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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过，武侠小说与电影的结盟，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得到一般市民的欢迎，票房收入很可观。可在新文化人看来，此类作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侠客身上，属于白日做梦，只能麻醉人们的心灵，绝对不利于思想启蒙与民族独立，于是展开猛烈的抨击，称其为“拜金主义”者或“文丐”制作的“迷魂汤”。随着“五四”新文化人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或者说掌握了话语权，“武侠小说（电影）趣味恶俗”这一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进一步强调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未能有效地传达“先进思想”的武侠小说（电影），于是销声匿迹。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文学艺术具有娱乐功能得到承认，这时候，武侠小说及电影方才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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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众最多的电影为例，侠客的重新登场，马上得到一片喝彩声。当初万人空巷争看《少林寺》的景象，比今天世人之谈论好莱坞大片，要壮观得多。可从一开始，重新复出的武侠电影，就与中国人对于武术的热爱联系在一起。许多武侠电影迷，迷恋的是其中的武打场面乃至武术套路。除了1990年代中期的《双旗镇刀客》是个异数，绝大部分武侠电影的主角都是武术名家出演。这样“真刀实枪”的打斗（虽然明知这也只是表演），观众才觉得“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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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武侠电影，其实更接近李小龙、成龙那样的功夫片。1980年代后期，香港拍摄的《新龙门客栈》曾在内地掀起观赏的热潮，张曼玉、林青霞等受到影迷的热情追捧。但徐克等人所拍武侠片，过多倚重镜头的变幻以及特技表演，一旦熟悉那根将演员吊在半空中，以便表演各种高难动作的绳子，观众的好奇心大为减退。想到都是特技或电脑帮的忙，本来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观众，当即平静下来，开始挑剔演员的表演技巧，比如林青霞为何总是面无表情，像个“死美人”？相反，对于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观众普遍看好，不在于其中若隐若现的“爱国主义”主题，而是打得实在，打得好看。其打斗表演，虽也是花架子，但看得出来龙去脉，故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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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在国际影坛上也获得好评，为何在国内不被看好？在中国人看来，这电影故事不新鲜，人物造型不新鲜，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的特技（比如竹梢打斗那一场）也不新鲜。类似的特技摄影，徐克几乎已经玩到头了。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观众更愿意看到实在一点的打斗场面，而周润发此前的表演太成功了，以至观众很难适应剑侠“李慕白”这一需要舞剑（而不是弄枪）的新角色。分开来看，这电影确实没有一点是“前无古人”，可导演李安用一种外国人能够读懂的电影语言、能够欣赏的表达方式，诠释一个不太新鲜的侠客故事，依然是一种极大的本事。李安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调动武侠小说及电影的各种元素，组合成一部有情有义、有文有武的“外语片”——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对于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卧虎藏龙》都是外语片。这种又“像”又“不像”，或许正是其畅行天下的最大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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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卧虎藏龙》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制作（相对于李安的其他作品）。因为获大奖，就硬要发掘其高深的艺术内涵，或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刻意回避其商业色彩，我以为不太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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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演讲开头提到的，外国人从武侠小说和功夫片入手了解中国，当然有偏颇，可聊胜于无。入门书不太准确，但很有趣，这就行了。在游戏中学习，通过学习自我修正。这就好像1980年代末的中国观众，很多是通过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了解美国，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开始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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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可供阅读与鉴赏的作品实在太多，武侠小说及电影只是其中之一，没必要赋予这一“阅读”过于沉重的责任。诸位如果有空，或者工作太累，不妨拿看武侠小说及电影当休息。接着开头提到的那位日本女孩的思路，学好汉语是为了看原版武侠电影；看了武侠电影，你会觉得你还不了解中国，于是你还得读很多书，走很多路，想很多的问题。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有一天早上你醒来，会突然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那远比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更加复杂，更加神秘，也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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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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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29日，笔者应邀在北师大为七八十名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做专题讲演。原先准备的讲稿不合用，只好删繁就简，腾挪趋避，关键处还得请美国教授代为翻译与诠释。学生们对讲座反应很热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免去我的回答，而保留美国学生的提问，因那可见外国人的阅读口味。提问主要集中在“游侠”与“武功”，而不是“小说”与“电影”，但背后隐约可见文化背景及文学趣味的差异：（1）《卧虎藏龙》中的女侠武功极高，这样的描写很好，这在中国的武侠小说和电影中，是不是特例？（2）男侠和女侠既然那么要好，为什么不干脆结婚？（3）中国的和尚、道士是否都武功高强？为什么侠客动不动就说少林、武当？（4）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的创作有什么凭借，会不会像美国的西部电影一样，也是一种模式化的写作？（5）据说武功很高的人，能用古琴杀人，这是真的吗？（6）电影中的武打大都是特技，这点我们知道；小说对武功的描写是否更真实可靠些？（7）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里整天杀人，有没有人说，这样血腥的场面对青少年成长不利？（8）大陆前些年请香港的袁和平来帮助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就因为此前拍的《三国演义》中的打斗场面太实在，一点也不好看？照此说来，中国人还是喜欢好看的特技，而不是实在的武功。最后一个问题是教汉语的中国教师提的，看来我的“实在”二字有点武断，最好改为“有现实依据的艺术想象”。这大概也是个人趣味，我对武侠电影过多借鉴警匪片的枪战场面以及科幻片的声光电化不太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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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万象》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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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怀念“小说的世纪”【1】——《新小说》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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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在“新小说一百年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可我更想说的是，这次演讲，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进入晚清文学及文化的研究领域，曾为搜集资料东奔西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回“中央”大学的“突然袭击”，让客中无书的我，重新“背起书包上学堂”，泡在幽雅舒适的台大图书馆里，认真“做功课”，感觉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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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两个月前，在北京学界为纪念《新史学》一百周年而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上，我曾谈到，应该将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与约略同时刊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对照，考虑“史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真没想到，这样的机遇，竟让我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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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曾应邀分别在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做学术演讲，那是这两所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组织的系列活动。贵校的历史建构，与南大等略有差异【2】，但三者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点谁也不会否认。假如你们也像南大那样，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算起，那么，今天的“百年祭”，就不仅仅是为了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应该包括了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重镇“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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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回到今天演讲的题目《怀念“小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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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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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寻找这一历史事件的原点，学者们莫不指认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虽然《新小说》杂志存在时间不足四年（1902年11月—1906年1月），发行仅24号，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楚卿）、《小说丛话》（饮冰等）等论述，以及《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主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佛山人）、《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等创作，奠定了日后“新小说”发展的基本路向；更重要的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一高论【3】，成了20世纪最有前瞻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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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要活跃于世纪转折期的晚清小说家来说，除了强烈的变革愿望，再就是同样强烈的“世纪意识”。诗文及小说论中随处可见“二十世纪”的字眼，所谓“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发达之滥殇”【4】，更是激动人心的预言。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5】一类的论说。后者或许稍嫌过于乐观，前者则已被历史所证实【6】。当我们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时，很难不将“小说”作为中心文类来论述；当然，也很难漠视“报章”的组织及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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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以及“新小说”的迅速占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文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文化背景的变迁。除了都市文化心理的形成、市民价值观念的凝定这些小说发展的“常数”外，晚清还有政治革命思潮的激荡以及新教育的崛起这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在所有制约、规范着“新小说”发展趋向的文化因素中，最重要的，当推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发达。由于新技术的输入以及读者求知欲望的增强，书籍出版迅速繁荣，晚清以降，小说的种数和销量急剧上升。只是书籍出版古已有之，数量的增加，不足以说明晚清小说嬗变的方向。追究中国小说之转型（尤其是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新闻业的迅速崛起，或许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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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谁也不会否认，杂志（尤其是小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首先，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的。其次，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晚清及“五四”期间，绝大部分有名的文学杂志的编辑，本身都是其时著名的文学家。最后，晚清以降，作家们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才结集出版的。这就使得作家们在创作时不能不考虑报刊刊载或连载这一传播方式本身的特点，为适应这一特点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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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学东渐后，被整合成为“小说”的汉魏笔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等，很早就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只是始终处于文学结构的边缘。“诲淫诲盗”的指责，以及元明清三代官府某种程度的查禁，固然影响了这一文类的生存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诗文作为文坛盟主的地位不可动摇。小说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大夫的阅读趣味决定的。晚清以后，借助“政治小说”可以改良群治这一神话，以及“文学”概念的重建，“小说”迅速突围，一跃而成“文学之最上乘”。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小说的声势无疑最为浩大，成就也最为显赫，得到的掌声鼓励也特别多。在这个意义上，称20世纪为“小说的世纪”，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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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除了再次确认《新小说》杂志横空出世的意义，更希望延伸历史视线，将其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纳入思考范围，以便为“新世纪”可能出现的另一拨“新小说”寻幽探微。也就是说，本文并非纯粹的史学论述，而是邀请梁启超们介入当下的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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