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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上说，江湖上行走，不怕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就怕白衣书生。少林武当一出手，你就知道他的拳法从哪里变化出来的，该如何对付。只有白衣秀士，不知道来龙去脉。假如对于对手毫无了解，出招很困难。今天，我就面临这个状态，在不明了对象的情况下，就开始出招。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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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人文研究界，我的研究范围算是比较广的，但如果讲究学科背景，专业还是文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文学是最不“专业”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谁都懂。谁都敢说文学——说好说坏是另一回事。不信你看，从党政领导，到科学家，再到部队的战士、家里的保姆，都敢跟你谈论文学。前些年出门乘火车时，常碰到人跟我聊天。火车上的聊天，学问可大着呢，很难对付的，就好像晚明文人张岱笔下的“夜航船”。为什么难对付？因为你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什么人。经常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这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只好回答，是学文学的。这下可就麻烦了，人家开始跟你讨论，前些天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很轰动的，你觉得怎么样？上车时刚买了本《啄木鸟》或者《上海文学》，里面有个什么短篇，你以为如何？你要是说全都没看，或者表示不屑，他肯定觉得你这个文学教授是“假冒伪劣”。后来，我学了一招，人家再问我，学什么的，我就回答：天体物理。（大笑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顶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状况——对方告诉我，他也是学天体物理的。（不断的笑声）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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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转入正题。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诸位可别误解，以为我要来班门弄斧。到这里来讲网络，明显是找错地方。我讲的是“传统文化”，所谓“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论述的背景。讨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存在意义和发展空间，我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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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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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不是历史学分期：比如学界常谈论的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而是指“当下的中国”。或者说，跟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不管我们从事什么专业，做自动化，做天体物理，还是做文学研究，都必须面临的那个大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同时，我想讨论的“传统文化”，也不是眼下流行的学院派术语。你如果到北大听课，很快你就明白，教授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降这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不在其内。这种思路，我始终不太适应。因此，我更愿意倒过来说——“文化传统”，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就存在着的、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化氛围。这么一来，我等于把一般人理解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链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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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包括党政领导、教授专家，还有歌星和老板，为了表示知识渊博，都喜欢从孔夫子说起。而且，紧接下来，就是当下的经济环境、治安状态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位必须明白，两三千年前的中国文化特征，不太可能直接影响今天的股市升降。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最直接、最贴身、最让人感到有真切感的，其实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不要说先秦两汉太遥远，连清代基本上都已被“戏说”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强调，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最好不要局限于先秦两汉，或者魏晋南北朝，还得多多关注晚清以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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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议论写文章，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时间上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当下，空间上则是东西南北五湖四海。这种大而无当的论述框架，反而使得我们对当下的生存状态相对漠视。诸位学自动化的，或许问题不大；学文史哲的，很容易养成这种习惯：开口说话时，基本上跟当下没什么关系。表面上是“目光远大”，实际上则是回避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真问题”。所以，我要强调五四新文化传统和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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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今天看来，有很多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年轻的跟我们这一代人感觉不太一样，比较容易遗忘。遗忘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遗忘尚未完全痊愈的伤痛。因此，不管是在北大讲课，还是到外面讲演，我都再三强调，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是跟我们血肉相连，你想挣脱也挣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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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面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打破过去多年设置的许多障碍与禁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个标志，即对传统中国持特别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座如果有1980年代上过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个时候对老祖宗评价之低、对传统文化批判之严，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极少有的。评价低到什么程度？不妨以最有名的文化政论片《河殇》为例。一时间，《河殇》成为政治家乃至老百姓争相讨论的“话题”。这部作品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读书人的政治激情、担当意识，以及随处可见的纠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浮躁心理。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困境落实到一点，即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对抗。也就是说，以“黄土地”为象征的大陆文明本身的内在缺陷，注定敌不过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到了1990年代，时势转移，很多人批评这部片子，但多从政治立场入手。我更愿意指出其文化理念的缺失：过于认同地理决定论，最终把现当代中国许多本可避免的“天灾人祸”，全都推卸给了老祖宗，以及这片沉默的“黄土地”。我以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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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思路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学文学的人，大体都知道“寻根文学”，包括阿城、韩少功等。其实，请大家注意，在小说家之前，画家已经开始这种觉醒。画家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回过头来，对充满野性与灵气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原始的艺术感兴趣。从美术，到音乐，到电影，再到小说，整个文化思潮酝酿着巨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传统中国文化比较亲和，基本持正面评价，而且力图在重新解读中获得再出发的动力。这个转折没有因1989年的政治变故而停顿，而是变了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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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中，“国学”的重新崛起成为关注的重心。“国学”这个词，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基本上是一个守旧的概念。199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一篇大文章，叫《燕园兴起国学热》，说的是北京大学有很多人对传统中国文化大感兴趣。但说实话，这是政治家和新闻界在“做文章”。到现在为止，当代中国人，包括北大师生，对传统文化真有信仰，而且真能体贴入微的，可以说少而又少。因为做国学研究，所花的时间与精力，远比从事当代文化批评要大，而“收益”又很不明显。所以，你会看到，所谓“传统文化复兴”，基本上停留在报纸宣传，真正关注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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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1990年代以后，读书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体贴和同情，这比起1980年代来，是一大变化。而且，在这里面，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思潮，那就是强调中国文化没有断裂。中国文化“没断”，意思是说，从先秦两汉一直到今天，虽波浪起伏，中国文化仍旧血脉贯通。而不像1980年代很多知识者所相信的，中国文化因“五四运动”而发生过“断裂”，即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断成两截：以前是文言文的世界，现在是白话文的世界。这一论述思路，在1990年代受到很多挑战。今天的中国学界，更多地强调我们读屈原，读李白，也读鲁迅，读老舍。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文化传统”，其实兼及“古典”和“现代”。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学文，学理，学工，学医，都必须直面你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这是你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里指的不是具体专业知识，而是你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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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两种文化”的论争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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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C.P．斯诺《两种文化》的中译本。原书是1960年代出版的。斯诺有一个基本判断，到了1950年代，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大派，或者说分裂成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一个是科学家。这里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并非都写小说或做文学研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文科。说简单点，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工科。整个世界的知识分裂为两大块：一大块是人文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形成的世界，一大块是工程师、科学家形成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基本上是隔阂的，而且缺乏对话的渠道，互相带有很大的偏见。人文知识分子觉得科学家没文化，科学家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只会讲大话。双方各执己见。一个批评对方的学问没有用处，一个则说对方缺乏超越的情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斯诺称，打开这个局面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专门化，导致学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这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病，不仅限于英国，中国人对此更有切肤之痛。因为高中分文科和理科，你想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呢，还是做科学家，十四五岁就得下决心，作决定。当初的一念之差，日后极难更改，这未免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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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进大学后可以转行，可代价很大。我的研究生里，就有原先学机械的，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他们因为抑制不住对于文学的强烈兴趣，于是改行。但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太多。一辈子能在文科和理科都打一个滚，是一种很幸运的事。像我这样只能呆在文科、诸位只能安于“自动化”专业，即便做得很好，就人类好奇的天性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可是这种状态，我相信是极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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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说，现在出现好的苗头，那就是“第三种文化”日益成为可能。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第三种文化”，除了超越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各自的“偏见”，到底是什么样子，斯诺也没说清楚。所谓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做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产生好感，这有点像现在颇为时尚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具体课题来说，此举确实有意义，但要说就此打破两个世界的壁障，则未免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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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本书，是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原著早在1979年就在法国出版了。题目是《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知识》，作者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196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二者之间，并没像英国人斯诺期待的那样，逐渐走向融合。所以，到了1970年代末，法国人才必须站出来，强调科学知识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这话一听，就有明显的倾向性，为什么不说人文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明摆着，人文知识已经被挤到角落，沦落为被保护的角色。这种科学以外的“知识”，叫什么？利奥塔尔称为“叙述性的知识”。这种“叙述性的知识”，界面友好，内部融和，可它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的贡献，却不如科学知识那么明显，地位因而也就不那么崇高。也就是说，两种知识的对立依然存在。一种属于实证主义的知识，另一种则倾向于批判、反思和阐释。二者的工作宗旨、评价标准以及技术手段都很不一样。我们要追问的是：能否超越两种知识间的鸿沟，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合？首先是可不可能，而后才是具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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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推崇的是“通才”。而现代社会讲求分工合作，更注重“专家之学”。可以说，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专业化。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即使有很多弊病，可无法逆转。意识到过分强调“专才”的弊病，加上中国本就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这些年的大学文科教学，开始有意识地整合人文知识。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部一直在小学、中学教育里强调素质教育。而大学呢，其实也在做。比如北京大学，六七年前开始办“文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的同学进校后，不放在中文系、历史系或哲学系，而是单独建制，然后请文史哲各系的老师给他们上课。《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弄得我们很狼狈。文章说此实验班的目标是“培养大师”——请注意，不是通识教育，而是给精英专设的精英教育。因此，尽管北大自己没说，社会上却戏称之为“大师班”，弄得学生们飘飘然。（星散的笑声）“文科实验班”的目标是打破已有的科系界限。但实验多年，结果却不太理想。为什么这么说？北大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学生中大部分进入研究院。而一旦从事专业研究，实验班的学生往往眼界高而基础训练不太好。每一样都懂得，但每一样都没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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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文史哲，这理想很好，可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这让我们感到很困惑，太专了不行，太泛了也不行。还有一所大学胆子更大，不只文史哲合一，还想再加上中西文不分。给学生如此高的期待，能读出来吗？我很怀疑。要求大学四年就基本掌握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就怕学生顶不住，头脑变成一盆彩色糨糊。我欣赏加强人文教育的提法，但不主张淡化专业意识。这要看是什么学校，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像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过分强调淡化专业，不是很恰当。可现在总的趋势是走大文科的路，比如北大，以后学生招进来不分系，就是文科，三年级才开始进入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这实验遭到很多老师反对，但北大校方已经决定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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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矛盾是，力图走出已有专业化的狭窄道路，但又走不出来。不是真的走不出来，而是走出来后，效果不好，大学中文系几乎变成文秘专业。按照这个思路来培养人才，特别适合于在大众传媒工作，或给领导当秘书。因为他什么都懂一点，人文学的乃至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大略具备，可就是缺乏专业特长。1990年代后，好些大学中文系改为或添设实用性很强的文秘专业，但北大没这么做。要是北大文科也都变成文秘了，那可就太悲惨了。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找出一个解决“通才”与“专家”矛盾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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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知道，1910年，大学者王国维撰《国学丛刊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这话很有名，常被论者引用。可我说，这是一种治学的理想境界。能把新学旧学中学西学融会贯通，那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大学教育的基点。应该明白，这种学术境界，一辈子努力，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怎么能要求一个十七八岁，刚从中学上来的大学生，就有这种眼界和胸襟？要是悬的如此之高，我看以后的文科教育麻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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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那就是“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争辩。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最大困惑，就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到底“有用”还是“无用”，一直心存疑虑。这是一个至今仍制约着我们的思维，从学术管理机构到具体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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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学里做工作总结，总要说“产学研三结合”。把“产”放在最前面，把“学”和“研”搁在后头，这在以普遍知识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学者看来，很难接受。再说，大学里面，不是每个专业都能做到“产学研三结合”的，比如说哲学，比如说天体物理。（三五笑声）在1990年代的经商热里，京城不少重要的教学科研单位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校园里开个文具店，没赚钱；办个出租车公司，起名叫“祝福”，鲁迅不是有一篇小说叫《祝福》嘛，也没赚钱；弄辆车跑跑运输，第一天出门就给撞了，（大笑声）不只没赚，还赔。把人文学者逼到这个地步，整天想着如何赚钱，而且出的都是特别猬琐的主意。（笑声断断续续）开小卖部，不对，是文具店，这哪是大学教师做的事？将来写20世纪中国教育史，必须把这世纪末的奇观认真考量考量。这里有国家太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也有教育观念的误区。办教育，不能急功近利。所谓人文学术“无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正是源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且，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晚清以降好几代人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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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学校或教育部评奖，文理科的表格是统一的，经常会有这么一栏：“引用率多少”。文科跟理科的引用率不一样，你写一篇胡扯的文章，触犯众怒，整天给人家当靶子，那引用率就很高了。（笑声由小渐大）而且还有一个更荒谬的，要你注明你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多少“产值”。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同屋是位念化学的，他的博士论文出来后，校方估计直接经济产值是五千万。我一听很伤心，我那博士论文虽说也得到学界的很高评价，可也就仅此而已，没听说转化为多少产值。每回看到这张表，我就生气。开始以为是我们学校的偏见，后来发现别的学校也一样。跟国外的学者一说，他们也笑了，全都一样。你说你的文学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对人类精神文化建设有多大的贡献，拿证据来。你能量化吗？量化不出来的。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你可以说，但领导不信，心里想：好不好，还不是全靠你一张嘴。理科的科研成果可以转化，能估算出大概的产值，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文科的成绩却无法用准确的数据体现。学校再三解释，表格是统一的，文科可以不说产值，就说你们的社会效果。可“社会效果”如何如何，能说得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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