而且专家被邀请参与立法过程。专家政治的试验场不是华盛顿，而是各州的州政府，特别是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该地成为专家出来为人民与州服务的第一个范例。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的实验，无论其成败或是激起的反弹，都成了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政治的先驱，也是新政以智识擘画国政的雏形。威斯康星州的试验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它从开始到结束完整示范了知识分子与专家参与政治的角色，现在大家已经熟悉如下的周期循环了：首先，变迁时代到来，大家对现状不满，所以需要这些人来改变；接着，知识分子与专家已经被等同于他们所带来的改革，但当人们对改革的功效不满时，就会对改革本身不满。首先会感到不满的是企业界，他们不愿政府干涉，抱怨改革成本太高，还企图用各种手段鼓舞大众反对改革，反智即为其中之一。最后，改革者会被踢出政坛，但某些改革却未必被取消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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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形成“威斯康星构想”（Wisconsin idea）的因素在1892年出现，那一年，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政治与历史学院。这个学院是由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T. 埃利（Richard T. Ely）所领导的，而F. J. 特纳与托马斯·C. 张伯伦校长（Thomas C. Chamberlain）乃是这整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希望让威斯康星州在提倡社会科学方面成为中西部各州的先驱典范，因为他们觉得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了解与管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复杂工业社会。在他们的构想中，要把威斯康星大学规划成一所训练政府行政与改善公民意识与行为的中心，最终使其变成能有效服务该州全体居民与州政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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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所大学应完全超越党派，它不属于任何一党，它以服务该州全体居民而不是任何阶级为宗旨。它也不从事任何意识形态宣传，而是提供资讯、统计资料、政策建议、技术与训练。当然，他们也希望这所学府的声誉会因为它能有效帮助州民而提升。大学的主事者不会去挑战任何既得利益者。特纳在给埃利的一封信中说：“请告诉我有什么实际的方法让这所大学可以服务威州的所有百姓？其实这所学校最特别之处，应在于它可以获得这些顽固派威州商人的支持。”[2]稍后特纳说明了什么叫中立地运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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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科学、法律、经济与历史教育等来训练一些行政官员、议员、法官或专家，然后让他们担任部门长官，这些人就会公正和明智地处理不同利益间的竞争。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美国是为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需要一批为全州人民服务的官员，他们可以，找出大家共同利益之所在，赢得所有追求美国梦的团体共同的尊敬与信任。现如今，某些州纷纷设置专家委员会，议会中有大学学历者在增加，联邦政府各机构更喜欢任用大学生，都说明这种想法在逐渐流行。我们可以这么说，要想有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良好法案，并有效执行这些法案，就需要让大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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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继续说，但这些角色对于大学也是危险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拓荒者的民主体制一向看不起专家，专家必须力驳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他们可以依赖“创造性的想象力与人格特质”来克服别人的猜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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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威大已经聚集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研究关于州层级与市层级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撰写了若干杰出的书籍文献。威大借着在各处设立的分校，普遍地教育威州人民。例如借着农民组织，威大拉近了自己与农业人口间的距离，也提高了威州的耕种技术水准。但是当拉福莱特在1900年就任威州州长后，威大的产学合作计划开始引发争议了。拉福莱特本人是威大毕业生，他认同怀抱各种理念的改革者们，于是开始采用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针对税制改革、铁路管理以及基层直接选举等问题分别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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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个叫“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的独立机构加入了威大面向公众的服务，它是由一位充满干劲的威大研究生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创立的。麦卡锡对这个参考图书服务机构的期待就像特纳对威大的期待一般，希望它为社会提供最佳的服务，同时独立于各党派。在铁路、电话、电报与保险公司纷纷兴起的年代里，麦卡锡认为，州政府的任务很复杂，州议员需要大量资讯才能做出好的立法决策。“所以让专家来提供资讯是最好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要介入正反两派在立法过程中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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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威州的部门并不打算影响任何议员，我们在议案中并不站在任何一边或支持任何一人。我们只是政府中的一个部门。我们并不介入或引导立法，而只想帮助那些有心为州民服务的议员提出最好的法案，为这些忙碌的议员提供任何他们所需的资讯，收集他们依靠的事实与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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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想现在看起来既天真又真诚。拉福莱特的政绩中还是存留着好些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他得罪了那些特纳曾经想要接近的商人资本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更且，在1903年后，拉福莱特的朋友查尔斯·P. 凡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接任威大校长，他想要把威大变成州政府的一个分支，这个主张触怒了保守派。再加上全国媒体纷纷报道“威斯康星构想”（大多数是支持的），认为威斯康星州是一个代表“进步精神”的模范州，因而夸张地说这是因为“威大在治理这个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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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州来说，这种新闻可能会刺激它们来模仿威州，但是对于威州自身的保守派来说，这加深了他们原本的疑惧：原来威大是要跟州当局联手对付他们。其实威大的教授专家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激进派，也更不想为州政府施政带来太多倡议。如果看一下威大在州政府任职的人事统计就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技术官僚（工程师、地理测量师、科学家及农业专家等）而非州政府的政策顾问，威大专家的主要角色是为州政府提供技术方面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资讯。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是威大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说其实威大的教授绝大部分都很保守，“除了在进步时期外，我从来没有被咨询过，他们需要我时才会找我。我从没有主动倡议过任何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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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税务、铁路管制方面与其他事情上，威大的专家们一直都是咨询对象，因而许多人对他们具有的影响力心怀不满。以往威州的重要政策都会保护某些企业的利益，往往是经由几个巨头秘密协商达成；拉福莱特当州长后，开始以周六午餐会的方式找威大的校长、院长与一群专家共商政务，并对这种决策方式的改变引以为傲。[7]一些在进步时代的政策下失去既得利益的企业——事实上许多企业仅仅是心理上担忧可能会迎来更多管制政策而已——就认定威大与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和铁路管制委员会、税务委员会与工商业管制委员会一样，都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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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共和党在全国层面上的分裂给威州进步派共和党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保守派看到了机会。他们击败了拉福莱特在进步派中的继任者，继而推出铁路与伐木业商人伊曼纽尔·L. 菲利普（Emanuel L. Philipp）竞选州长。菲利普在竞选时以反智的姿态攻击威大的专家们，呼吁减税和改造威大，使它不再“掺和”政治。他说，一定要把威大彻底“清扫干净”，因为社会主义已在那里滋生，而且它的学生毕业时心怀的理念并不属于美国。如果继续重用专家，威大就会持续入侵政治。将政治交付专家来管理，无异于承认民选官员不能胜任职责。如果州政府已经到了承认所有的施政都需要威大协助的地步，则一般百姓岂不应该自认为近乎“白痴”了？菲利普的攻击包括要求取缔麦卡锡之前支持设立的“法案工厂”，也就是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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