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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认为，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乃是很多农人抱持着贬低农业科学的态度，他们以为，凡是跟科学有关的，不是无助于农业，就是一般农民根本无法理解的”。[8]农业杂志一再宣扬科学耕作，一再被迫对抗“书本农耕法”的讪笑的事实，都证实了比尔的话。虽然并非每本农业杂志都很好，例如有些只是在兜售某类骗术。但是，它们多半时间都被迫陷于自清与解释的困境，要证明它们不是杜撰了一些无理论根据的栽种法，或是它们的大多文章其实是从业农夫撰写的。1841年，李比希关于土壤化学的伟大著作传到了美国，虽然它在农业改革者乃至少数自耕农间广受欢迎，但其中的某些发现却被《南方农人》（Southern Planter）杂志描述为“过度精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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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比希无疑是很有智慧的绅士与思想深刻的化学家，但是我们认为他对农业并不比对他家种田的马更了解。弗吉尼亚州所有还在耕田的老农民都会告诉他，他的精密农耕理论与他们实地耕作数十年的经验有很大的出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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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置农业大学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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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对农业科学与“书本农耕法”的反对，农民们不愿意送他们的子女去接受新式农业教育，应该毫不令人意外。即便农民们对新式农业教育可能有一丁点儿的期待，这点期待也被广设学校需要增税的担忧淹没了。1827年，一位赞成农业教育的人在《美国农友》杂志上表示，他发现农人都“极度不赞成设立学校”[10]。1852年，《新英格兰农友》（New England Farmer）杂志的一位读者投稿说，他本人反对设立马萨诸塞农业大学，而且认为九成的农友跟他想法一样。他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的理由：农民根本不会去利用农业大学这个机构，他们会认为它“只是个开销巨大的实验”，难以保证产生与成本相当的回报；它只会让某些从无农耕经验的人“坐拥华丽的办公室”，但是他们实在不配；赞成这个计划的人实际上只是想让有钱人或是绅士的子弟学一些农业知识而已。但是，“农耕这种东西不是能在教室传授的，它只能依靠实地经验的累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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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乡村地区普遍反对农业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已。悉尼·L.杰克逊（Sidney L. Jackson）分析了人们对于推广设立农业学校的态度，他指出，农人“在建立更好的农业教育运动中是阻力而非助力”[12]。在鼓励设立农业大学的《莫里尔法案》于1862年通过前，美国设立农业大学的一些尝试与实验，主要是地方上若干有心的小型农业改良团体努力不懈的结果，这说明，直到联邦政府介入前，美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明明非常需要农业技术，[13]却缺乏任何应有的努力。1862年通过的那项法案也并非基于民间广泛的支持，而是多亏了一个游说团体坚定争取。厄尔·D. 罗斯（Earle D. Ross）研究过这个出售公地筹款盖大学的法案，他指出：“我们看不见社会大众自发性的支持。”那时正值内战，新闻甚至都没有怎么报道《莫里尔法案》的通过，农业报纸也没有积极讨论此事，有些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法案的存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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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这个法案不过是代表联邦政府一种出于好意的承诺而已，改革者们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发现，若立场超前于社会主流意见，便很难从事有意义的改革。参议员贾斯廷·史密斯·莫里尔（Justin Smith Morrill）推动此法案的动机很好理解：当时，其他国家纷纷致力于农业与农业机械教育，而美国的土地却因不当耕种而遭到破坏与浪费；这时，社会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实验，调查农业现状，为农民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建议；用出售公地的收入来创办良好的农业学校与农业机械学校，这与美国政府之前鼓励兴办教育的政策是一致的；这样做也不会侵犯各州的权限，或是影响既有的文理学院。莫里尔提出的法案一度被党派政治干扰，而出售国有土地兴建农业大学的构想也在1859年被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总统否决，但是三年后，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个类似的法案，而国会也开始相信农业应该有所改革，虽然大部分农民还是不赞成。[15]不过，罗斯说，很不幸地，出售公地盖大学的法案从未深入探讨教育方面的益处。反对者拿着违宪或是其他把柄大做文章，以致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未能充分体现原提案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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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通过后，依此法案设立的大学遭遇了各种困难，其中一个就是原本存在的大学对他们的嫉妒与攻击，而另外一个则是关于统一办学一事，美国一向有教育多元与分散的观念，所以美国人不喜欢国家统一的办学政策。这种学校在聘用教职员工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传统的教授习惯于文理学院的氛围，往往无法真正接受农业与农业机械教育的有效性，有时还会从内部破坏这种教育制度。而在外部，有来自思想狭隘的传统农民与民间意见领袖的抵制，他们坚信科学对于农耕是无用的，这些学校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民。罗斯指出：“农业改良一事，农民本身才是最困难的一环，因为他们不相信职业训练的必要性。”即使他们不抵制教育，他们也不认为应该从大学或是科学农业实验中获得农业技术。威斯康星州的农民认为，每个行业都应该是实际从业者指导实际从业者，“神父教神父，律师教律师，工人教工人，农民教农民”。某些州的州长希望农业大学尽量远离文理学院代表的博雅教育传统，例如俄亥俄州州长希望农业大学在讲课时“尽可能简单实际，不要太理论化或是科学味道太浓厚”，得州州长认为设立农业大学“是为了训练与教育农场里的工作者”，印第安纳州州长则认为任何高等教育都会对劳动者的培养造成阻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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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念上的口水战外，最大的困难是来自这个事实：送小孩上农业大学的农人不多，而当小孩真的去了大学后，他们却想利用上大学的机会摆脱家传的务农行业，通常是转去工程方面的工作。所以，多年来农业大学的学生一直不多，其中学工程的又数倍于学农业的，而且倍数逐年增加，从二倍到三倍，再到四倍、五倍。直到1887年，《哈奇法案》（Hatch Act）通过，农业科学的发展环境才得到改善，联邦政府在各地设立农业实验所，与各地的农业大学展开密切合作，增加了这些大学的研究资源与能力。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些农业大学终于发展健全，得以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实质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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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公地盖大学的另一个缺点在于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国会在制定法案时并未考虑到，应该在乡村地区建立一个良好的中学教育系统，让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农业大学就读。不过，1917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解决了这个问题，联邦开始为中学阶段的农业职业教育提供经费。1873年到1897年间，农业受到通货紧缩的冲击，但是之后又开始繁荣，所以农业教育的命运也开始好转。由于利润提高了，农人们开始想到企业化经营、育种、土壤科学与农业经济的问题。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他们不必再强迫下一代留在农村工作。学习农业的学生人数持续增加，1905年后更是快速增长。到了一战前夕，农业学生人数几乎已经赶上工程学生的人数。老罗斯福总统的农业部部长M. L. 威尔逊（M. L. Wilson）回忆道，在他老家艾奥瓦州，乡亲们直到20世纪才不再轻视“书本农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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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开始后不久，农民纷纷接受了农业科学带来的革命。我在1902年进入大学学习农业，虽然我并非家乡第一个读大学的，却是第一个进大学去读农业的。而十几年后，所有经济上过得去的农民都送小孩去读农业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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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坎德尔（I. L. Kandel）在1917年时说得很有道理：“莫里尔参议员为了推动农业科学化制定了出售公地设办大学的法案，但这个理念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真正得到实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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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可能不会认为农业大学与农业机械大学是智识主义的核心场所，可能会问，即使农业成功科学化，对消除反智又有什么帮助呢？当然，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误导性地描述农业大学的性质，它们只是想将职业教育与科学结合起来，使其开花结果，我认为这是个有益的目标。我想强调的是，农业改革专家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让从不相信理论对耕作有何帮助的农人改变了态度，实现了职业教育与科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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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工运动与知识分子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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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将农耕一事形容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以农耕者普遍担心，如果相信专家的话，采用“书本农耕法”与科学理念，则失去的将会比得到的还多。而说到工厂的工人，则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种情况了。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工人的生活方式是“不自然”的，他们应该培养出某种自我意识与组织，这样才能表达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态度。从一开始，智识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就比智识与农耕的关系更复杂。亨利·德曼（Henri de Man）在其杰出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心理学分析》（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一书中指出：“如果劳工运动缺乏知识分子的亲身参与及理论上的帮助，那么这种运动就只会代表一群想要从无产者变成布尔乔亚的利益集团。”[19]这样的看法对于美国劳工运动而言很讽刺，却也很贴切，因为美国的劳工运动的确是想让劳工成为一个新的布尔乔亚阶级。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劳工运动确实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但到后来，劳工为了形成自身的独特认同，却与知识分子对立了起来。美国劳工运动领导核心的出现与组织化经历了一个奇怪的辩证发展过程。首先，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催生了劳工意识与运动；但之后，劳工运动摆脱了知识分子的影响，抛弃了后者带来的一些意识形态与理论上的累赘与纷扰，专注于工会的组织与运作，使工会强大到足以与资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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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劳工运动起初并非仅仅关注工作内容、工资谈判与罢工等狭隘议题，但后来这些却成了工运的主要诉求。一开始，工运是由布尔乔亚出身的知识分子带领，追求某些社会改革理论家所提出的目标，因此它隐含两种利益色彩，一是成就与巩固工运成员在布尔乔亚社会中的地位，二是意图全面改造社会。所以，工运早期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沾染了某些“万灵丹”式的改革思想，例如土地改革、反垄断、绿背纸币运动（Greenbackism）[*]、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等。但是美国工运以这种运动方式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却毫无建树，直到运动被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与阿道夫·斯特拉瑟（Adolph Strasser）这两个实用主义领袖接手，才开始集中关注工作、薪资谈判以及工会组织，希望通过掌控各行业劳动市场取得谈判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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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珀斯与斯特拉瑟早年都与社会主义有关，前者曾是社会主义者，后者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早期的精神领袖。冈珀斯曾在他的自传中似乎有些不情愿地感谢了年轻时受到的左派思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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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曾推动工会运动发展的人早年都曾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随后在更实际的政策中找到了出路……他们都是有理想远见的人……如果一个人可以超越社会主义的思考模式，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经验就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帮助工运者在实际工作中更快地理解事务，让他明白具体的目标不过是实现更高精神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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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讽刺的是，社会主义也许教会了这些人发展工运的可行性，但是到头来工运却使这些人明白，社会主义是在美国不可行的。冈珀斯从参加工运开始，就不得不对付那些“挑三拣四的人、改革者与沉浸在理想中的人”——这些是他给那些厕身于工运的理论家起的称呼；有一段时间，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唯一一次争取连任劳工联合会主席失败是在1894年，这场失败正是这些理论家一手造成的。他认为，“工运领导人必须亲自受过劳动的洗礼”，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来担任。他说：“我明白与知识分子联盟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把工运拿来当实验，等于把人命拿来当实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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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所以被冈珀斯这样的工运领袖冷落，是因为双方对于工运的期望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将工运视为达成更大目标的手段，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或是社会改造。他们来自工运外部，极少出身于劳动阶级。因此，他们往往瞧不起工运领袖与工人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中产阶级的体面形象与生活方式。以追求更好薪资为诉求的劳工联合会并不对他们的胃口，他们也一直看不起劳工联合会的领袖。而我认为，工运领袖本质上是一群白手起家、靠苦干出人头地的人，就像成百上千的企业员工一般。斯特拉瑟有一次在与知识分子争辩时说：“我们都是讲实际的人。”[21]他们都是劳工出身，而且一直希望有一天劳工可以享有像商人一般的地位，被人重视与尊敬。他们都接触过反资本主义与反垄断的思想，但是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熟悉伦理学与政治学前沿对于布尔乔亚文化的全面批判。他们爱国爱家庭，有的还是优秀的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员。[22]他们早先曾与知识分子——或是他们认为的知识分子——接触，却为此深感不安。一开始，工运内部发生了针对社会主义信条的争端。工运领袖常遭受学院经济学家的批评，[23]后者长久以来都是一股反对劳工的团结力量。冈珀斯说，这些学院教授“或公开或暗地里与劳工为敌”，是一群“挑剔的人、空想的理论家与没有男子气概的人”。在20世纪初，“科学化管理”的风潮被劳工视为严重的威胁。冈珀斯认为这股风潮的领导人是“学院中的观察家”或“知识分子”，只想充分利用工人的能量，之后便对之弃若敝屣，无益于增进工人的信心。[24]工运事实上是在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在1900年以前，这种不友好的环境总体上是由官方知识分子造成的。至于那些不具敌意的人，虽可被视为盟友，但是多半既不聪明也不受欢迎。直到进步时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同情工人，到了新政时，双方才有了稳定的结盟关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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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珀斯之后到现在的这些年中，工会不断成长，稳定发展成了组织庞大的机构，自然需要聘请法律、精算与经济等领域的专家，需要研究与媒体、宣传与游说等部门。于是，领导全国一千八百万组织工人的总工会主席便成了众多员工与知识分子的老板。但讽刺的是，在工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不觉得自己的权益比在其他机构更受尊重——事实上，他们与工会领袖的关系并非迥异于商业机构的知识分子与企业领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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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原因使这些为工会工作的知识分子疏离了组织。第一个原因可能只适用于部分人。这些人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为工会工作，但是稍后可能发现工会不如想象中那么激进，而且连他自己也被吸收进了这个赋予工会领袖以权力与地位的机器。无可避免地，这些工会专家的理想破灭了，因为他时时可感觉到，工会想利用他的才能，却不愿沿着他希望的路走。（通常工会中的专家是基于像宣教士一般的情怀参加工作的，所以领的报酬没有在外面工作多。）第二个疏离的原因是，研究问题的职业习惯，以及追求真相与真理的倾向，常会和工会作为斗争团体的需求以及工会领袖的个人命令发生冲突。有一位专家抱怨他在工会的同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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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的数据资料他们从不认真用。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是相对主义者，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或是科学的客观性，要不然就是认为找到真相太困难，于是干脆放弃，并借口说：“谁在乎真理？难道是资方吗？”基本上，这是因为他们抱持的是一种马克思式的或是社会改革的态度。于是凡事都以此为考量……他们只想加深工会领袖的偏见……我有时希望当初是到大学教书就好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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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家有时会说一些不受欢迎的实话，有时会强迫工会领袖面对不想看到的现实。他们的这种能力既被人讨厌，也被人需要。劳工杂志的主编也许想要登载一些来自内部的批判性意见，但是工会领袖却希望工会杂志拥护他。工会的教育主管可能想要为工人提供一些类似博雅教育的内涵，但是领袖却可能只希望劳工能坚定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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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疏离因素是纯粹个人性的，与专家个人的教育与成长背景有关。他不属于这团体，他个性不适合，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专长，工会根本不会用他——他常在工会办公室听到这样的抱怨，就好像他是在流水线或者扶轮俱乐部工作一样：“他们就是刺儿头……你没法儿跟他们合作……没人喜欢他们……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们不喜欢那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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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袖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与社会上的商人与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在对工会专家的研究中指出，工会领袖有时会被知识分子动辄摆出来的专业知识震慑住，感到无比佩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会说一些轻蔑专家的话来安慰自己，不是说他们很古怪，就是说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有一位工会高层干部曾吹嘘：“我是在社会这所大学的摔打中受教育的。”但是他随后又怀着这种复杂情绪以同样骄傲的语调说道：“我告诉我儿子要在大学里修一些劳动法的课程！”在某些地方，工会的非知识分子干部会嫉妒这些专家：“浑蛋，为什么这些狗崽子能得到这种轻松的好差事……我要在基层拼死拼活，一晚连着一晚地参加各地的集会，而他们却坐在办公桌前，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工运领袖像商人一样极力称赞实务的重要性，称赞从事劳工运动与组织的一手经验。“你在书本上是学不到这些的，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工运领袖一路打拼奋斗才有了今天，然而专家从未亲临工运现场，也不了解劳工的心理。“只能说你们对这事的想法……妙极了。你有一颗讲法律的头脑，你和台上那些风光的人一样，是从哈佛、耶鲁这种名校出来的，所以你不了解劳工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难怪那些专家有时对自己没信心，或是尽量保持低调，甚至隐藏伪装自己。他们的工作氛围可能很有启发性，但是根据工运专家的研究，这种氛围却存在一种成分，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反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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