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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大悲：《戏剧指导社会与社会指导戏剧》，《戏剧》第2卷第2期，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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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胡适：《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胡适演讲集》（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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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鲁迅全集》第4卷，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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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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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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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陈独秀：《学术独立》，《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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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6、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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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邹容文集》，第41页，重庆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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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初期白话诗稿》，北京星云堂影印，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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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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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闻一多：《＜现代英国诗人）序），（现代英国诗人），上海新月书店，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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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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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阅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期，1919）和茅盾的《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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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阅郭沫若的《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人民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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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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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并非荣誉称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因此，已经“为宦”或“下海”的“前学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不涉及教授卖馅饼倒汽车或者进政协议朝政之类的热门话题，而是思考愿意并仍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命运及其可能的选择——因后者更多困惑与迷惘，更值得理解与同情。讲“命运”及“选择”，在纵论“天下大势”时，不免掺进一己之体验，且注重现实对策而不是理论分析。这种带“可行性论证”色彩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化转型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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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文学者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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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的中国，政局的逐渐稳定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阶层及利益集团。不要说经商或从政者与校园书生在价值观念上有很大差别，就连同样坚持学术研究，也可能因学科不同而命运迥异。老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因职业和境遇的改变而“脱胎换骨”的壮举。如今再谈“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或者“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除非给“知识分子”重新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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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知识分子”，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境遇不同，很难再有相对统一的立场。以大学校园为例，越是实用性强、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学科，越受政府的重视、企业的支持。而这意味着这些学科的研究基金、教授的经济收入，以及招生、分配等均处于有利地位。在所有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莫过于古老的“文史哲”。因此，其面临的处境最为严峻。1992年北京大学首次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招生指标，特殊的军训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应忽视考生对综合大学基础学科的冷淡——招不满学生的大都是此类学科。北大中文系历来以录取分数在文科各系中最高为自豪，这几年居然也面临生源危机，开始接纳第二志愿考生。“一叶知秋”，考生的选择其实是社会选择的表征。大学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不如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学科受欢迎，这在中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因其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政府和企业都愿意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礼遇，惟有人文学者可有可无备受冷落。所谓“衣食足，知廉耻”；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体制变更”、“经济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借用今夏北京流行的文化衫上的话：“有钱和没钱，感觉就是不一样！”冷落无法“来钱”的人文科学，对于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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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如流行歌手或体育明星能赚钱，这点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反正各有各的价值追求，各有各的自尊和骄傲。真正让人惶惑不安的是，同样稳坐书斋潜心研究，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引起社会的关注。对于功成名就的老学者来说，最多慨叹一下“人心不古”，反正“要改也难”；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尽可“悬崖勒马”，调整专业方向；最难受的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中年学者。这几年学界的“浮躁”，很大程度根源于人文学者的这种自我调整。相对来说，科技精英以及社科专家的调整比较成功，而人文学者则多有怨言。除了政府决策的某些失误外，更主要的是人文学者原先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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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历来以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自居，在各类专家中声名最为显赫。一方面因其研究成果比较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只要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都能谈几句文学与哲学；相反，核物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讨论的。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具体的专业问题，而讨论作为整体的家国兴亡文化盛衰，正是人文学者的专长。只要“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力量存在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人文学者的作用便毋庸置疑。可一旦“知识分子”因其境遇不同而分化瓦解，社会上只承认各种各样学有所长的“专家”时，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便烟消云散。人文学者往往抱怨政治权威的压迫，其实正是这种“压迫”成就了人文学者的声名，也虚构了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似乎真的是在“经天纬地”。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公众对意识形态争论不感兴趣，“左派”、“右派”同时受冷落。除了打官司爆冷门，人文学者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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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由中心向边缘移动，并非始于今日；起码从科举制度取消那天起，这一大趋势就已经不可逆转。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赛先生的走红，使得“专门家”成为现代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出路。自然科学家容易适应这一文化转型，人文学者则因研究对象的缘故，更多关注精神与价值，更能理解并继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加上从晚清的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启蒙，一直到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全民族关注的重点，肩负重任的人文学者因此来不及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基本上保留传统士大夫的“抗议者”或“卫道者”姿态。近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世人的观念日新月异。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代，精神文化的贬值实属必然，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不愿困守书斋而又无力回天的人文学者，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政治权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如今又加上民众的漠视以及自身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于是出现各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有愤世嫉俗，大骂世道不公的；有顺应潮流，宣称“有本事下海，没本事闭嘴”的；也有眼不见心不烦，主张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秋冬”的。有趣的是，争论者大都是人文学者，且基本上“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就是说，真正感觉到文化危机、意识到自身角色转换艰难的，主要是人文学者。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最后一次挣扎——在以后的世界里，人文学者将逐渐习惯于站在“专家”而不是“国师”的立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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