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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三：陈老师，我想问您，网络这个载体，对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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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略为涉及。对于保存以及传播传统文化而言，网络的功绩是很明显的。在一片赞歌声中，尤其是理工科的朋友们对未来如此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收藏了不等于占有，我们不能过分依赖网络。网络确实给我们的学习带来许多便利，但是就思想而言，关键还是人的大脑，而不是机器。这个问题，我发表在《学术界》上的文章多有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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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四：我们从小就读“四大小说名著”，现在看来，只有《红楼梦》才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勉强还可以，《西游记》太幼稚了。我想知道的是，这“四大名著”是什么时候定义的，是建国以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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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如果是指明代的“四大小说”，这提法很早就有。但剔除《金瓶梅》，而将清代的《红楼梦》拉进来凑数，这确实是近五十年的事。以前老北大，在沙滩的时候，学生们抢着在图书馆里阅读《金瓶梅》，因为那是不能借走的。现在好了，印刷本很容易找到，（同学插话：网上也有。）网上也有？是全本吗？（是的。）记得是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将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和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捏合在一块，影印线装，图文并茂。不过，这书规定各省委正副书记、各部正副部长、部队军以上干部，以及大学里一、二级教授才可购买。而且，所有购买者登记在册，以便查核。1980年代以后重印，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齐鲁书社出过，北大出版社出过，岳麓书社也出过。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本子最好玩，是收在《李渔全集》里的。但这些大都是删节本，全本始终限量印行。如果网上有，那可就真的是“挡不住的诱惑”了。有一段时间，即便学界，对《金瓶梅》的看法也很不好，说它“诲淫”，将其从“四大小说”的名单中去掉。之所以偷梁换柱，补上《红楼梦》，弄得三部明代小说外加一部清代小说，不伦不类的，就是这个原因。清代小说中，《儒林外史》也很好。因此，有人说，应该是五大小说、六大小说。其实，几大小说，这都是通俗的提法，只是便于传播和记忆，如此而已。另外，中国小说艺术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三国演义》先出来，艺术上当然不如《红楼梦》。而且，小说类型不同，表达的技巧也有很大差异。不过，你的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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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你说《西游记》太幼稚，这我很伤心。（笑声起）《西游记》正是我所说的中国人不缺乏幻想力的表现。可能因为你是学科学的，（笑声散乱且响）所以你对幻想的成分不太欣赏，觉得它挺幼稚的。我们学校有一个老教授，林庚先生，今年九十多岁了，他主要是个诗人，诗和诗论都写得很好，偶尔也做古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整天读的书就是《西游记》，在孙悟空和小妖精的世界里生存了好几年，而且始终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幻想力、童心和诗心合而为一，这是《西游记》很独特的艺术魅力。（提问学生插话：小时候也很喜欢看《西游记》，起码看了十几遍，但是现在长大了。）那等你老了就可以再看了。（笑声朗朗且轻松）很可能是，你现在正在求知识，发展你的专业，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以为然。过一段时间，排除功利心，重新阅读，很可能你还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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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五：老师，我们都是学理科工科的，那您觉得我们适合看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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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其实，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读书有一个诀窍，就是“凭兴趣”。经常有人要我给开个书单，我都不开。原因是，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接受。或者说，也许你开的不错，但对年轻人没用。所以，对于读书人来说，“喜欢”是第一位的。真的喜欢，读进去，很快你就会发现，书带书，书引书。读完第一本书，你就知道第二本该读什么。读书的事，说起来很简单：不喜欢，搁下；喜欢，继续往前走。理科的朋友常担心文科的人嘲笑，你读那么幼稚的书！我说，这个批评不对。幼稚不幼稚，是相对专业水准而言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是喜欢不喜欢，能不能读进去。比如，像这位朋友说，我不喜欢《西游记》。可以，这是你的读书趣味。你不要跟他说：“这你就不对了，怎么能说《西游记》不好呢？”不要这么争论。读书有个人趣味，读多了之后，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位，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很多大学一年级的女孩喜欢三毛，好多年前，有一次专门请我去作演讲。许多女孩子听了很不高兴，认为我不理解三毛的伟大。我跟她们说，两年后，咱们再谈论这个问题。两年后，我问其中一位，她眉毛一扬，说：“三毛，哼！”（言语间，陈把头撇过去，做一“哼”的姿态。笑声骤然爆发，长久持续）我说，你两年前喜欢三毛是对的，现在不喜欢三毛，也是对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人，每个年龄段会有不同的阅读品位。在这个意义上说，开书单不解决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先试着读，不要怕人家说你不够高深；读多了，自己就会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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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六：您能谈一谈对当代的作品和作家的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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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这个问题，我很抱歉，我只能交白卷。说实在的，当代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近十年出版那么多的长篇小说和诗集，我基本上没怎么读。这是真的。人家可能不理解，你做中国文学研究，怎么会这样？这只能说是“术业有专攻”。业余时间，我甚至会读些理科的书，比如《宇宙的起源》啊，但就是没兴趣啃当代的长篇小说。这不是刻意褒贬，而是受制于个人的趣味和能力。我的专业研究做到这个地步，有很多书要读；而且，也对专业以外的非文学的东西感兴趣。而当代文学批评，起码在北大，是属于另外一批学者的专业范围。他们会关注王蒙最近写了些什么，或者回应王朔不太得体的言论。我则不会。经常有学生们跑来告诉我，老师，贾平凹最近出了本新书，你读了没有？我说，没有。前两天又有人告诉我，周星驰来北大演讲，老师，你去不去？（哈哈笑声）我说，不去。我说我不读新出版的小说，不听好玩的时尚讲演，并不包含价值评判。只是因为我主要关注历史，对当下涌现的新的文化现象自然有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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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别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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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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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七：陈老师，您能不能谈谈对郭沫若晚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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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郭沫若是你们的老院长，所以，在这里说话得小心。（星散的笑声）不过，我明白你提这问题的潜台词。目前，学界大体形成共识，对郭沫若晚年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翻阅早年的《女神》等诗集，以及1930年代的《中国古代社会》等史学著作，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而且专业成就很高的大诗人、大学者。1950年代以后当官，政务繁忙，加上官场有官场的逻辑，由不得你独立思考、自由表述。在“文革”这样很不正常的环境里，郭沫若更是不得不委屈自己，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为保全一己利益而发表不少现在看来大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政治言论，与传统士大夫的讲求气节大相径庭，当时就有好多非议，日后更是受到不少研究者的猛烈攻击。对郭沫若的晚年，我的评价同样不高，而且认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值得反省。但是，好些年轻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轻率。为什么呢？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跟我说过，你们别以为你们多坚强，很有气节，不在那个环境，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文革”中，北大和清华有个受江青控制的权力很大的写作班子，叫“梁效”。主事者当然罪责难逃，但一般参加者不一样，一方面是外在的压力，一方面自己也有私心。当初江青点名要谁进“梁效”，绝大多数人真是受宠若惊。不是说，不该反省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为何如此软，而是希望更多关注制度上的问题。关注大的政治背景，同时也不推卸个人责任，只是不纠缠于历史细节，我觉得这样处理恰当些。所以，我更倾向于，一方面讨论郭沫若晚年所走的令人痛心的弯路，一方面不要忽略对于大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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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朋友可能嫌我讲得不够尖锐，不过，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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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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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9日定稿于伦敦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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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东方文化》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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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2001年5月11日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举办的“五四青年文化节”上作同题讲演，事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杨志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杨君有闻必录（包括问答），颇有现场感，阅读时另有一番滋味。作为演讲，有些随意发挥过于离题，正式成文时略有增删。另外，作者撰有与此论题相关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收入《茱萸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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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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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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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二者界限何在，能否互相跨越，以及文言白话对举局面何时形成，为什么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诸如此类的追问，非三言两语所能轻易打发。为了避免宏观叙事常患的“大而无当”的通病，这里先从几个例句说起，让读者对“文言”与“白话”有直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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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语言学家，最希望了解某一种语言特性的，很可能是学外语的人。中国人学外语（英语、法语、日语）是如此，反过来不难推想，外国人学中文，也会拼命去找所谓的“特性”与“规律”。一百多年前的欧美学生，当他们开始学习汉语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很可能是学会了说话，读不懂书籍；学会了看书，又开不了口。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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