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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士”，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自然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晚清以降，治国平天下的“士”，逐渐转变为学有所长的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其所学（科学技术或文学艺术）贡献于社会，当然也可能受到民众的敬仰；可再也不是国家、民族命运的真正主宰。社会分化的结果，使得大部分文化精英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决策，其实只能袖手旁观。现代知识分子有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历史使命，很难说升降褒贬。可长期出将入相经世治用的历史传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无法适应这一社会转型，自我定位常常失误。既然“我辈所学关天命”，当然不能满足于只成为杰出的学者或文学家。不在政坛上驰骋便是“怀才不遇”，于是“投笔从戎”或“弃学从政”成为一种时尚。晚清还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等口号，“五四”以后逐渐转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救中国。知识分子全都成了专业或业余政治家，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固然令人感动，但这种对政治的过分关注，实在不利于正常的文化建设。胡适归国之初，也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目的是“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7】可不到五年，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好政府主义”的提倡，再到亲自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实在无法抗拒议政、干政的诱惑。表面上是激于政府腐败政客无能，深层原因则是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及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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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从政，可以提高政治家的文化素质；然而现代政治的运作，其实与读书人的文化理想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从政的精英能否发挥其所学专长，本身就大可怀疑；更何况这种“政治决定论”对正常的文化建设造成极大的冲击。近百年中国知识者始终对“为学术而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提法不感兴趣，主要不在于这些口号本身学理上的缺陷，而在于其避开“致用”因而无法满足众人“经世”的政治激情。王国维曾批评将学术分为“有用”、“无用”者为“不学之徒”【28】，可“学以致用”乃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潮。真能重求是轻致用，谋学术独立者，实属凤毛麟角，且绝难为社会所理解。陈独秀撰文专论“学术独立之神圣”【29】，但陈氏本人恰恰以政治名家；梁启超主张真学者皆当“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那又近乎晚年一时冲动的忏悔，“明其道不计其功”并非梁氏的一贯作风【30】；至于创造社诸才子的唯美主义追求，更坚持不了几天，很快一转而为革命文学的提倡。动荡不安的时局产生安社稷济苍生的社会期待，再加上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便形成了20世纪中国以文化学术为手段谋求政治改良的大思潮。这一思潮的“背面”，是对文化学术自身价值的怀疑。而这，显然不利于没有直接政治功用的精英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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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本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字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31】“革命”不只体现在政治上的改朝换代，而且落实为文化上的破旧立新。近百年中国文化思潮，也取“不断革命”的激进姿态，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始终只是极少数读书人所愿意坚持的立场。“六四”以后，知识分子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有所反省，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却依然故我。1930年代初刘半农曾慨叹社会进步神速，“五四”时“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如今被“一挤挤成了三代上的古人”。【32】这话常被用来论证新文化的突飞猛进，我却于浩歌狂热中见悲凉。文化需要积累，精英需要培育；老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文化建设未必有利。精英文化一方面体现为对传统的维护与修正，一方面体现为对现有规则的反叛，二者缺一不可。既能守旧又能出新，是精英文化保持活力的诀窍。“革命”崇拜使得知识者忙于追逐新潮，决裂过去，唯恐落后于时代。这种心态，有利于激烈的“批判”，而不利于平实的“建设”。从世纪初对叔本华、尼采的青睐，到世纪末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走红，中国知识者似乎对反传统反文化思潮情有独钟；而深刻影响整个现代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精彩的批判哲学。政治上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3】，与文化上的不断反传统，根源于同一种过分求新求变求异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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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反叛”与“批判”作为一种文化姿态，远比“传统”与“保守”有魅力。不论是其洞察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深刻性，还是其横扫千军目空一切的人格力量，甚至还有其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辩方式，对天生倾向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绝大吸引力。“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34】“不认古人”并非故意数典忘祖，而是祈求一个更加尽善尽美的未来。为了实现某种虚幻的文化理想，知识者不惜一次次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实在无心也无暇停下来从事艰苦而平实的文化建设。因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论争与无数激动人心的文化口号，与相对苍白贫瘠的精英文化创造，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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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提倡通俗文化的文章，拉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与“五四”先驱的平民文学主张做大旗，这是一个有趣的误会。面对1980年代后期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政治权威和文化精英全都束手无策。喊了半个多世纪的“群众喜闻乐见”，可群众选择的既非“工农兵文艺”，也非“平民文学”，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文化”，这才真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同是追求“通于俗”，各家立场其实大有差异；之所以一下子扯不清，就因为三家打的都是“平民”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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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口号是“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35】。国民文学又称为平民文学，关键在于“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于是在逻辑上展开为对白话文以及写实文学的提倡。可“五四”先驱者心目中作为德谟克拉西精神在文学界的具体体现的“平民文学”，既反“贵族文学”，也反“游戏的文学”，因此绝非后世所说的“通俗文学”。【36】1930年代左翼作家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是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的理论前驱；虽在语言表达等方面设计了若干接近大众的具体策略，可主旨还是用精英文化来教育大众。从郭沫若强调大众文艺“不是大众的文艺”，而“是教导大众的文艺”，到毛泽东主张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大众化的关键是“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对知识分子思想觉悟和社会价值的评估天差地别，但借文艺教化大众这一总的创作意图却没有歧异。【37】198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通俗文化，既蔑视政治权威教化大众的要求，又抛弃文化精英远离铜臭的洁癖，从不讳言“迎合和媚悦大众”，也不侈谈“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说“大众化”，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此前基本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权威竞相轮番“化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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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化大众”，偏要打着“平民文学”的旗帜，自然是托“德先生”的福。当初为了反对“僵死”的文言文学，胡适等人拼命突出“新鲜”的民间文学的审美价值，甚至将“白话文学”和“俗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坚，以及新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这与1950年代“民间文学主流论”的风行一时大有关系，起码为其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后者因过于怪异而早被学术界所遗弃，只是学者难得寻根究源，辨析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支柱的“平民文学”口号本身的理论缺陷。对精英文化价值的质疑以及对大众文化口味的屈从，在“五四”精英对这一口号的阐释中已初露端倪。随着193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迅速左倾，“大众化”成为一种时尚，为了适应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准和欣赏趣味，实际上不能不“俯就”和“迎合”。精英文化当然可以从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化学到许多东西，但这种“学习”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将“大众化”作为必须遵循的纪律，不单压抑了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特才情，而且使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日渐鄙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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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是理想型概念，现实人生中存在的是大量过渡形态。所谓“精英文化的失落”，也只是言其大趋势。或许时来运转，经过这阵经济大潮的冲刷，精英文化还有复兴的希望。若如是，更应认真审察先驱者的足迹，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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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26日于京西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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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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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1993年3月10—12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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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阅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均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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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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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惟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信息服务》，《新闻出版报》199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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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惟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信息服务》，《新闻出版报》199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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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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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新闻出版报》1993年2月8日第1版“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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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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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阳雨（王蒙）：《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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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阅胡平《通俗文学的现状与发展》，《通俗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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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阅《文学报》1992年7月16日发表的报道《〈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倍受青睐》以及《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生命的火焰正在炽烈地燃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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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亮：《批评的缺席》，《上海文化艺术报》1992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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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毅衡：《百万英镑》，《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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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阅《光明日报》1993年1月15日发表的题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争议中》的长篇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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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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