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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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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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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二者界限何在，能否互相跨越，以及文言白话对举局面何时形成，为什么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诸如此类的追问，非三言两语所能轻易打发。为了避免宏观叙事常患的“大而无当”的通病，这里先从几个例句说起，让读者对“文言”与“白话”有直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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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语言学家，最希望了解某一种语言特性的，很可能是学外语的人。中国人学外语（英语、法语、日语）是如此，反过来不难推想，外国人学中文，也会拼命去找所谓的“特性”与“规律”。一百多年前的欧美学生，当他们开始学习汉语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很可能是学会了说话，读不懂书籍；学会了看书，又开不了口。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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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供五个分别出自三种一百多年前专为英法学生准备的汉语读本的例句，希望从文言、白话的角度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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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一：“明天是我的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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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二：“是金是银你给我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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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句，出自1873年上海出版的《语学举隅》（第57页）。大概也正因是在上海出版，比较注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的是白话，而且属于北方方言。“明天轮到我来请客吃饭”，英文的解说很准确。可在我的印象中，南方人并不这么表达。我甚至有点怀疑，这句话放在一百年多前的广东、福建，能否让人一听就懂。好在北方方言当时称为“官话”，带有今天普通话的性质，故成为外国学生语言学习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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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三：“我是孩儿的的亲亲的亲娘。这孩儿是我的的亲亲的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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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四：“他他他不认咱。我我我舍性命向前赶上他。恰恰待扯住他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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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例四出自1876年巴黎出版的《西汉同文法》（第407页），虽然也是白话，却像直接记录的口语，或戏曲里的唱词。尤其是例四，多个叠字有强调的作用，也是为了歌唱的需要。日常生活里没人这么说话，要不，会被误认作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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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五：“汝好法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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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不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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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爱茶抑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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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皆好，然爱无糖之茶，及有糖之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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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句过渡到场景对话，自然是讲求学以致用。可恰恰是这录自1888年巴黎出版的《渐进文集》（第215页）的例五，最没有实用价值。靠这样的课本学汉语，到中国后肯定有问题，起码是很难与一般中国人沟通交流。记得1970年代末刚改革开放那阵，北京大学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并选派部分中国学生前去陪住，马上传出这么一个笑话：同屋的美国学生给她留了张便条，用的是文言，之乎者也。原因是，人家专门研究《文心雕龙》，没学过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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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书面语中，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单看这五个例句，大致也能明白。至于白话为什么取代文言，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也不难理解。反过来，你还可能很惊讶，胡适发表于1917年的那篇宣称“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史家及思想史家一再提及的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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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按下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汉语很难“学以致用”的困境，回到我们的正题：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文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很早就出现了言、文分离的局面。口语不断随时代变化，文字却基本上岿然不动。在书面语里，于是形成了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比较接近一定时代口语的白话，落实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唐代的变文、宋元以降的话本、小说等；以及远离口语，注重汉字特性，追求典雅精练的文言，包括无韵的古文、骈文以及有韵的诗、词、赋等。长期以来，精英阶层使用文言，而大众则倾向于白话，这一局面，在清末民初三四十年的社会／文化变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经由“五四”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终于彻底改观。今日中国，无论是大众的日常交流，还是政府的公文或作家的写作，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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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尘埃早已落定，文言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后，很快便是白话的一统天下。可我隐约感觉到，如此叙述，并非天衣无缝。1920年春教育部下令，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这是决定文白胜负的关键性举措。因教育制度上下连接，牵一发则动全身，小学改了，初中、高中也随之改，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更得改。连类所及，大学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学校课本改用白话，这比任何政治家或文人学者的提倡更有力。可以说，百年中国的文言白话之争，这是个转折点。此后，白话一路凯歌，文言则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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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从重返主流，而是从拾遗补缺的角度，理解文言在20世纪中国的几次突围表演，那么，对于众所周知的“文白之争”，很可能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时至今日，文言依旧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虽然有过白话今译大批古籍的壮举，但学者一般承认，语言内在于文化，白话译本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都不是最佳读物。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背诵白话译本的《兵车行》或《岳阳楼记》。我只知道，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主席前来视察，和北大学生一起背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而不是郭沫若的《女神》。甚至连最能体现当代大众趣味的电视广告，也经常出现文言的句式。更让我惊讶的是，即便在流行歌曲里，文言也并未完全绝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或者“妹妹你坐船头”，这当然是白话；前两年流行的《涛声依旧》可就不一样了，整个情调模仿旧诗词，其中不少意象相当古典，句式也有属于文言的。至于七八十年代先后流行于台湾和大陆的邓丽君，更是在舞台上唱起宋词来，而且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2】邓丽君演唱的《独上西楼》，其实是南唐后主李煜（937—978）的《乌夜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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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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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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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不必译成白话，也不必专家解说，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能欣赏。今日中国人之能够直接阅读《论语》、《史记》等古典作品，反过来，可都是托了这备受“五四”新文化人诟骂的“言文不一致”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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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如果只是像上面所提到的，“文言”之在当代中国，只是偶尔为之的“点缀”，那么，尽可作为一种优雅的姿态来欣赏，或干脆一笑置之。可最近几年，情况有些变化：一方面是“文言”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不少文言的欣赏者与提倡者，转而贬抑起“白话”来，将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不尽如人意，甚至包括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明显缺失，统统归结到“白话”对于“文言”的压抑。如此立说，牵涉到的远不只是对于晚清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评价，更包括当代中国语言及文学发展的方向。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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