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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皆好，然爱无糖之茶，及有糖之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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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句过渡到场景对话，自然是讲求学以致用。可恰恰是这录自1888年巴黎出版的《渐进文集》（第215页）的例五，最没有实用价值。靠这样的课本学汉语，到中国后肯定有问题，起码是很难与一般中国人沟通交流。记得1970年代末刚改革开放那阵，北京大学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并选派部分中国学生前去陪住，马上传出这么一个笑话：同屋的美国学生给她留了张便条，用的是文言，之乎者也。原因是，人家专门研究《文心雕龙》，没学过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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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书面语中，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单看这五个例句，大致也能明白。至于白话为什么取代文言，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也不难理解。反过来，你还可能很惊讶，胡适发表于1917年的那篇宣称“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史家及思想史家一再提及的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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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按下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汉语很难“学以致用”的困境，回到我们的正题：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文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很早就出现了言、文分离的局面。口语不断随时代变化，文字却基本上岿然不动。在书面语里，于是形成了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比较接近一定时代口语的白话，落实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唐代的变文、宋元以降的话本、小说等；以及远离口语，注重汉字特性，追求典雅精练的文言，包括无韵的古文、骈文以及有韵的诗、词、赋等。长期以来，精英阶层使用文言，而大众则倾向于白话，这一局面，在清末民初三四十年的社会／文化变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经由“五四”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终于彻底改观。今日中国，无论是大众的日常交流，还是政府的公文或作家的写作，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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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尘埃早已落定，文言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后，很快便是白话的一统天下。可我隐约感觉到，如此叙述，并非天衣无缝。1920年春教育部下令，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这是决定文白胜负的关键性举措。因教育制度上下连接，牵一发则动全身，小学改了，初中、高中也随之改，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更得改。连类所及，大学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学校课本改用白话，这比任何政治家或文人学者的提倡更有力。可以说，百年中国的文言白话之争，这是个转折点。此后，白话一路凯歌，文言则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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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从重返主流，而是从拾遗补缺的角度，理解文言在20世纪中国的几次突围表演，那么，对于众所周知的“文白之争”，很可能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时至今日，文言依旧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虽然有过白话今译大批古籍的壮举，但学者一般承认，语言内在于文化，白话译本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都不是最佳读物。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背诵白话译本的《兵车行》或《岳阳楼记》。我只知道，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主席前来视察，和北大学生一起背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而不是郭沫若的《女神》。甚至连最能体现当代大众趣味的电视广告，也经常出现文言的句式。更让我惊讶的是，即便在流行歌曲里，文言也并未完全绝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或者“妹妹你坐船头”，这当然是白话；前两年流行的《涛声依旧》可就不一样了，整个情调模仿旧诗词，其中不少意象相当古典，句式也有属于文言的。至于七八十年代先后流行于台湾和大陆的邓丽君，更是在舞台上唱起宋词来，而且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2】邓丽君演唱的《独上西楼》，其实是南唐后主李煜（937—978）的《乌夜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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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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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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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不必译成白话，也不必专家解说，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能欣赏。今日中国人之能够直接阅读《论语》、《史记》等古典作品，反过来，可都是托了这备受“五四”新文化人诟骂的“言文不一致”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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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如果只是像上面所提到的，“文言”之在当代中国，只是偶尔为之的“点缀”，那么，尽可作为一种优雅的姿态来欣赏，或干脆一笑置之。可最近几年，情况有些变化：一方面是“文言”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不少文言的欣赏者与提倡者，转而贬抑起“白话”来，将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不尽如人意，甚至包括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明显缺失，统统归结到“白话”对于“文言”的压抑。如此立说，牵涉到的远不只是对于晚清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评价，更包括当代中国语言及文学发展的方向。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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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风的转变与文言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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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之重新浮出海面，其实与近二十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密不可分。1980年代中后期，与寻根派作家的崛起相呼应，中国学界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得失，从传统是否“断裂”、“现代”从何说起，到孔子怎样评价、伦理如何“重建”，均有所涉及。落实在文学研究中，包括“发现晚清”，以及逐渐认识作为晚清文学改良思潮合理延伸的“民国通俗文学”。在此期间，隐隐约约的，还包含着对于白话文运动是否矫枉过正的思考。在这方面，作家的挑战，比学者来得更加直接与坦率。作家不承担为“文白之争”盖棺论定的责任，尽可依自家创作体会立论；学者必须通盘考虑，不免瞻前顾后。贾平凹、阿城的小说语言曾产生巨大冲击——前者体现地方方言对于普通话的渗透与改造，后者则努力发掘不被官方语言污染的民间表述。近几年，诗人郑敏的讨论汉语语言变革，以及小说家曹文轩的重说文白之争【3】，也都直接指向或间接牵涉“白话文学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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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煽情的《河殇》，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对传统中国文化有较多“了解之同情”。这里有1989年“政治风波”逐渐平息后社会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素，也包含政府的主动引导和学界的自我调整，各方立场不一，难以一概而论。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集刊。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记者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两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盛赞北大注重国学研究的举措。【4】表面上是针对商品经济大潮下大学“人心不稳”，出而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可从各媒体的迅速跟进，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可见此举非同寻常。学界一般将其作为19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解读——在经济日渐开放、原先的思想教育方式不太奏效的时下，政府急于寻找大众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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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民间学刊如《学人》、《中国文化》、《学术集林》等，则开始从学术史角度，认真反省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在高度评价1980年代启蒙思潮的同时，质疑其片面推崇“拿来主义”，以及“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研究思路，并力图扭转晚清以降之“以经术文饰其政论”，希望既坚守学者的人间情怀，又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1990年代前半期迅速崛起的众多民间学刊，有其各自不同的运行思路【5】，但在促成“学术内转”（即相对注重学术价值而忽略思想启蒙）方面，与上述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国学热”，二者并行不悖，实际效果是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相呼应。尤其是在质疑“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进而对传统中国保有较多同情这一点上，双方的出发点或许不同，但都对“现代文化”的至尊地位构成某种威胁。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依旧受到赞颂，但不少具体结论则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语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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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至1930年代，关于写好白话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争论，发生过不止一次，而且争论双方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五四”新文化人开始调整写作姿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周氏兄弟的不同选择。在《古书与白话》中，鲁迅批驳不读古书做不好白话之类的议论，坚称：“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6】周作人的《〈燕知草〉跋》则欣赏“有涩味与简单味”因而“耐读”的文章，落实到“文体”上，便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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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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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注“自己的园地”，在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的努力中，不避“古文”的介入；一个着眼于青年的未来，虽也承认总有一天文学家必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但当务之急是断绝复古之路。应该说，这两种策略各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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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作人的文体试验，朱光潜十分欣赏，于是撰《雨天的书》，给予大力的表彰。文章特别提醒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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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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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周作人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批评“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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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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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可以存而不论，那是因为，在鲁迅眼中，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危险在于“复古”；而最容易“复古”的，莫过于文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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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也就是朱光潜发表《雨天的书》并受到鲁迅严厉批评的八年后，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10】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被嘲讽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11】。鲁迅也对其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说：“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12】如此急迫地捍卫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成果，既有思想史意义上的反复古，也有文体学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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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场新文化内部的论争变得越来越遥远【13】，以至逐渐被学者和大众所遗忘。可仔细倾听，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你依然能听到不少隐约的回声。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朱光潜的意见，而不是鲁迅的声音。进入1990年代，就像文学史家所描述的，“学者散文”的迅速走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尤其是老学者）文章之备受赞扬。从柯灵、黄裳等的“文化散文”，一转而成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等的“学术随笔”，个人学识与文化修养外，更指向其相对幽深典雅的文体。不管是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还是称颂其“自然地加入文言语汇和句式”【14】，都是指向包括人生态度与文体经验的古典知识。还有一个刚刚退潮、学界尚未来得及认真思考的“钱锺书神话”。总有一天，这个“神话”的产生与转移，会被作为衡量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晴雨表”来认真考察。目前“钱学家”的兴奋点，还主要集中在其外语能力，我相信，随着学界风气的变化，很快就会转移到《谈艺录》及《管锥编》之以文言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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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证，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修养屡受质疑，尤其是作品中的常识性错误——比如刘心武的梦得“江湖夜雨十年灯”（此乃宋人黄庭坚诗句），以及余秋雨的误将当年只有抄本而没有刻本、且多达七万九千零七十卷的《四库全书》搁在王国维的书架上。落笔为文，偶然出现错漏，其实在所难免。更何况刘、余二君基本上是文人，而非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学者，文章出现些许纰漏，并非什么大过失。为何报刊上竟出现这么多揪“小辫子”的文章？在我看来，这并不全是“人身攻击”，更不能归罪于“盗版集团”【15】，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风尚的转变——由1980年代的看重“政治立场”，一转而为1990年代的考量“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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