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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卷一，第30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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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4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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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阅周作人《〈燕知草〉跋》和《〈苦竹杂记〉后记》（《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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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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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新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因其知识背景、学术立场以及利益驱动不同，很难再“异口同声”。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令人尴尬的局面：经济学家指责人文学者只会高谈阔论，无益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学者则反唇相讥，嘲笑经济学家之缺乏道德关怀。诸如此类基于各自学科视野的“傲慢与偏见”，恐怕一时无法化解；与其不着边际地强调科际整合，不如退一步，自扫门前雪，理解各自所面临的具体而微的困境，并寻求真实且可行的超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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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学者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大至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重建与价值系统调整，小到个人在这大变动的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本文讨论的，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小事：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立足于笔者有切肤之痛的“人文研究”，题目却僭称“现代学术”，并非以偏概全，而是希望以小见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同样面临如何协调与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只不过处理危机的方法略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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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在电视上露脸”能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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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夏，《中华读书报》发表该报记者赵晋华撰写的《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讨论一个在中国高校和学界相当敏感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能否“量化管理”。在其披露的三份原始文件——《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南京大学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试行）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第一份【2】。此前学界已就人文学术的“量化管理”发表了很多意见，大致而言，教授与管理者的立场明显对立，此文代表的是学者的立场。被采访者普遍认为，量化管理“不但不会反映出论文的学术价值，而且只能鼓励浮夸的学风”、“它鼓励数量而不是鼓励学术质量，鼓励数量其实就是鼓励急功近利”。这些意见早就见诸各类报刊，这回的焦点集中在清华大学的如下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学界之所以一片哗然，主要针对的是“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为什么？因为“学者不是公众人物，不能以上电视为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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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蔡曙山专门撰文，称2001年7月18日发表的《争议》一文没有使用7月5日的新材料，而是用了3月上旬的旧规定，可见提供材料者“居心叵测、别有用心”，而撰文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文章逐条批驳“社会科学特殊”、“十年磨一剑”、“要培养学术大师”、“要尊重学术自由”、“研究生发表文章使刊物水准下降，并带来不正之风”、“非核心期刊并非不重要”等六种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此文颇能代表管理者的立场，值得一读。针对学者上电视得分的讥评，蔡文做了如下辩解：“清华大学的文科还包括美术学、新闻传播学等特殊的学科领域，美术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作品、展品，新闻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报道、评论，传播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电视节目，等等。”【4】将俗称的“学者上电视”限制在“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虽有助于澄清事实，却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人文学者日渐频繁地“触电”，以及作为整体的现代学术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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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讲授的课程不是传媒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参与制作20分钟的“专题节目”，能否以科研成果计分？假如可以的话，所谓的“参与者”指的是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主持人还是特约嘉宾？论文及著作均有第一、第二、第三作者之分，学界明白其中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及贡献率，专题节目呢？还有，专题节目的评价标准何在，到底偏于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收视率还是社会影响？之所以追问这些，因近年大学教师参与教育文化或经济法律类专题节目制作的越来越多，而大学科研机构出面组织系列专题片，如北京大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中华文明之光》，也都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所有这些，有属于补贴家用的“业余打工”，也有作为专业延伸的“学术普及”。二者似乎不能等量齐观，但如何区分高低贵贱？能否将其纳入学术评估的考察范围？这才是清华大学方案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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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者的嬉笑怒骂以及当事人的曲为辩解，不难推想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是传媒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尤其“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更是“无远弗届”，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教授，无论雅俗，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可另一方面，“电视基本上是一种娱乐的媒介”【5】，假如只是作为“特约嘉宾”，走进演播厅接受各式或深或浅的提问，甚至参与其智力游戏，不管是前些年的“正大综艺”，还是近年流行的“实话实说”、“非常男女”、“锵锵三人行”，都不可能是“学者本色”。被编织到晚会或访谈中的学者形象，只能随编导所设计的节奏起舞，偶尔表达一点自家的学术见解，也都很可能在后期制作中牺牲在剪刀下。如此“耍嘴皮”式的“上电视”，与传统学者的博学深思、正襟危坐相差甚远，以至令人怀疑其是否曲学阿世。可电视里播放的不全是娱乐节目，也有相当高雅的专题片；学者之介入传媒，也不限于在电视上“抛头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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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学者将“上电视”作为成名的终南捷径，所谓十载寒窗无人识，一夜电视天下知。可社会名声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学术评价，在很多大学里，学者的“上电视”，即便不是“学术毒药”，也无济于其晋升职称。同样属于学术普及工作，人们会用景仰的语气，来褒扬朱自清的撰写《经典常谈》或王力的出版《诗词格律十讲》；但一谈到学者的“触电”，高明之士大都表示鄙夷不屑。如此决绝的态度，虽表明学界之清高，可也包含某种偏见。就我所知，北大教授之为《中华文明之光》系列专题片撰稿，可谓殚精竭虑，一点不比写论文省力。虽然播出的效果不太理想，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方向，即学术普及工作正从书本向电视延伸；而且，这种尝试大有生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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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怀疑这种尝试有无学术上的意义，我想举以下三种译成中文的书籍为例。《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Landmarks of American Writting）集合众多专家学者，讨论32部代表美国历史及精神价值的重要作品，书中各文原是为美国之音对外广播而作。《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则是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谈话部的系列谈话，分别请专家撰稿，讨论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年鉴学派等话题，这组广播谈话的问题意识很明显，那便是“大理论的复归”。《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Mens of Ideas）则是1970年代中期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的记录整理稿，该节目分别邀请十几位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等，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不难想象这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的学术含量。这些二三十年前基于广播或电视文稿而编纂的旧书，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中至今仍很有人缘，可见学术普及工作的巨大潜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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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不太恰当的概括——“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之所以会引起公愤，问题不在学术普及工作值不值得做，而是因电视成了第一媒体，利益所在，众人趋之若鹜。比起“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人文研究来，讲求“轻轻松松学习”的电视节目【7】，其制作过程明显要轻松得多；更何况，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获得掌声与金钱。如此“多快好省”的建设、“投入少见效快”的营生，何乐而不为？可也正因此，洁身自好者多不愿涉足此等“俗务”。所谓上电视得分，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这样的艰难选择：到底是固守书斋，专心治学，还是走出校园，与大众传媒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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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所可能导致的学者明星化以及学术传媒化，目前已初露端倪，难怪清华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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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学者如何面对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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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讲求经世致用、有时不免和光同尘的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普遍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超越，因其“格外爱惜羽毛”，对大众传媒的诱惑及其可能设下的陷阱，也就更为敏感。只要稍作观察，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学者，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厉以宁）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发表一些老生常谈或惊世高论，无论对错，均能博得一片掌声。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便说错了，也还算是好心办坏事。但如果是哲学家或史学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此做派，必定招来诸多非议。也就是说，在学界和公众心目中，人文学者应该更为持重、清高、超然些才是。让人文学者高居云端，不食人间烟火，如此“抬举”，使得人文学者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很难拿捏得好——要不太冷，要不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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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定义也在不断变迁。今天之热衷于观看电视里的肥皂剧，与一百年前的痴迷于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虽有电子媒体与印刷文字之别，作为受众，其心理状态与欣赏趣味却大致相同。至于文人学者，晚清的利用新兴报刊，与今日的频繁出入电视，其运作方式与社会功能也不无相通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别擅长利用传媒的“当代英雄”。比如，晚清时主持《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梁启超，便创造出一套“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8】；至于“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的李伯元【9】，除以《官场现形记》闻名天下，还创办了小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按照今日中国的职业划分，梁、李二位大概只能归入“传媒人”行列。此后，现代中国史上的学界名流，像陈独秀、胡适、顾颉刚等，也都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1990年代，最擅长利用大众传媒的中国文人，作家当推王朔，学者则非余秋雨莫属。差别仅仅在于，王朔作为成功的小说家及编剧，其借助传媒造势，以及偶尔“装疯卖傻”，一般读者都能谅解；余秋雨则没那么幸运，其学者身份既是其最初进入传媒的通行证，也为日后的备受攻击留下后患。可是，指责余先生表述夸张，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批评家，大概忘了，进入大众传媒且如鱼得水的余先生，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戏剧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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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凤凰卫视欧洲之旅的嘉宾主持，余秋雨用半年时间走过26个国家96座城市，并出版了记录这一旅程的全部感受的《行者无疆》。书甫上市，即大为畅销，可文化界反弹之声立起。如去年底《文学故事报》摘录《北京青年报》的《余秋雨又做思想秀》，还配发两则批评性的短文，其一为《学学钱锺书先生吧》【10】。将相信学问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而坚决拒绝接受任何电视采访的钱锺书先生，与余秋雨之在镜头前顾盼自如相比照，希望余能见贤思齐。此类扬钱抑余的议论，三年前也曾有过。这是一段有趣的逸事，值得稍为花费些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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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1998年第1期《文友》杂志上发表余秋雨的访谈录，其中有一段话激起公愤：“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点上我不赞同钱锺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11】孤立地看，这段话并没有什么太离谱的，不外表达了余先生近年来的一贯见解，而且不无真知灼见，比如“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及中国学者中“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可因牵涉到与之风格迥异的著名学者钱锺书，再加上春风得意的余先生口无遮拦，不免招来一片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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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钱老闭门钻研为何遭余先生抨击”这样的严厉责问【12】，素来对批判文章不予理睬的余先生，“这次终于作第一次回应，因为事情关及读者无法作出判断的原始真实，又关及我素来敬仰的钱锺书先生”。余秋雨的三点说明，最关键的当属希望“澄清事实”的第二点：“去年到西安开会，我确实对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过一次书面总答复，一共好几页。我没有留底稿，西安新闻界的朋友应该能够找到这份答卷，我愿意对这份答卷负责。一翻答卷便知，记者问及‘回归学问’的问题时指的是陈平原先生而不是钱锺书先生。”【13】读到相关报道，我深感荣幸，能让一场酝酿中的风波很快平息，即便当一回替罪羔羊也值得。在学者有无必要“上镜”以及如何与大众传媒合作这个问题上，我与余先生确实有过交谈，且意见不太一致。可我不觉得有拿钱锺书来打压余秋雨的必要，因二人的路子明显很不一样，谁也学不了谁。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两条路不可通约，是否可以并存，或者说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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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撰写《学者的人间情怀》【14】，我曾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过于单调，颇有基于自家学术及道德立场排斥异己的倾向，尤其提到应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十年后，我想反过来，为另一种倾向辩护：走出安静的书斋，搁置专深的研究，投身到目前还略嫌粗俗但明显生机勃勃的传媒事业中。与麦克卢汉四十年前不遗余力地讴歌电视的意义，以致被后来者讥讽为“很容易滑到为控制传播媒介的公司利益进行辩解的立场上去”迥异【15】，我只是认同其技术进步必定“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16】，因而有必要尊重、理解乃至利用新媒介的说法。就好像民营企业“戴红顶子”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一样，随着高校体制的改革以及传媒人自信的迅速增加，会有越来越多原先脚踩两只船的学者义无返顾地走出校园。在我看来，这不是坏事，与其身在曹营心在汉，还不如“学学”余秋雨，干脆步出书斋，用全身心拥抱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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