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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耳聪目明，始终保持警觉，生性狐疑，但是拥有一股无法征服的精神……他会把卖弄智识的人撕碎，把故作清高的人踢开，他见识过各种事物，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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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也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他。人类的全部生活经验就是他的学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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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崇拜混杂了某种原始主义，一种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理想中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运动。更能代表社会党中的非知识分子的感受的是党的领导人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的温和立场。德布斯看见许多人“嘲笑知识分子，认为他不属于这个党”，便劝告大家，“知识分子”不应该是个负面词汇。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知识，所以党应该想法吸收他们。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党内的干部、党代表与公职候选人应该由工人出任，在党内担任职位的知识分子应属例外，就像他们本不属于工人群体一样”。所以工会不应该由知识分子领导，正如知识分子的组织不应该由工人领导一样。德布斯认为，工人有足够的能力担任党内要职。他对知识分子占据党职的恐惧和他害怕社会主义党内部的阶级化与官僚化有关。德布斯就像杰克逊主义者一样，承认自己很相信职位轮替。他说：“我承认，我对官僚和官僚主义有成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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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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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容许些许的多元，而共产党则是步调一致：它不需要那些不想服从它一贯严格的纪律的作家。社会党在一战前是最兴盛最有活力的，那时被社会党吸引的知识分子各自都曾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以理论家的角色接下了党的领导位置。但共产党吸引了更高比例的创作作家和文学批评者，他们虽不怎么懂马克思主义或者正规的社会学科，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愿意听从党的指导、遵守纪律。20世纪30年代是共产党最有影响力的时期，那时党内的反智倾向，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崇拜正值巅峰，而在社会党中，这种情况只是约略出现而已。所以这两个党的氛围差异很大：社会党内的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在党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深感不悦，而共产党内则是知识分子在为他们的出身或职业不是工人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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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的激进派，例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与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都会刻意显示出对劳工屈尊与照拂的姿态，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心态升级了：一些左翼文人感伤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期待他们能实现自身背负的“历史使命”，所以认为他们比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具有道德优越性。于是不少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错误阶级属性，以及惭愧于自己沾染了中产阶级的习气，深觉一定要为党做出牺牲和贡献以弥补过错。而共产党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是有用的，同时也明白，独立思想的涌入可能会威胁到党内的纪律，它利用知识分子的愧疚与自我厌恶的心理，以此约束他们。一方面，知识分子从共产党这里得到了一种信仰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部分听众，人数虽不多，却在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共产党又会借助他们在心理上的脆弱性，防止他们偏离党的路线。这样的策略有好有坏，因为党希望一些很有名的作家能为他们说话，例如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海明威、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与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等人。但是这些作家是最难约束的，他们不愿驯服于党所设的尺度规矩；而一些名气较小的作家，由于较缺乏自信也较需要党给他们接触大众的机会，就比较顺从，尽管在党看来他们并非总是足够听话。保罗·罗森菲尔德（Paul Rosenfeld）在1933年指出，这类作家已经忘了他们身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而是“一味顺从所有政党都会有的庸俗作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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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不例外，如果硬要将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套在这些左翼作家身上，则在《群众》杂志时期那种波希米亚式的氛围就必须被摧毁殆尽。党必须让这些作家知道波希米亚风格或即使是各种小小的个人叛逆尝试，都是不够严肃、不够虔诚与神经质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曾经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文艺青年，他首先赞同这种改造。他说：“阶级斗争会毁了你的诗歌。”如果它这么做了，诗歌就必须被丢弃。他又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为了知识分子存在，是为了人民存在。”他对孟什维克理论家说：“你们这些人没有真实的人性。你们充其量只是书虫，永远都在想着马克思说什么或是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我们会发动一场革命——不是用书本，而是用来复枪。”里德没活多久，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要如何实现他的理念。他死后，共产党内刺激知识分子的责任就落在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身上。戈尔德在阶级意识与信念上的自我改造比任何知识分子都彻底。[35]弗洛伊德·戴尔（Floyd Dell）是共产党同路人，也是个无可救药的波希米亚文艺作家，他认为戈尔德虽是个文人，“却很惭愧他自己不是工人……所以他每次碰到工人时都敬畏他们，极力地称赞他们”。比戴尔年轻一辈的作家都能了解为什么戈尔德会有这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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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看法，其实颇为讽刺地体现了遍布于美国整个民族的特性：重视实用性，崇尚男子气概与原始主义。有趣的是，共产党的行事准则和商人表现出的某些态度很类似，只有些微的不同。对共产党来说，重要的任务是艰巨而实际的，那就是发动革命。其他的则都是次要的。艺术与知识如果无助于革命，就没什么用。作家要是不能服务于革命，就会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娼妓，这是共产党批评他们时惯用的形象：他们是“最古老、最受仰慕的娼妓”，（用一位出身无可指摘的无产阶级年轻作家的话来说）“是文学害虫……是施了胭脂水粉的浪荡女人，为了些许银钱就愿意模仿传说中的东方女人扭动腰肢跳起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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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但必须有道德纯净性，还要有无比的男子气概，但是作家大都缺乏后者。所以，政治上所需要的实际与威猛就与文人的气质不合。有一次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就公开说党内一位作家的诗作与短篇小说只是他工作之余的“休闲嗜好”，这充分地说明了党认为文艺对革命大业而言并不重要。而最糟糕的是，作家们若不在作品中处理有关阶级斗争的主题，便会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党内的知识分子对此事意见不一，但是最鹰派的会严词谴责这些所谓的文学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同性恋文学”。有一次戈尔德告诉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他认为这种作家其实是陷于一种疯狂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的“雄性经验”被阉割了。戈尔德与索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有过一次出名的论战，他说后者的小说“简直是在宣扬一种小花小草似的小确幸人生观，缺乏真正的血肉与勇气的存在意识，就像是一个同性恋者的白日梦般，穿着华美的袍子在花园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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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产阶级意识战斗情怀最高昂的时刻，主张把党的信念与文学完全合一的人希望那些工人作家能够勇于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Proletarian Realism，这是戈尔德的用词）的意识，因为布尔乔亚的作家做不到。《新群众》（New Masses）是共产党的刊物，有一个工人作家说，希望伐木工人、流动工人、矿工、小职员、机械员、餐厅侍者等都能来投稿与阅读本刊，因为他们比那些三流作家重要多了。“虽然可能内容很粗糙——因为可能作者才刚刚下工脱下脏鞋子洗了把脸，但是我们何所惧？怕文学批评家吗？怕他们会说《新群众》这刊物登些劣质、文法不对的东西吗？见鬼了，兄弟们，街边杂志架上满是文法高雅的垃圾文献。”当然，这样的话语可能会让作家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敬而远之。让他们疏远共产党的是一位作家所谓的“将无产阶级理想化的情怀，单调地弹奏没有感情的琴弦，敌视关注其他阶层的思想观念，看不上经过特意调节的写作和批评，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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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反映出共产党在面对作家与知识分子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迫切地想要用到他们，却又无法维系能够留住他们的氛围。戈尔德本身是文人，他的文学风采使得一些文人还愿意徘徊在共产党旁边，而他有时也为党内同志对于作家的态度深感焦虑不安。他有一次承认，知识分子太常被迫自认为是革命运动的局外人，“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与“浑蛋”等同，在美国的共产党圈子中的确有此现象。党内有些人在内部派系斗争时也会利用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作为武器：约瑟夫·弗里曼（Josepf Freeman）在20世纪20年代时有一次党内斗争，有一派人竟然散布谣言，说另一派人是大学生、资产阶级与犹太人。这样自然产生了严重后果。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是无党派都市大报的记者，他曾严肃地指控托洛茨基：“我从来就不喜欢像他这样的都市知识分子，他们把每一个有关人的问题都简化成为三段论逻辑，而他们自认为在推论上自己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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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位左翼作家来说，一定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大家都接受党的教条而承认知识分子以及造就出知识分子的机构都是不好的。多斯·帕索斯在“一战”期间曾写道：“我认为我们都是虚假的革命家，我们在茶桌上谈革命信念与激进主义，但是却都是花拳绣腿而已……我真希望取缔这些误导年轻人的大学，以及相关的中产阶级虚矫文化。”吉纳维芙·塔格德（Genevieve Taggard）说道，在革命的紧迫任务之下，作家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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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实际的人才能搞革命，如果想要组织战斗部队或是采行某种体制改革，却碰到一个两眼茫然不知所措的文艺青年，着实令人愤怒。如果我负责一场革命，我会把艺术家都赶走，我只相信务实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自己就是艺术家，我像任何一个小孩子一样知道母亲何时在忙、我不应打扰，所以我不想成为革命大业的绊脚石，我只希望革命成功，我可以安静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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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艺术文化的不敬与压迫。但是无论对于生活的体制怎么抉择，总是有一个实际的事情挡在前头，那就是我们到底要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发展，还是要共产主义者所讲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追求个人的成就，还是组成一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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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发行了一种没有任何担保、不能兑换黄金的绿背纸币。战后，绿背纸币贬值，政府为收缩通货，立法以100：80的比例将绿背纸币兑换为美元。因为这项政策可能令负债农民破产，遂遭到大量农民抵制，部分农民与工人还联合成立了“绿背纸币党”（Greenback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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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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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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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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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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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是我们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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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谈到美国的反智传统，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历史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始终极度注重平民教育。从以前到现在，很少有人会真正怀疑美国人的这种信念。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曾对19世纪的美国做过研究，他认为“教育就是那时的信仰”，虽然他随后补充，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和对宗教的期待一样，希望它能“很实用，有收益”[1]。近代以来，美国是第一个效法普鲁士建立免费基础教育制度的国家。美国最早的法律就曾规定，政府要拨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立学校。美国的学校与图书馆快速增加，证明他们很重视知识的传播，而不断增加的学院（lyceum）与“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s）[*]显示出这股对教育的热忱会延续到成人终身教育之中，而不会随着学校教育结束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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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坚持教育对于一个共和国的重要性。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词中力劝国人设立“可以普遍散播知识的机构”。因为这个新的国家体制需要公共意见的参与，华盛顿认为“开启民智是很重要的事业”。1816年，年老的杰斐逊警告国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散漫无知，国家就没有未来可言。”当1832年林肯总统初次踏入政坛从事竞选活动时，他告诉选民，“教育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2]。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童来说，林肯总统躺在一堆柴火前就着火光读书的景象深深印在他们心中（我相信，我们之中没有谁不曾好奇过他当时到底正在读什么书）。在各种场合中，很多演讲者、作家与编辑都习惯在发表长篇大论时先说一下教育的重要性。一位中西部小镇的编辑在1836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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