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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阅钱南扬《介绍几种讲考据的报纸副刊》，见《图书展望》复刊第2期（1947年1月）；徐颂平《现代印刷媒介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对钱文有所评述与发挥，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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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阅胡适《〈文史〉的引子》，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期，1946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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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阅《努力周报》1922年8月27日的《本报特别启事》和胡适《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初刊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亚东图书馆，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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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中称：“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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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此乃章太炎对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清代一流学者的评价，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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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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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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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阅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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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闻一多的《死水》诗云：“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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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中华书局，1979。另外，请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三章“学术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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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阅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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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独秀：《随感录·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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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阅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以及《丁文江的传记》第十五章（《胡适文集》第7卷，第500—5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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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阅韦弦《哈利·波特与e时代》，《南风窗》2002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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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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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游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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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先讲三个小故事：第一件事，前年春天在东京大学，有一学习很认真的日本学生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她一定要学好汉语，那样，她就可以看很多没有译成日文的原版的香港功夫片。第二件事，去年8月，从英国访学归来，飞机上见一英国小伙子，穿着印有中国功夫形象的T恤衫，很精神的，说是准备到少林寺学武。他向我们炫耀的“录取通知书”，当然不会是少林寺发的，而是来自嵩山脚下一所武术学校。第三件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几年前，一留学生刚到中国，上街时被抢，她大喊大叫，可没人帮忙。她很伤心，不只是因为钱包没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她对中国人的美好想象。想象中国人个个会打斗，这是错误的；想象中国人个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更是不正确。后一个错误想象很美好，可也更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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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今天说文学只是欲望的投射，恐怕也不尽然。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很好看，数量也多，由此论证中国人特有正义感，或者反过来用以说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缺乏安全感，我看都不太合适。不能说生活中有什么，文学艺术就表现什么；也不能说生活中缺什么，文学艺术就热衷什么。中国人之喜欢谈论或表现武侠，既有现实刺激（即柳亚子说的“乱世天教重侠游”，问题在于，何谓“乱世”，各人感觉大不相同），更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制约。正因为“古典”与“今典”相互作用，谈论当代中国蔚为奇观的“游侠想象”，很难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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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游侠的文学想象，起码从司马迁撰《史记》开始，就不再像韩非子那样只是简单地抨击“侠以武犯禁”（《五蠹》），而是承认“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圣人尚且多有厄难，更何况“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更是需要游侠的帮助。此后，虽有不少政客或史家对游侠之“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很不以为然，但千古文人，对游侠的行为及精神气质极为欣赏的，毕竟占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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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粗枝大叶地勾勒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象，那么以下的叙述，不算太夸张：两千年前，中国人以史著或文章形式谈论游侠；一千八百年前，中国人以五言诗形式歌咏游侠；一千二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唐传奇盛极一时；七百年前，游侠在杂剧舞台上粉墨登场；五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章回小说异军突起。进入20世纪，原本就渊远流长的武侠小说得到现代出版业的支持，成为最为稳固的畅销书品种。武侠小说八十年前与新兴的电影结盟（最著名的莫过于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十年前与电子游戏合作，更是让年轻的观众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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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稍为梳理，你就明白，中国人为何对各种表现形态的侠客如此痴迷。借助游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达拯救或被拯救的愿望；借助游侠的不拘礼法，挑战任何现世的权威；借助游侠的“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负剑远行游”（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体现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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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手中的宝剑，就好像西部电影里的手枪一样，是一种标志性的兵器。不能想象西部牛仔端着冲锋枪上阵，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侠客扛着大刀或抡着斧头出游。兵器的功用，本来只求合手，威力大，能迅速置敌于死地，而在武侠小说和电影中，一流的侠客则必须用剑。我们知道，大约一千八百年前，适合于砍劈的环柄刀就已经取代擅长推刺的长剑，而成为军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可在武侠小说及电影中，拿刀的永远不如持剑的潇洒。不只是因为扛着大刀不便出游，看起来杀气腾腾，挺吓人的，而且因剑乃古代中国最有文化底蕴的冷兵器。两千年前的古籍中，就有众多关于宝剑的记载，说其如何如何神奇，甚至发生过因争夺宝剑而两国交兵，杀得“流血千里”的（《越绝书》）。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造难度很大，故容易将宝剑神化。后来参合若干神话传说以及道教观念，宝剑不只可以刺杀，还能除恶去邪。再到后来，由于文人的再三渲染，宝剑成了“尚武精神”的象征。一直到今天，书房里挂把没有任何实战价值的宝剑，对于中国人来说，依旧是很风雅的。还有一点，如果不考虑杀伤力，舞剑最容易产生美感。宴会中或舞台上的舞剑，很早就演变成为一种娱乐项目。《列子·说符》中关于剑术表演的描写，说明两千年前中国人就有将舞剑杂技化的倾向。这点很重要，因为武侠小说或电影里的打斗，不只是惩恶扬善，还要打得好看，那样才能长时间吸引读者和观众。想想电影《卧虎藏龙》，如果少了那些精妙绝伦、看得你眼花缭乱的舞剑动作，还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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