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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如流行歌手或体育明星能赚钱，这点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反正各有各的价值追求，各有各的自尊和骄傲。真正让人惶惑不安的是，同样稳坐书斋潜心研究，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引起社会的关注。对于功成名就的老学者来说，最多慨叹一下“人心不古”，反正“要改也难”；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尽可“悬崖勒马”，调整专业方向；最难受的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中年学者。这几年学界的“浮躁”，很大程度根源于人文学者的这种自我调整。相对来说，科技精英以及社科专家的调整比较成功，而人文学者则多有怨言。除了政府决策的某些失误外，更主要的是人文学者原先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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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历来以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自居，在各类专家中声名最为显赫。一方面因其研究成果比较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只要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都能谈几句文学与哲学；相反，核物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讨论的。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具体的专业问题，而讨论作为整体的家国兴亡文化盛衰，正是人文学者的专长。只要“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力量存在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人文学者的作用便毋庸置疑。可一旦“知识分子”因其境遇不同而分化瓦解，社会上只承认各种各样学有所长的“专家”时，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便烟消云散。人文学者往往抱怨政治权威的压迫，其实正是这种“压迫”成就了人文学者的声名，也虚构了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似乎真的是在“经天纬地”。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公众对意识形态争论不感兴趣，“左派”、“右派”同时受冷落。除了打官司爆冷门，人文学者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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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由中心向边缘移动，并非始于今日；起码从科举制度取消那天起，这一大趋势就已经不可逆转。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赛先生的走红，使得“专门家”成为现代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出路。自然科学家容易适应这一文化转型，人文学者则因研究对象的缘故，更多关注精神与价值，更能理解并继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加上从晚清的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启蒙，一直到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全民族关注的重点，肩负重任的人文学者因此来不及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基本上保留传统士大夫的“抗议者”或“卫道者”姿态。近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世人的观念日新月异。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代，精神文化的贬值实属必然，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不愿困守书斋而又无力回天的人文学者，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政治权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如今又加上民众的漠视以及自身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于是出现各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有愤世嫉俗，大骂世道不公的；有顺应潮流，宣称“有本事下海，没本事闭嘴”的；也有眼不见心不烦，主张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秋冬”的。有趣的是，争论者大都是人文学者，且基本上“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就是说，真正感觉到文化危机、意识到自身角色转换艰难的，主要是人文学者。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最后一次挣扎——在以后的世界里，人文学者将逐渐习惯于站在“专家”而不是“国师”的立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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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日渐边缘化，不再扮演虚假的“立法者”角色，也不再自作多情地独立承担“家国兴亡”的重任，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分化早就剥夺了人文学者“立法”的权利，只不过几十年过分浓密的斗争风雨掩盖了这一真相。边缘化的结果使人文学者得以反省自身，谋求独立的政治姿态及文化品格，并设计可能的发展路向。本文正是依此思路，讨论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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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个时期三种研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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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谈“经国之大业”，而从专家治学角度着眼，这个世纪中国大陆的学术环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40年代末为“个体学术”时期，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前期为“计划学术”时期，从1980年代后期起逐渐进入“市场学术”时期。当然，这种划分只是言其大趋势，不可能一刀切，学界中随时可能出现抵抗流俗的特立独行之士。这里的基本思路是，特定时期的经济关系及政治环境，深刻影响学者的研究心态。与其从个人修养角度提倡“乐道安贫”，不如探讨在已有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寻求发展学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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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到1940年代末，尽管有过抗战中大学教授挨饿受困的特例，但一般情况下教授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平民百姓。一方面是传统士大夫的余威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欧风美雨之横扫中国，使得留学生颇受优待。以1920年代北京学界为例，教授月薪三五百者大有人在，而一般图书馆勤杂人员则只有六到八块大洋。优裕的生活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人文学者能够“从心所欲”。学有余力，不妨聚会结社或办刊出书，力争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学术研究主要凭个人兴趣和眼光，不必考虑政府要求和市场销路——实际上当年大部分学术刊物和同人杂志不发稿费，教授们也大都不缺钱花；至于政府的舆论控制，尚未真正危及学术研究的自由。直到1933年蔡元培领衔在上海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其“缘起”所述“基于严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与“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倡导”，还能为当局所默许。【2】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国人文学者的活动空间很大，既可议政，亦可述学，且大体衣食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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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白色恐怖，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不过主要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就纯粹的学者而言，个人选择研究课题和理论框架的自由还是有的，体现在著述中就是没有所谓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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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出现的是“计划学术”——国家下达研究课题、研究经费以及理论框架，学者只能在此范围内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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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所有制国家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一切权力。似乎不是人民养着政府，而是政府养着人民——尤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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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当局的口谕中常有“养起来”、“给饭吃”之类表示施恩的妙语。既然政府提供薪水，自然有权要求被“养起来”的专家提供必要的服务。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就是论证现行政策及制度的合理性，巩固已有的意识形态“神话”。几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惩罚那些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难得成功，不过釜底抽薪还是相当有效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不会甘冒无处开工资乃至进劳改场的风险去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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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著述并非不再为稻粱谋，而是无法直接为稻粱谋，一切取决于政府的定夺。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都因其所学“不合时宜”而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3】，余者可想而知。政府在提供生活资料和出版机会的同时，提供共同信念、思维方式乃至具体的研究计划。在这种供求关系中，人文学者确实被养起来了——很少选择的机会，因而也很少焦虑和不安。直到有一天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文学者可能换一种活法，也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才意识到此前处境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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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中期起，人文学者的“雇主”发生变化，除了政府仍然发给薪水外，课外讲学以及著述的收入成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去年以来，随着私立学校的兴起以及报刊书局的扩充，不少学人的“灰色收入”甚至超过正常的工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卖文为生，但毕竟多了条活路。目前中国的大学教授，单靠薪水无法维持“小康”生活。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至于出租车司机收入，通常更是北大教师的八到十倍【4】。这种“脑体倒挂”现象，政府再三许诺给予重视，但短时间内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这就逼使大学教授在尽量不妨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通过别的途径获取生活资料。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最正经的莫过于讲学或写稿。合适的讲学机会不常有（正规的学术讲演往往不付酬；如主办单位收费，则一次演讲的酬金约50～200元），为报刊或书局撰稿仍是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报刊竞争激烈，稿费制度日趋灵活，原有的由政府制定的稿酬统一标准基本被抛弃。不过报刊愿高价收买的稿件，主要是能引起社会轰动的“内幕报道”或“热点追踪”，非我辈学人所能撰写。严肃的文化刊物和学术著作的稿费，一般为每千字20～30元，《读书》杂志每千字30～45元，《中国文化》和《学人》因有独立的经费补贴，每千字付酬50元。有些刚创办或正在筹办的文化刊物（如广州的《开放时代》和《东方》），开价每千字80～120元，但只收短稿。考虑到目前北京的大学教授月薪只等于在一般刊物上发表一篇万把字文章，稿费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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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成为不少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现状，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绝对权威。经济上的独立不等于思想的自由，可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公开出版的著述中，尽管仍有不少禁区无法涉足，但思想者只要有饭吃，可以把脑袋扛在自己肩膀上。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化学术面临各种危机；惟有一点值得庆幸：长官意志和政治干预比以前少多了。“雇主”由政府转为市场，人文学者选择的空间大为拓展。不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单是有所选择有所竞争，就令不少“久在樊笼里”的读书人兴奋不已。可这种“复得返自然”的自由感很快就消失了，“市场”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可爱——尤其是对那些坚持某种文化理想的人文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学术走向市场，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政治权威的依附，然而金钱的压力照样可以挫败学者的独立与自尊。设想政府与市场的互相牵制，为文化学术的发展腾出大片空间，起码是不现实的。焉知金钱和权力不能联手合作，对文化学术造成双重的压迫？把文化学术抛向市场，虽然可能淘汰大批庸才，但也可能扼杀所学“不合时宜”的精英。市场要求迎合时尚，真正的人文学者则追求陈寅恪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对现实存在持超然乃至批判的态度，二者立场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抵抗金钱的诱惑甚至比抵抗政治权威的压迫更为艰难——后者即使失败，起码还有一种“悲壮感”值得咀嚼回味。只是市场竞争毕竟比政府的统一计划有较大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余地，老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知走向市场并非风和日丽，学者们大都仍取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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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文学者的“走向市场”，并非指下海经商，而是指著述时不以个人学术兴趣而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标。报刊图书不再是纯粹的宣传手册，而是一种特殊商品；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政府对报社书局增加税收、报社书局要求作者适应市场。“有钱的不读书，读书的又没钱”的现状，使得高深的文化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于是出现一种按订货要求写作的趋向，报刊书局和各种丛书的主编因而在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少数成名的学者，很少人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眼光从事著述——除非没有评职称或赚稿费补贴家用等世俗考虑。“订货要求”有松有严、有合理有不合理，不一定直接危害学术著述的质量；但如何由适应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转为争取“订货合同”，这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来说，无疑是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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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于两种体制并存的过渡阶段，但市场的诱惑与压迫正日益加剧，这就逼使人文学者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与对策。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学术生命是相当短暂的，只能争取在特定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该寄希望于理想的学术环境的到来。太阳一定会重新升起，可对于那些注定在黎明前死去的人来说，这是一句空话。与其提供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不如切实探讨在暗夜中行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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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人与学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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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可能大规模拨款，把日益庞大的学者队伍重新养起来；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又很难因饱读圣贤书而完全化解。“乐道”而不“安贫”的学者们，必须调整策略，以适应社会需求。排除彻底下海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者，留在“岸上”的人文学者，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能雅，一是能俗。最忌讳的是雅俗都不能到位，总想脚踩两只船，到头来两头落空。也就是说，原有的学者可能两极分化，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当然，“雅”、“俗”之类的说法都过于模糊，无法准确界定；倘若一定要坐实，不妨将学者分为能雅的“学院派”与能俗的“文化人”。这里的“雅”、“俗”只是指研究心态和策略，不包含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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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胡适等人以教授身份出面自办报刊书局，理由是中国缺乏有远见的“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6】，这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舆论家”这一概念，不如“文化人”广为人知。不过，认定学有所长者出而经世的最佳手段是办报刊开书局，这一设想为各派学者所共同接受。1950年代以后同人刊物被禁止，专家学者与报刊编辑隔行如隔山。1980年代后期，各种丛书编委会（如“走向未来”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立，以及同人刊物的出现（如《东方纪事》），使学者们得以影响整个文化走向。由于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起了很大作用，政府至今对此仍有很大的顾忌。可近年颇为风行的经济承包，使得不少报纸专栏、杂志乃至出版社，实际上成了某一批文化人的活动阵地。可以说每一套成功的文化丛书或每一种有独立个性的学术刊物，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文人集团。只不过怕引起当局过分丰富的联想，好多不打出编委会或主持人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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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到去年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已由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1755种（其中约600家为党委机关报），加上724家电台和542个电视台，全国新闻从业人员为二十余万人。【7】今春报纸纷纷扩版或另出周末版，被称为新闻界中“一场悄悄的革命”【8】。各省报除西藏、青海外，均从4版扩大到8版，《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出12版，而《广州日报》则每周四天12版，三天16版。扩版的主要意图是扩大市场招揽广告，这就决定了办报人着眼点逐渐从官场转向民间。如今北京街头到处是零售报摊，而街头报摊从不卖《人民日报》、《瞭望》等大报大刊。周末版和各种小报的走红，逼使报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增加一点知识性和趣味性，套用老报人赵超构的一句名言，就是“软些，再软些”。“软”有“软”的问题，但对于此前过分僵硬的政策说教，如今报刊用稿的伸缩度大为增加，文化人可以较为自由地讨论社会和文化问题——只要不正面触犯时忌或违反报刊文章的体例。实际上年初以来，为适应报纸扩版和新刊诞生，稍有知名度的文人学者大都忙得不亦乐乎。循此思路，倘有一批人文学者走出大学校园或研究院，成为专栏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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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与传媒之间的隔阂，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目前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合作的诚意。学者筹办丛书和刊物，必须借助传播媒介；而报刊开专栏供特稿，同样期待与学界“联手”。大众传媒容易趋时媚俗，学者则失之迂阔，倘能真诚合作（而不是同化），还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目前的“广告文学”和“有偿新闻”严重损害了大众传媒的声誉【9】，更需要一批有文化理想的人文学者加盟。并非做不了“学问”才写报刊文章，对于注重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人文学者来说，“觉世”的报刊文章比“传世”的学术著述更有价值，更值得全身心投入。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为人文学者通过大众传媒介入社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精彩的文化评论，非一般记者编辑所能撰写，其社会影响又非学术著述所能比拟，对于“术业有专攻”而又倾向于经世致用的文化人来说，这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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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有独立思想而又为大众所接纳的文化评论并非易事，同样，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固守校园，从事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将步履艰难。前者主要是调整研究心态和叙述策略，一旦成功则经济收入可观；后者更符合原有的学术训练及社会期待，只是必须争取到足够的研究资金。政府已经设有“国家社科基金”和“教委社科基金”，支持人文和社科研究的重点项目，对发展学术起了一定作用，越来越为各级学校和个人所瞩目。只是僧多粥少，颇有杯水车薪之憾；再加上在指导思想、管理规则和选题方面的诸多限制，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课题很难得到应有的资助。比如，《199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规定资助“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项目有如下十个：（1）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2）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论，（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4）社会主义文艺管理研究，（5）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代文学，（6）中国晚清文学研究，（7）《格萨尔》研究，（8）维吾尔长诗《福乐智慧》研究，（9）当代中国重要作家研究，（10）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别的研究题目当然也可以提出申请，但与“课题指南”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相去甚远者，是不可能得到政府资助的。好在近年出现了各种从民间获取支持学术研究资金的新途径——后者一般允许研究者在选择课题和设计理论框架上有较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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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民间”，这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大特色。三代时官守其书，师传其学，私门无著述文字；直到春秋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兴起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两汉以下，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其间屡禁屡兴，私学自有官学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史学家章太炎和吕思勉甚至断言：“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10】。这里的“学”，既包括教育体制，也包括学术精神。晚清以来，官学、私学之争，在理论上未能充分展开【11】；倒是1950年代政府一声令下，私学全部改换门庭。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学重新崛起，且声誉日增。从培训班到职业学校到正规的中小学，再到培养技术人才的大学，民间办学的步伐越迈越大。今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16条规定：“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办学外，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依法办学，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人士也可以捐资办学。【12】这种“藏智于民”的教育改革思路，促使私学迅猛发展。去年上半年北京市审批建立的民办、私立学校达五百余所，下半年增加到700所。据说单温州一地，民间办学就接近一千八百所。【13】今年4月，报载上海引进外资办高校，然而只是“意向”，尚未真正实现。【14】倘若允许境外团体或个人来华筹办综合性大学，这一步跨得出去，将大大改变原有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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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办学改变了原有的教育体制，民间赞助文化学术，则将强化人文学者的独立精神。目前赞助学术的方式大致有如下三种：第一种基本上只出钱不问事，完全委托官方机构代为办理，如李嘉诚的资助汕头大学和霍英东的设立教育基金；第二种由前党政要员挂帅故能吸引海外资金，有众多学者参加具体操作故能从事比较切实的学术活动，如肖克任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叶选平任会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第三种是境外基金会直接支持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学者的研究计划，如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的资助出版《学人》集刊、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若干中国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展开研究。第一种资金最为雄厚，但纯属官方控制；第三种民间色彩最浓，可资金来源有限，不该寄予太大希望。绝大部分捐资者希望以某种形式获得补偿，纯粹出于文化理想者实属凤毛麟角。资助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可以得到某种回报，起码也能成为变相的广告，而直接资助学者个人则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目前最为流行的是争取官、民兼顾，既出学术成果，又有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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