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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文化》集刊的出版经费由编者自筹，资助者以国内企业为主，“505中国文化奖”由中国咸阳保健品厂捐资105万元在北京大学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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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阅《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中“学术史研究笔谈”所收11则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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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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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此乃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参阅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译本第3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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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阅刘东《不通家法》（《学人》第1辑，1991）、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书》1992年第6期）和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此篇亦为1991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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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雅、俗文化之间的对峙与转化，是笔者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基本立场是理解通俗文化、坚持精英文化。之所以郑重提及，是因为国内有些朋友一提“民间社会”（指“市民社会”），就滑向“民间文化”，再一转就几乎成了“大众文化”。这是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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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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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就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我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渡边浩先生有过三次长谈。在岩波书店那一次，因《思想》杂志有意发表对话而作了完整的录音。本以为根据现场翻译尾崎文昭教授的整理稿，略作增删，就可以公开发表。后来发现渡边先生不只是提问，还有许多精彩的发挥，将其完整地译成中文实在不容易。与其曲解，不如保留空白。好在对话的日文本已经刊出（《思想》）1995年第7期），有心人自可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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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谈话之前，渡边先生给了我提问的大纲，其中主要涉及如下四个问题：一、关于你本人的研究工作以及《学人》所展现的学术方向，包括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现代中国知识者的状态、与传统读书人的连续与断绝，以及对“知识分子”、“学界”的界定；三、关于民族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等概念，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民族主义的功过等；四、关于现代化问题，包括对“现代”及“现代性”的理解、对“进步”及“发展”的评价、文化相对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命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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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谈了很多，很有意思，但很乱，好多只是一种感觉，说不清楚——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谈论此类题目纯属“业余爱好”。因此，当时就商定，这一部分不予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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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表的三部分，基本根据录音整理，个别地方插入前两次的讨论。把“对话”变成“独白”，“现场感”没了，无论如何是一大遗憾。因不是完整的文章，中间有许多渡边先生的提问、反驳与插话，故意排成“断片”，以便读者在空白处联想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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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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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渡边先生所说的，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来展开。这方面的成果，学界比较认可。近年来，因为主编《学人》，并且提倡“学术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关注。有十分赞赏的，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我想主要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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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1950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书籍的生产方式有所了解，不难明白《学人》作为独立的集刊出现的意义。在基金会及出版社的支持下，学者独立办刊，这与此前只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稿、审稿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国内此类学术集刊逐渐多起来，我以为是大好事。也有一些名义上有挂靠单位，但基本上由学者独立操作的。这是近年中国思想、学术日趋多元化的前提。其次，我想谈《学人》的学术品格。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将第一辑上发表的那一组“学术史笔谈”考虑在内。那组短文常常被作为这批学者调整学术思路的表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1980年代学术的反省，以及对1990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展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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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对1980年代学术的反省。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一切都从头开始。中国人重新直接面对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趋势，学界普遍十分兴奋。有一阵子热闹非凡，每天都有新思想被引进。几十年间在西方学界各领风骚的不同学派的思想，几乎在同一个早上涌入中国。年轻人学得快，用得也快，明显比中年一代占有优势，因而比较容易“出风头”。但大都仓促上阵，刚刚念过“诗云”，就开始卖弄“子曰”。可以这么说，在1980年代的中国，面临整个学术的突破，年轻一辈——我指的不是具体的年龄层，而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培养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身才华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因此，学术界充满生机。这一代人的思维极度活跃，也有毛病，那就是大都显得非常浮躁，绝大部分弄潮儿并没有深厚的学术根基。现炒现卖，今天刚读了一本新书，明天就开始宣讲，而且效果居然很好。似乎每天都有新突破，常常听到pass这个词。今天刚把上一代人给pass，明天又被下一代人所pass；至于具体到某某名流，更是如走马灯般地被pass。表面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学界非常活跃，但缺少坚实而且严谨的学术著述。1990年代中国学术风气的转变，我将其作为从学术革命走向常规建设来描述。适应这种转折，学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比如，相对来说，注重学术规则，强调研究的独立与纯粹，追求厚实的品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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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一代学者”，这个说法必须加以界定。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有“新一代”，只不过在学术史上不一定被认可而已。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是一代人，“文革”结束以后培养的又是一代人。现在活跃在中国学界的，大都是这两代人。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则已经功成名就，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力。我们这一代刚好赶上改革开放，知识结构与上一代人不大一样。最明显的一点，上代人接受的“外国文化”，包括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来自苏联，而我们则以欧美为主。新一代大都懂一两门外语，有留学或出国考察的经历，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思想也比较活跃。跟即将崛起的下代人不同，我们这代人大都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这种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对从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挺重要的。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我们也是“一生而历二世”。经历过两个不同的时代，思考问题的方法与角度，会有些特异之处。是好是坏，是喜是忧，先别急于下结论。我只是说，这代人现在占据比较有利的学术地位，因而普遍有明确的继往开来的意识和气魄。提倡学术史研究，其实也蕴涵着这种自我定位。现在谈论学术史研究的，大都注重的是20世纪中国学术。这里隐含着一句不便直接表述的“大话”：那就是，为20世纪中国学术画上句号，然后走向21世纪。这种“野心”，不只是因这代人刚好生活于世纪之交，更重要的是，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及使用的理论框架，均与上两三代学者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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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来说吧。这一百年，中国基本上处于落后与挨打的局面。因此，知识者大都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并评价中国文化。或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或者为了对抗西方而故意张扬“东方文明”。我们这代人所处环境不同，有可能以平常心以及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谈论中国文化。不讳言这与近年中国经济的崛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但不能倒过来推论。1980年代热衷于介绍西学的，不少现在改为研究中国文化。不过，这些人以前对西学的拥抱，至今仍在起作用，起码使得他们不会轻易认同所谓的“国粹”。现在很多人批评“五四”对中国文化否定过多，我以为这不是关键所在。不在于评价高低或者批判与继承的比例如何，而在于那个时代只能以西学为标准，并以之剪裁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强调更多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避免完全照抄西方的理论原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而且，这里还有个陷阱，弄不好会变成鲁迅所嘲笑的“爱国的自大”。正因为有此顾虑，我们不愿意“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原则”或“理论”，只是主张先清理百年学术足迹，借触摸历史、评判过去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立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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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人的研究，即使以我熟悉的朋友为例，也因学科及兴趣的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一定要说，我想只能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这代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比较注重“科际整合”。一方面受国外学术思潮（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古来传统本就文史哲不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来说，超越文学、史学、哲学的疆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有了“科际整合”这个说法，做起来更理直气壮些。但这么一来，很容易将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得到比较充分发展以后的互相渗透，误读为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文史哲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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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注重大、小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如果只是考虑民间文化，或者单纯研究方术呀、民间信仰呀、会党呀、歌谣呀等等，这些研究早就有了，近年也出现了不少此类著作。但我想，我们这代人更注重的，不只是小传统，而是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不是“补缺”，不是“填补空白”，不是说过去不太重视民间文化，我们来补课；而是希望借助于小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大、小传统之间的对话，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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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较注重文化的“连续性”，或者说是强调“活着的传统”。过去的读书人喜欢讲“全史在胸”，这样来从事研究工作方才可能眼界开阔。随着专业化的进程，研究领域越切越细。比如说，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有人讲先秦，有人讲唐宋，有人讲明清，接下来还有近代、现代、当代之分。这样一来，研究者很少对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有整体的感觉。近年，政府重视并鼓励“传统文化”的研究，“传统文化”指的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在我看来，研究者的眼光如果只停在辛亥，而不考虑近百年中国文化的变迁，这种研究，“血脉”不大能贯通。我的想法是，“传统”不只是“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影响于未来。具体研究课题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现代，但都必须把古代和现代贯穿起来思考。研究时当然只能“小题大作”，不过，有没有这种眼光与思路，我以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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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说的只是趋势和追求。这代人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已经出版了许多著述。但要说哪些最能体现这代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所谓跨越20世纪的学术，我没有能力推荐与评判。也就是说，我说的只是“可能性”，而且是“一己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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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鉴学派对中国的影响，我必须解释一下。大概1980年前后，北京大学专门研究法国史的张芝联先生，就开始连续撰文介绍法国年鉴学派。不过，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去年才出版中译本。另外，他的《地中海与菲力浦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以及《法国史》等的中译本，正在印刷中。此前，布洛赫的著作以及勒高夫等人主编的《新史学》也有中译本。不过，1980年代中国学者提及年鉴学派，大都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真正阅读原著的不多。这是因为在中国学界，懂英语的人多，而能阅读法文原著的则很少。也就是说，我们对年鉴学派的了解，只停留在大体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主张。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仍然不是很深。您刚才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的人文学者，大都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我自己也是这样，研究中偶有涉及，但容易露馅。这几年治中国史的年轻学者中，不少人对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感兴趣。但把这些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借用到文化或文学研究中来，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并不简单，目前只是在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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