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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前两年，北大给中央电视台做“中华文明之光”的系列节目。有一次审稿时，我跟编导吵了起来。为什么呢？那一集的题目是“八仙传说”。编导嫌撰稿的教授没写出所谓的“亮点”，体现不了今日讲述八仙的意义。我说，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么一个民俗，你把它讲清楚了，不就行了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历史，阐释历史，没必要追求每个故事传说的“现实意义”。可编导坚持说，那不行，那样的话，“境界上不来”。撰稿的老师被逼急了，说，有了，黄浦大桥开通的时候，曾请了一批艺人到现场舞“八仙”，即由艺人扮成铁拐李、吕洞宾等，每个人说一段大桥如何如何好的台词。可见，“八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一听就乐，说，中央台这么一播，各地工程剪彩都来舞“八仙”，浪费钱财，加上“传播迷信”，你们可要负责任。那位认真的编导，这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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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这种以“有用”、“无用”来理解并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思路，可谓根深蒂固。很多响亮的口号，包括“以史为鉴”，都不能说是尊重知识的表现。因为，对于人文研究者来说，首先是求知、求解，至于以何“为鉴”，那是阅读者的选择与发挥。如果做学问时，过于期待有用，那会扭曲学者的立场。今天需要包公，明天需要雍正，于是大加吹捧，很热闹，可这种“用”很危险。诸位知道，1950年代末为曹操平反，背后大有来头；《海瑞罢官》的是非，更是连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水浒》，批宋江！这可全都是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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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肆意阉割、裁剪历史的，不只是政治家，也包括许多急于用世的学者。怎么样，事过境迁，一下子全都被抛弃了。人文研究这么折腾，可真是惨，难怪人家看不起。今天需要说宋江好，拼命找材料，论证宋江乃农民起义领袖，确实好；过两天上面说宋江是投降派，于是又连夜翻古书，找出“铁证如山”，说明他是投降派。当然，“文化大革命”结束，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又可以把此前弃置不用的材料重新捡起，“及时雨”宋江还是好人一个。可做学问做到这步田地，像翻烙饼似的，随政治情势出不同的牌，还有什么学者的尊严可言？我之所以不喜欢“以史为鉴”的提法，是因为它很容易导致“影射史学”。我们有过很痛苦的教训，不能再走这条路。当然，要跟人家讲清楚什么“无用”就是“大用”，确实很不容易。经常有人问，你研究文学，有用没用？我说：没用。既然没用，研究它干嘛？我的回答是：没有具体的小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是一时一地就能马上体现出来的。要求人文学立竿见影，马上显示它的社会功用，这一思路，对学术发展很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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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悠久的历史可供追忆，是一种幸福。尤其对于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触摸历史，是很重要的一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将几千年文化视为巨大的包袱，恨不得马上扔掉。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这几千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可能马上转化为产值，但对于中国人精神境界的锻造，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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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个小例子。记得清华大学校长说过，“方正”出在北大，而不是出在清华，是有道理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北大文理兼修，而清华则是纯粹的工科院校。据说方正现在的科技状态不太理想，但起码好长一段时间里，校办企业它是独领风骚的。而他们的核心技术激光照排，确实是文理科诸多教授通力合作，才有日后的辉煌。那位校长还说，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这话很有见地。不纯粹是科系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没有文科背景的校园里，精神生活会相对干枯。精神生活的干枯，会影响到师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大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就是不一样，前者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很高的期待。纯粹的工科院校，容易培养出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但这还不够，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有赖于文科思维的激活。这么说，不是要求你们都来修文科的课程，而是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讲求“实际”，过于追求“有用”，并因而远离玄虚的诗情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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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时代的文化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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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和这回演讲的题目接近，叫《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南方周末》先摘要登出，后来《学术界》全文刊登，之后，《文摘报》做了摘要。摘要的时候，加了个题目，叫《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人文学者喜忧参半》。我的文章一万多字，《文摘报》已经够客气的了，摘了一千多，好大一块。这么一摘，加上改了题目，必定是只有忧而没有喜。文章登出后，不断有热心人提醒我，互联网是个好东西，而且表示要免费为我“启蒙”。其实，我并没有全盘否定“数码时代”。只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提醒大家，网络并没有解决人文研究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收藏不等于习得。不知诸位注意到了没有，文科教授特别喜欢买光盘，比如《十三经注疏》啊，《全唐诗》啊，《二十五史》啊，我们这两天正在讨论，《四库全书》的光盘买不买。每天想这个问题，感觉比以前的“坐拥书城”还兴奋。买来光盘的当天晚上很高兴，睡不着，因为我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知识。但几年下来，我发现，那些宝贝不属于我，而属于电脑。第二，查寻不等于理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北大学生在宿舍里可以自由上网，不要钱，可在国内各网站间随意漫游。不过，据他们坦白，上网主要是聊天和“打帖”。但不管怎么说，以前苦不堪言的寻访资料，现在变得唾手可得。查起来容易，可阅读、理解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可就困难多了。第三，知道了不等于能创新。现在的学生，比十年前的学生懂得的东西多得多；而十年前的学生，又比我懂得的多——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我相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却不见得。我们不敢说现代人比古希腊人更聪明，也不敢说比先秦诸子更富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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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篇文章，谈到网络时代的最大得益，是自由表达和业余写作成为可能。至于问题，我提到人文学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悟性、情感和想象力有很大的依赖，而这一特性，在网络时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谈到的，不细说，这里只想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文章体式。晚清以前的作家和学者，受出版条件限制，著作完稿后不断琢磨，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乃常态。现代学者中，也有互相交流草稿的习惯。如今发表途径多样，往往朝甫脱稿，夕即印行。再加上网络，更是如虎添翼。假如你愿意，而且文章足够精彩的话，八点写完，马上“打帖”，十分钟后便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半个小时后即“名满天下”。如此奇妙的场景，是传统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可也正因为发表便利，传播迅速，容易养成快手，而难得再有“慢工出细活”的规矩，更不要说“十年磨一剑”了。对于新闻评论、散文小品等可以一挥而就的写作，问题不大；可对于平实厚重的学术论文，或需要投入十年八年心力的鸿篇巨制，则是一大考验。随着专业网点的出现，这种比快的心态，已经从校园文学逐渐蔓延到学术研究。目前网上的文字，优点是少伪饰，多灵气，随意挥洒，天马行空。可写作的自由与文章的美感，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反过来，屏幕上的快速写作与阅读，很可能降低人们对于文体感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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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读书人，有一经验谈——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顾炎武、汪中都有关于抄书如何有益学问的言论和实践。德国批评家本雅明也有类似的想法，对抄书这一笨而又笨的“读书法”表示赞许。在他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应是定居书中，驻足字丛，而不是像观光客那样满足于走马观花。这样的读书法，很没效率，但穿透肌肤，深入骨髓，真正受用终生。不是行政官员的利用开发，也不是学院派的隔岸观火，而是“文化人”的深入其间，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安身立命。我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文化人”，是因为想起陈寅恪《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在我看来，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而这种真正意义的“读书种子”，在比速度、讲效用的数码时代，能否顺利生存，我甚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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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这仍属于“盛世危言”。但我相信，几年后，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在北大给研究生演讲，希望他们发表意见。不少人跟我争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科生或有理科背景的，普遍比文科学生乐观。他们认定，这只是“技术”问题，网络能够自我更新，足以克服目前所见的诸多弊病。这正好回到刚才所说的，科学家偏向于实证，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注重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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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网络直接联系的，还有教育问题。对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来说，现在的手段明显增多了。我想，这些手段，大致可分四类：第一，大学的扩招；第二，传媒的竞争；第三，多媒体光盘的日新月异；第四，远程教育的大力推广。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扩招主要针对理工科，后三者则主要指向文科。我相信，网络上点击最多的，还是文科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说的那最不专业的“文学”。你还会发现，不少人在讨论，会不会有一天网络取代了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不只科学家，哲学家也有很乐观的。我说的是《后现代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利奥塔尔。这本书是我在从北京到外地的大学去讲演的飞机上读完的。里面有这么一句，回来后我跟学生们说了，把他们乐得够呛。那段话的意思是：网络兴起后，各种文化的迅速普及，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因为，就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网络更能干；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不比跨学科集体更可行。因此，教师这个行业，面临着下岗的危险——后面这句话，是我的引申发挥。我读到这里，特别紧张，因为当天恰好是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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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跟学生们讨论，逐渐统一了认识——对于远程教育的效果，或许不能太理想化。如果问我标准化的电视教学，跟过去的书院、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同，我会回答，再也没有因材施教，也没有现场感了，因此也就没有师生间直接的交流了。大学里讲课，没有固定的讲稿，会有很多临场发挥，不太准确，甚至有失误或者疏漏，但这样的课堂，生气勃勃，有生命力。学生会说，这位老师有口音，那位老师讲课很投入，还有一位，常常语出惊人。所有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可以随便删去，这是师生之间学问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分。其实，这正是所谓的耳濡目染。可以这么说，知识的传授，尤其是人格的养成，很大程度靠的是耳濡目染。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谈老北大的文章，传播很广，也招来一些批判。我说，老北大的魅力在于，平日管理很松，学生主要靠自学。因为那时北大学生模仿的对象，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林语堂翻译过一篇谈牛津的文章，说牛津大学的教师上课时，抽烟，对着学生喷云吐雾，几年下来，学生就被“熏陶”出来了。（笑声）我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那时没有选课的规定，就是跟导师谈话。三年期间，王瑶先生没给我正式上过课。只是每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聊天。他抽烟斗，因此，我也属于被“熏陶”出来的。对于理科来说，这样带学生，我不知道适应不适应。但对文科来说，绝对有好处。现在的学生经常抱怨，说，老师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很伤心。我相信，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当面和不当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科技发展了，但传统的“熏陶”的概念，依然有效。假如这样，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对整个人文学造成致命的打击。相反，网络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少便利条件，当然，也设下不少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趋利避害，绕开这样那样的陷阱，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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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怎样使中国文化保持对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说到中国文化，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这么一说。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在变，都会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每代人的工作，都在给后世留下一个带有我们这代人精神印记的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有能力，而且获得成功的话。也就是说，要让中国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对话”中进行自我调整。当然，作为研究者个人，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相对于整个大时代来，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得很。举个例子，大家都抱怨整个社会重理轻文，重物质轻精神，可这，说了等于白说。我给大家提供一组数字，这不是我的研究成果，是从《人民政协报》2001年3月12日所载的调查报告中得来的。这些年，中国的大学有大的发展，可文科在校生所占比例，约为8.9％。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学生是学理工医农等“有用”的学科的。而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7年所做的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在在校大学生中占50％的，有13个国家；占30％～50％的，有26个国家；占20％～30％的，有6个国家；占18％～20％的有4个国家。合起来是49个，最后一个是中国。而中国比文科生比例最低的，还低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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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晚清以降，中国人急起直追，需要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过于偏向实用，过于急功近利，并因此落下一些毛病。其实，这不是近年才发生的问题，而是这一百年大的发展路向。早期，传教士办大学，他们希望培养的，主要不是科学人才，所以，教会大学里，工科、理科也有，但主要专业是文科，广义上的文科。私立大学办起来了，文科相对省钱，也就比较容易筹办。所以，1950年代以前，大学中，文科科系占的比重比较大。变化在哪儿？抗战中，文科人数、科系大幅度削减。哪些专业增长得最快？医学，其次是工商。这很好理解，打仗的时候，特别需要医务人才。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文科在校生所占的比例，从20％降到11.9％。理科也有所下降。增长的是工科、农科等。更要紧的，其实是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结果是，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都改为专业性质的学院，包括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只有个别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有所获益。只保留一个哲学系，一个汉语专业，全国其他大学相关专业的著名教授，都调到北大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北大文科师资力量特别强。当然，新一代学者起来了，北大的优势将相对削弱。在国外，常有人问，以前你们叫师范学院，现在都叫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有“化工大学”、“纺织大学”、“体育大学”，“university”本来是个普泛性的概念，是指对世界以及真理的不懈的探求，对人类知识的完整的把握。如果只是具体的专业训练，叫学院就行，为什么非改为大学不可？我想，很可能是矫枉过正的缘故。主要目的是走出1952年院系调整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过于专业化的、过于实用化的教学体制。当然，不排除好大喜功的“大跃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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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比较倾向于“大学精神”，而不是“专业训练”的。因此，在看到目前“学院改制”中诸多弊病的同时，我仍然寄希望于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能走出纯粹专业训练的阴影。这样，所谓超功利的思考，所谓生命的精神交往，所谓人文学术的复兴，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此之前，只能凭学者个人的良知，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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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演讲，我用略带夸张的语调，强力推荐人文学这一“大而无当”的学问，可我并没希望从这里招研究生。（笑声渐起，陈自己也笑）本科生很容易转专业，研究生毕业，一般就不要再转了。尤其是从中科院自动化所转到北大中文系，这动作可太大了，没这个必要。我只是希望诸位的阅读视野，别对文科完全封闭，文科会提供给你另外一个精彩的世界。或者说，人文天地同样充满魅力。业余时间，请到未名湖边逛逛，对你们心胸的开阔，情感的丰富，想象力的拓展，都会有好处。如果说，文科的“使用价值”一时体现不出来的话，不妨先把人文学作为你们“对话”的对象，那样的话，起码可以丰富诸位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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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掌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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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答听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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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者：谢谢陈老师为我们作的精彩演讲，下面是自由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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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一：请您谈谈对“网络文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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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北大、清华等校的BBS上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去年要结集出版，请我作序。我的序有题目，叫《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一听就是唱反调的。我不承认“网络文学”这个概念。为什么呢？网络对人类生活确实影响很大，但没听说有网络哲学、网络史学和网络化学。（渐起的笑声）人类知识的发展，经历过很多时代，比如说，从简帛到纸笔再到印刷，从版刻到石印到铅印再到激光照排等，所有这些技术变革，都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起决定性影响，但我们没办法也没必要把每一次新技术的运用界定为一种新的文学。我不承认与传统的“文学”相对的“网络文学”，不觉得这个概念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文学评论方面，有一些从俗的概念，比如说城市文学，这是以题材命名的；过去很时尚的工农兵文学，这是以作者划分；美国的黑人文学，这考虑的是种族的因素。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但这里依据的，不是大的文类意义上的标准。现在所说的“网络文学”，不是说以网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比如写一些年轻人在网上谈恋爱，如何生存、思考或工作，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网络文学跟知青文学、钢铁文学是一样的概念，更接近于思潮或题材，那没什么好争。现在争的是“网络文学”还属不属于“文学”，还能不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我担心的是，提倡者过分强调“网络文学”的特殊性，拒绝从“文学”角度进行的批评。在我看来，为了“网络”而忘记“文学”，不是很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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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写，怎么感觉，怎么思维？如果只是纸上写作，然后上网，这不算。如果那也能算“网络文学”的话，我的好几本书，博库买了电子版权，经过制作，放在网上，这能算吗？在网上写帖子可以，写短诗、写散文杂文都可以，但写长篇小说呢？有没有人在网上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需要大的构思，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需要认真的推敲。如果像“打帖”那样，每天一块，即时发表，最后成“集锦小说”。这种写作方式，玩一两回可以，但我不相信能出大作品。因此，一定要我表态，我会说，与其大力提倡“网络文学”，不如思考“网络时代的文学”到底有何出路，或者“以网络为题材的文学”该如何寻求突破，那样更准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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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希望听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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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二：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开始的时候好几次提到了武侠小说，应该是您对武侠小说有浓厚的兴趣，或者说您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所以，今天我想听一听您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另外，还想听听您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另一个问题是，我想知道您对现代文学传统怎么评价？（陈插话：大概你是学中文的，后面这个问题太专业，不算数。）我是学英文的，（陈：学英文也是文科背景，这里的听众大多是理科的，所以咱们只回答前面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大家不愿意听。）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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