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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此乃章太炎对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清代一流学者的评价，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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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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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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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阅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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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闻一多的《死水》诗云：“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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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中华书局，1979。另外，请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三章“学术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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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阅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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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独秀：《随感录·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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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阅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以及《丁文江的传记》第十五章（《胡适文集》第7卷，第500—5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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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阅韦弦《哈利·波特与e时代》，《南风窗》2002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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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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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游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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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先讲三个小故事：第一件事，前年春天在东京大学，有一学习很认真的日本学生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她一定要学好汉语，那样，她就可以看很多没有译成日文的原版的香港功夫片。第二件事，去年8月，从英国访学归来，飞机上见一英国小伙子，穿着印有中国功夫形象的T恤衫，很精神的，说是准备到少林寺学武。他向我们炫耀的“录取通知书”，当然不会是少林寺发的，而是来自嵩山脚下一所武术学校。第三件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几年前，一留学生刚到中国，上街时被抢，她大喊大叫，可没人帮忙。她很伤心，不只是因为钱包没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她对中国人的美好想象。想象中国人个个会打斗，这是错误的；想象中国人个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更是不正确。后一个错误想象很美好，可也更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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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今天说文学只是欲望的投射，恐怕也不尽然。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很好看，数量也多，由此论证中国人特有正义感，或者反过来用以说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缺乏安全感，我看都不太合适。不能说生活中有什么，文学艺术就表现什么；也不能说生活中缺什么，文学艺术就热衷什么。中国人之喜欢谈论或表现武侠，既有现实刺激（即柳亚子说的“乱世天教重侠游”，问题在于，何谓“乱世”，各人感觉大不相同），更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制约。正因为“古典”与“今典”相互作用，谈论当代中国蔚为奇观的“游侠想象”，很难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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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游侠的文学想象，起码从司马迁撰《史记》开始，就不再像韩非子那样只是简单地抨击“侠以武犯禁”（《五蠹》），而是承认“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圣人尚且多有厄难，更何况“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更是需要游侠的帮助。此后，虽有不少政客或史家对游侠之“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很不以为然，但千古文人，对游侠的行为及精神气质极为欣赏的，毕竟占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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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粗枝大叶地勾勒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象，那么以下的叙述，不算太夸张：两千年前，中国人以史著或文章形式谈论游侠；一千八百年前，中国人以五言诗形式歌咏游侠；一千二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唐传奇盛极一时；七百年前，游侠在杂剧舞台上粉墨登场；五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章回小说异军突起。进入20世纪，原本就渊远流长的武侠小说得到现代出版业的支持，成为最为稳固的畅销书品种。武侠小说八十年前与新兴的电影结盟（最著名的莫过于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十年前与电子游戏合作，更是让年轻的观众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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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稍为梳理，你就明白，中国人为何对各种表现形态的侠客如此痴迷。借助游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达拯救或被拯救的愿望；借助游侠的不拘礼法，挑战任何现世的权威；借助游侠的“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负剑远行游”（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体现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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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手中的宝剑，就好像西部电影里的手枪一样，是一种标志性的兵器。不能想象西部牛仔端着冲锋枪上阵，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侠客扛着大刀或抡着斧头出游。兵器的功用，本来只求合手，威力大，能迅速置敌于死地，而在武侠小说和电影中，一流的侠客则必须用剑。我们知道，大约一千八百年前，适合于砍劈的环柄刀就已经取代擅长推刺的长剑，而成为军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可在武侠小说及电影中，拿刀的永远不如持剑的潇洒。不只是因为扛着大刀不便出游，看起来杀气腾腾，挺吓人的，而且因剑乃古代中国最有文化底蕴的冷兵器。两千年前的古籍中，就有众多关于宝剑的记载，说其如何如何神奇，甚至发生过因争夺宝剑而两国交兵，杀得“流血千里”的（《越绝书》）。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造难度很大，故容易将宝剑神化。后来参合若干神话传说以及道教观念，宝剑不只可以刺杀，还能除恶去邪。再到后来，由于文人的再三渲染，宝剑成了“尚武精神”的象征。一直到今天，书房里挂把没有任何实战价值的宝剑，对于中国人来说，依旧是很风雅的。还有一点，如果不考虑杀伤力，舞剑最容易产生美感。宴会中或舞台上的舞剑，很早就演变成为一种娱乐项目。《列子·说符》中关于剑术表演的描写，说明两千年前中国人就有将舞剑杂技化的倾向。这点很重要，因为武侠小说或电影里的打斗，不只是惩恶扬善，还要打得好看，那样才能长时间吸引读者和观众。想想电影《卧虎藏龙》，如果少了那些精妙绝伦、看得你眼花缭乱的舞剑动作，还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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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侠小说作为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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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冬天，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教授们告诉我一事。为了推广知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向市民开放，可不久就发现全套的《金庸全集》丢了，贴布告要求归还，没有任何效果。大家于是猜，到底是谁偷走这大套书的？最后一致认定，是中国人干的好事。作出这一判断，并非基于种族歧视，而是因为德国学生的中文即便再好，也不会痴迷这种动辄四五卷两三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声誉，当地开餐馆的中国老板出钱邮购了两套《金庸全集》送给大学。可新书到达不久，那神秘失踪的“金庸”又神秘地出现，真像侠客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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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走访过的欧美及东亚各大学的东亚系或汉学系图书馆，借阅这种大部头的武侠小说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留学生、访问学者，还有就是当地华侨。而且这种书流转极快，借阅率高，很快就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可最近几年，开始出现转机，先后到北大来找我请教的，就有三位以武侠小说或电影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美国学生。谈起为何以此为研究题目时，除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潮流外，都提到他们很惊讶中国人这么喜欢议论游侠，而且他们自己也迷恋中国的功夫片或武侠电影。奇怪的是，反而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目前翻译金庸小说最多的国家，我还没读到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不过，我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在欧美汉学界的影响明显比在东亚大，这点我能明显感受出来。这是因为，一直到今天，中、日、韩三国的文学教授，绝大多数依然看不起武侠小说，连带也就对以“武侠小说”为研究课题很不以为然。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觉得此乃雕虫小技，甚至认为是曲学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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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研究武侠小说的专题课，并没有引起传媒的关注；1992年春天，我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中国学界也没引起多少争议，世人只是将其作为“奇书”来阅读，对其表示激赏的，多为专业以外的读者。所以，我曾自嘲为“名声在外”——即不大为本专业的学者认可。1994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则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是“官方”／“校方”行为，加力炒作，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其中表扬的有，但更多的是批评。最为刻薄的嘲讽，并不见诸报端，而是在学界私下流传，那就是：北大背叛了新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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