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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实验心理学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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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难以从美国教育部所编纂的大量布告文献中，发掘推动生活适应教育运动背后的真正原因，但是在这个运动被命名前，它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被职业教育专家普罗瑟博士提出来了，这可见于他在1939年于哈佛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中学教育与生活》（Secondary Education and Life）之中。[23]虽然在这份已出版的演讲稿中偶尔可见受到杜威推动教育民主化的热情之影响，但普罗瑟主要依据的是教育心理学的若干研究，而且他对“科学”结论显得很尊敬（很讽刺的是，这些生活适应教育的专家一再借科学之名，却不鼓励儿童学习科学）。普罗瑟认为，桑代克与他的追随者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学科可以让我们的智识具备从抽象整体演绎到个别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说，“科学已经证明，一般性理论或是智识并没有处理具体事物的能力”。如若我们抛弃这样的观念，教育就应该教授个别具体的技能。所以没有“一般性机械技能”这样的东西，只有透过练习与应用得来的各种（详细具体的）机械技能。心智也是一样。没有记忆这样的东西，只有我们需要时能想起的具体事实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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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教育观念认为启发智识发展最重要，但这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并没有一般心智能力这种东西存在，只有个别的事物可以被得知。因此“实用性”与“可被教授”这两件事高度相关；一种知识越是实用，就越是能被教授。学校中某一学科的价值，可以用它到底能应用于生活中的多少地方来衡量。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教给儿童“一般”的东西，而是直接向他们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信息，例如不必教他们生理学的知识，而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如何照顾好身体。传统课程只包含“一般”的知识，但现在这种知识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总体原则是，学校所教的东西越新，它在课堂外的实用性就越强，教的东西越旧，就越是跟生活需要的知识脱节。”学校教的东西越直接、越贴近生活，学生就越容易掌握，且越不会忘记。一门学科越是有实用性，就越有助于心智的培养。“所以做生意要用的算术，其重要性高于几何，学习如何健身比学法文重要，学习如何选职业比学代数重要，学习如何过日常生活比学地理学重要，简单的商用英文比读莎士比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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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瑟说，根据科学研究得出的无可否认的结论可知，最好的教材乃是适于“适应生活”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教材。那么，为什么大学坚持要求高中要教一些无实际用处也无法教授的传统学科呢？普罗瑟认为，原因不是要保住这些高中科目任课老师的饭碗，而是大学需要凭借某种学科分辨出高中生的智识能力水平，以便招收优秀学生，将其他的淘汰掉（例如代数与语言课程就有这种效果，它们不是任何学生都可以学得来的科目，有些学生甚至会因此而打退堂鼓，不想念大学了）。为了这种老旧的淘汰筛选技巧，需要花四年的宝贵时间让学生修习这些“学术性学科”。普罗瑟认为，现在筛选适合读大学的学生只需要几小时的心智测验就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准确。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试着说服那些传统派的人删除一半的现有课程，只留下一些也许有残余价值的课”。如果是这样，“所有语文课与数学课都应该从进入大学的必修课程表中除名”，留下的则是“物理科学、英文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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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学科都应该加入课程表，例如：应用英文，可以提升“沟通能力”；有关现代生活的文学作品；非计量性的科学课程，以帮助年轻人顺利舒适地过日常生活，最后迈向富裕繁荣；年轻人需要知道的简单经济学与企业经营概论；公民道德与乡里社区发展问题；实用的代数；社会科学；礼仪、休闲、家庭问题指引与美国社会史；纯艺术欣赏与应用艺术欣赏；最后则是职业教育。这样一来，所有课程都会符合近年来教育心理学指出的学习原则，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从中学教育中获得更大的收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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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育学家想用实验心理学来证明传统教育是无效的，普罗瑟就用了一种相当粗糙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相同的立场：科学已经否定了博雅教育背后的假设——这种教育可以促进所谓的“心智锻炼”（mental discipline）。他因此非常有自信地认为，科学已经证明博雅教育背后所持的根据是错误的，“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事了”。其实在这种强硬立场后面是有一些故事的。19世纪，美国与其他地方的传统式博雅教育立足于两个假设之上。第一个假设就是所谓的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它的要旨就是认为我们的心智是由若干官能构成，例如推理能力、想象力、记忆力等。这些能力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可透过锻炼来强化；而博雅教育正是意在经常性地锻炼这些官能，增强它们的能力。大家也都相信某些学科在心智锻炼方面有着卓越的效果，尤其是拉丁语、希腊语与数学。因此学习这些科目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更是因为它们可以锻炼心智能力，以应对任何需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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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稍后大家发现这种官能心理学的理论禁不起哲学或是科学对心智运作的检视。而且，由于人类知识在量方面的积累与课程内容的逐渐增加，这种依旧相信经典语文与数学富于心智锻炼功能的想法就显得太狭隘与自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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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当代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学者都知道，即使官能心理学、经典语文与数学教程没落了，也无法证明心智锻炼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教育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毫无意义，那么过去千百年来博雅教育的宗旨就都处在错误的立足点上了。心智到底可否被锻炼？或者是否有培养心智能力这种事？这个问题在历经官能心理学的争议后，现在又以新的形态呈现：在某一个学科上获得的某种心智能力是否可以增强另一种心智能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此问题，例如对某类知识的记诵有助于对其他知识的记诵能力吗？对于某类知觉辨识能力的锻炼有助于其他的知觉辨识能力吗？学习拉丁文有助于学习法文吗？如果这种迁移是可能的，那么博雅教育就有助于锻炼我们心智能力。但如果不是，则现有的课程安排，对于课程以外知识能力的发展与追求就都没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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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桑代克启发，某些实验心理学家从20世纪初开始累积关于学习能力迁移的实验证据，希望针对此问题提出科学上的解答。但是任何看过他们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只研究了一小部分，而且根本不足以提出有助益的解答。桑代克在1901年与1924年发表了两篇很被重视的论文，它们对迁移学习理论提出了否定证据，一些教育理论家以此为据，认为心智锻炼理论缺乏有力支撑，支持改革课程。W. C. 巴格利（W. C. Bagley）曾说，“任何赞成放松学科能力标准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不自觉地就会曲解实验结论，以便支持他们的高中课程大众化改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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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实验证据有时很矛盾、很混乱，那些宣称从这些数据中得到确定结论的人，大多只是扭曲了研究发现，以支撑自身观点。他们这样的做法成了教育思想史上的大丑闻。即使定量研究得出了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大量的材料也被这些教育改革者完全忽视了——有五分之四的研究都显示，在特定条件下，的确会有能力迁移的情况发生。即便主流的杰出实验心理学家都赞同普罗瑟等教育学者反对能力迁移的立场，斩钉截铁地说“科学已经证明了”，也没有用。今天，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可喜的证据。杰尔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他的名著《教育的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中指出，过去二十年，几乎所有关于能力迁移的研究都发现……如果经过适当的学习，会有广泛的能力迁移现象，甚至在最佳学习情境中学习，还会启发我们“如何学习”。[28]其实，博雅教育从人类在教育方面的实际经验中得到的支持，原本就应该比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但即便我们真的以科学手段来检视它，得出的结论也依然是更支持相信心智锻炼的人，而不是相信生活适应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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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优生被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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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适应教育运动是过去四十年来教育发展方向的最极致代表，它认为在中学阶段的国民教育中，严格的学科训练要求对于不少学生来说是不可能达成的事。这场运动的代言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部分学生的比例可能多达60%，批评者认为这个数字过于武断。这个立场的根源似乎来自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仰。1940年，普罗瑟博士在全国青年总署任职，他对青年问题的看法与联邦政府相近；当年，智力测验专家刘易斯·M. 特曼（Lewis M. Terman）在全国青年总署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传统高中教育的课程需要一百一十以上的智商才可应付，而60%的学生智商达不到这个水准。不过，这个数字和支持生活适应教育的人士给出的数字有很大出入。[29]但最重要的是，仅凭这样一个数字决定全国重大的教育政策，显然不太负责。对于智商是否固定不变，心理学家看法不一。目前有一些研究显示，只要对于孩子加以特别关照和教育，孩子在智力测验中的成绩可提高十五到二十分左右（如果对于落后学生给予特别照顾，效果会更明显。纽约市实施“提高眼界”的政策后，很多贫民区初中小孩的智商测验成绩和学业表现都提高到了足以进入大学的程度，有些甚至还得到了奖学金）。更且，智商成绩绝对不能作为判断小孩是否应该继续升学的唯一标准。还有一些其他指标也很重要，例如老师的教学能力、学校作业的多少以及小孩的学习动力强弱等，而这些指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关于有多少学生适合重视学业成就的传统型高中教育，心理学家与教育工作者还是存在看法上的分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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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活适应教育运动关于美国高中生是否适合传统教育的看法，是在并未参考其他国家的教育成就下得出的。改革派的教育工作者经常说：西欧国家那种“贵族式、阶级化、选择性、传统式”的中学教育对美国追求民主化、普遍化与前瞻式的中学教育并没有启发作用。因此美国的教育者在制定政策时经常忽视欧洲的经验，而是向“现代科学”取经，并且以实现“民主”作为精神上的指引。也就是说，欧洲式教育法已是陈旧的过去，科学与民主才面向未来。冷战时，与苏联的科学竞争尤其导致了这样的想法。苏联的中学教育不如美国普遍化与平等化。它既非贵族式，也非传统式，但是的确是借鉴自西欧的中学教育模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大规模、高要求的学业课程设置是可行的，对此美国无法以忽视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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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主张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教育工作者只满足于针对那被忽视的、在底层的60%学生发声。如果我们轻视这个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大错特错了。1947年，普罗瑟在生活适应教育大会上致辞，结尾时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这次一样的会议出现……在这场会议上，我们大家都诚挚地相信，现在是为所有美国年轻人提供他们一直想要的教育方式的一个黄金时机。现在各位规划出来的制度，值得我们为它奋战，甚至为它战死……上帝保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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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教育工作者相信，他们的规划不仅适用于那被忽视的60%；有益于这些人的制度一定有益于所有的美国年轻人，不管聪明与否都一样。有一份宣传生活适应教育的小册子还大方地承认：“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高中教育蓝图，需要天才的老师才能落实。”[31]I. L. 坎德尔嘲讽说，这个运动竟然相信“一种课程方式，只要它可以帮助那60%的留在学校、一无所获的学生，它就一定对所有学生都有帮助”。[32]换句话说，这些运动者是把支持经典课程之人主张的普遍适用性换了一种说法。以前，大家认为博雅教育对所有学生都有好处，现在这些人则宣称，所有学生都应该接受本来是为学习迟缓的学生设计的课程。这样一来，美国的实用主义与民主就可以在对所有年轻人的教育中得到实现。这个运动想要永远地确立一个信念：学习迟缓者绝非不如聪明的小孩，学校里所有的科目都应像学校的学生那样多元且平等。1952年，全国教育协会的教育政策委员会宣称，至少在乡村地区，理想的教育方式是：课程应该一律平等，“各科目中没有哪一科是‘贵族’。数学与机械、艺术与农业、历史与家政都一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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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以效用、民主与科学之名，把那些学习迟缓的或是无法教育的学生视为中学教育的重心，却把资优学生放到一边。有一群教育工作者，他们期待有一天“教育中贵族式与高等文化式的传统完全消失”，他们认为面对天赋异禀的小孩，应该怀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固然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这些天之骄子通常自然有良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他们。我们给他们的教导对他们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那么关键。因此学校不用针对这些资优学生特别规划什么课程。”[34]在这样的氛围下，有人指出：“公立学校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学生将来会是这个社会的智识领导阶层，但或许也是最近这些年来最为我们的学校制度所忽视的一群人。”[35]这个群体的确被很多教育工作者忽视了，其中有些人竟然不把他们视为教育体制的希望、挑战或是标准，而是视他们为非主流群体、无关痛痒的问题，有时甚至将他们视为病态之人。也许我说话夸张了，但是如果不这样说，就实在难以解释，为什么教育部门的某位官员会写出下面这段冷酷麻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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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约四百万的儿童，在心理、生理与行为方面并不正常，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其中包含失明与弱视者、聋哑者、残障者、脆弱者、癫痫病患者、智障者、社会适应不良者，以及特别资优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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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育改革的保守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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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革理念，尤其是呼吁重视教育普遍性的理念，一直遭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学区委员会与老师的抵制。虽然如此，为了响应新教育理念，很多中学已经“充实”课程，纳入了乐队、合唱团、汽车驾驶、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家政与消费教育等课程。现在，任何一个美国的小孩都不用担心他在家乡学校所上的那些“充实”的课程，在某些地方可能会被视为异类，也不用担心学校的课程可能不合他的兴趣。数年前，耶鲁大学的校长提到这么一个案例，这是各校的入学审查小组可能都碰过的情形。中西部某城市的一位学生想要申请进入耶鲁大学，他应该很有能力，且应该很有希望获准入学（如果不是他所上的课程），但是他交上来的高中成绩单反映出他最后两年只上过英文与美国历史，其他都是些合唱、演说、打字、体育、媒体、婚姻与家庭、个性发展之类的课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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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视高中开设的这些新课程的内容与性质，以及新旧两派教育学者的论调，我们就会发现，关于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辩论，是一个更大的议题在教育面向上的显现，这个更大的议题就是大众文化。当然，有关高中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像全国高中生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什么样的知识文化才能算是他们全部人都需要学习的？传统教育立基于各种科目训练的价值，以及一个信念之上：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各种学术科目，心智就会得到发展，足以应对生活中的一般目标，为职场、生意或其他行业做好准备（至于那些不适合从事白领工作的学生，职业教育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传统教育并非像改革者所指控的那样毫不重视学生的需求，这种教育认为，学生透过对学术学科的学习，可以从中渐渐得到运用心智能力的乐趣，而循序渐进地学习下去后，会逐渐产生成就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因遭遇挫折而产生了烦躁与厌恶，则不啻是培养自律能力的好机会。传统的教育方式在政治上偏保守，因为它接受社会现存的秩序，希望学生能安于这种框架中——这种秩序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的个人主义秩序。但是它也算是民主的，因为它并未预先假设，在这么广大的青少年群体中，任何一个阶级的任何一个小孩一定不适合这种激烈竞争的学科式教育，与其对心智与性格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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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所提出的新式教育本质上也是保守的，但是它使用的民主词汇与亲和青少年的风格使它至少在其支持者的眼里看起来是“进步的”或是“激进的”。它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承认，在广大的群体中，大部分人的智识能力是有限的，它接受、鼓励并服务学生群体中最落后的那批人，并为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感到自豪。它的出现源自对于学生学习状况的关怀，而且避免高估他们的能力。它不会乐观地假设学生对于被迫接受的智识训练感兴趣，尤其是当学科内容很难时；它也不假设他们达成目标时，一定会有学习上的成就感。相反，它假设学生在学习上的乐趣——改革派认为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来自学习到他们想学的东西，因此将学生的兴趣视为规划教育内容的基础。改革派的人不相信他们的教育未能教会学生思考，他们只是在两个问题上与传统教育者存在不同看法：学生应该思考什么，以及做出好的思考需要什么准备与知识基础。他们从学生的视角出发，愿意配合学生自身的世界去引导他们的思考，不在乎学生的世界是否狭隘与浅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教育方式放弃了对学生品德与个性的塑造——他们坚称，他们是在鼓励学生形成更社会化、更合群、更民主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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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视新教育提倡（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成功实行了）的“改良后”的课程内容与范围，就可以知道，新教育想要教育出“完整的小孩”（the whole child），也就是想塑造受教育者的品行与人格；我们还可以知道，新教育并不想让小孩被这个满是生产、竞争、野心、职业、创造和分析思考的世界所限制，他们想帮助小孩了解消费与休闲、愉悦与满足的世界——简言之，就是让他们以优雅得体的姿态变得被动和懂得享乐，用那个关键的词来说，就是“适应”。在这个世界里，重要的不是了解化学，而是知道哪种洗洁精较好用；不是学习物理学，而是学会开车与保养车；不是通晓历史，而是明白地方上的天然气工厂如何运作；不是熟悉生物学，而是知道如何可到达动物园；不是阅读莎士比亚或狄更斯，而是懂得如何写一封商业书信。新教育不把消费与个人生活品位等事留给家庭或是其他机构，而是把家庭的生活或事务转变成仔细研究的目标，有时还会令人不适地重新评价它们（例如“我家怎样才可以更民主？”）。一位新教育的提倡者说，他希望小孩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坦然问出以下的问题：“我怎样才可以更健康？”“我如何才可以更漂亮？”“我怎样才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我的休闲嗜好如何才可以让我更成熟？”[38]学校教授的东西应该符合青少年的兴趣，包括电视与媒体灌输的兴趣。举个例子，纽约州某个地方从七岁到十岁的学生都要学一门“家庭生活课”，这门课程包含以下主题：“如何做个好学生？”“如何当保姆？”“如何融入团体生活？”“如何建立人缘？”“如何处理粉刺？”“如何整理自己的卧房？”等等。八年级的学生会碰到这样的考试题目：“只有女孩才用除体味的芳香剂吗？”“肥皂可以用来洗头发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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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教育中的生活适应运动已经过了最顶峰的时期，渐渐走下坡路了。这里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美国社会中，中学教育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长期性的改变。马丁·特罗（Martin Trow）指出，美国的中学教育“起初是精英式的，完全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后来公立高中大量出现，变成了一个大众化国民教育的终点站；而现在高中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阵痛，要成为大规模的大学预备教育阶段”。[40]新教育的倡议者当初要改变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现在也不再有一大群“需要被解救”的学生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高中生的父母都没上过高中，而且很多是刚移民到美国，也不会英文，所以他们就只好被动地接受新教育拥护者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今天，高中生的父母亲至少也有高中学历，还有一大群学生家长是大学生，而且很关心教育问题。这些家长对于高中教育应该怎样、对于智识文化，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对新教育提出的方案不会照单全收；同时，还有很多人赞成对新教育理念日益增长的批判，其中以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与莫蒂默·史密斯（Mortimer Smith）为代表。更且，高中现在已不是上一代时那样的教育终点站了。由于一半的学生要继续读大学，加之以前高中教育可以满足毕业生成为一般白领阶层的需要，但是现在恐怕要有大学学历才行，所以高中教育的理念与课程需要调整。于是家长都担心自己学区的高中质量不好，会影响小孩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因此纷纷向学校施压，逼学校提高课业要求。最后，苏联发射卫星的事情促使那些主张提高学业要求的人加快了行动脚步，他们认为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一场教育竞赛。这些年，这种声音开始取得成果。但是当初生活适应教育运动背后的理念并没有完全从教育界或是这个社会消失。在职业教育领域，行政部门和师范院校仍然充斥着大量对追求学业成绩毫无兴趣的人。想象一个刚上台的执政党，它的所有政策都要靠行政系统来落实，但是这个系统中却满是态度坚决的反对党，这个执政党可谓步履维艰。而美国教育界的情况，现在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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