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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1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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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3 今天的读者,一听“启蒙”二字,不管你信不信“后现代主义”,全都头皮发麻。马上想到的是:如此强调“为人生”,文学还有自主性吗?答复这问题,必须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思路及立场。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我提到《新青年》同人之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革新。这就决定了其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矛盾。基于思想史意义的召唤,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积极投身“白话诗”的尝试,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3】。对于这些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我更倾向于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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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5 至于这一选择,是否一定严重伤害其文学成就,这要看当事人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对此尴尬的境地有无清醒的认识。感受到某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时代精神,愿意在小说创作中略作呼应,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实在无可非议。与时代潮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即不离,在追随中反省——此乃鲁迅小说获得成功的诀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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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7 文学之所以与政治结盟,有时候其实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想革命、写革命、干革命,20世纪中国的小说家,曾如此痴迷于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革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其中还隐含着审美的意味。尤其是大动荡的年代,“革命文学”的粗犷、悲壮与崇高,自有其独特魅力。单就文学风格而言,江南的小桥流水固然可人,塞北的大漠孤烟同样摄人心魄。这里牵涉世态、文类、作者、读者以及时尚等,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不主张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缺陷,统统归之于梁启超以及《新小说》所开创的“新载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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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9 1980年代的中国,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写作自由的强烈反感,学界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此前大受表彰的“左翼文学”,认为其所以缺乏艺术性,乃是过分“热衷政治”的必然结果。“纯文学”一时间成为相当时髦的口号。而最近两三年,情况大为改观。面对一大堆很有商业前景的准情色文学、小女人散文、大流氓影视,以及各式宫廷戏,那些依旧热血沸腾的青年作家及文化人,开始用十分景仰的口吻重提“左翼文学”,甚至模仿其表演形式(小剧场艺术家之尴尬,在于其必须以“革命”的名义牟利,维持自家优雅的生活;而得到的响应,也以都市白领为主,并非真正受苦受难的民众)。这种独行侠般的“抵抗”,到底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说;但起码提醒我们,“文学”不一定非远离“政治”不可。彻底摆脱“政治”纠缠的文学家,固然潇洒轻松,自由自在,但很可能当即体会到另一种失落,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题目,那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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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01 实际上,近年中国学界之重提“文学的抵抗”,有大转型时代的现实刺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担当意识,有舶来的新左派理论的诱导,有根深蒂固的鲁迅情结,更有法国的萨特、意大利的达里奥·福、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的成功示范——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小说家的介入现实政治,并不影响其艺术成就,这对已经习惯文学与政治两分的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回头想想,最近十几年,中国作家之极力回避梁启超、鲁迅以及“左翼文学”传统,潜心创作“纯文学”,不见得是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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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03 作为对1980年代“纯文学”想象的反省,2001年第3至第7期的《上海文学》上,刊发了李陀等人重谈“纯文学”的文章。与当初之借“纯文学”反抗“文学控制”相反,这回发言的作家及批评家,多挑剔“纯文学”这概念如何不可取,转而强调文学必须“介入”现实生活。【25】虽然发言的只有十位,但其论说颇具代表性。如今新锐的作家、批评家,政治立场很不一致,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左派等,还有只讲“反叛”不问“主义”的,更有将一大堆“主义”搁在大锅里煮半个小时,然后随便舀一勺的——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相信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嘴上都说只为自己写作,既不为共产党,也不为诺贝尔(人民币除外,还没有作家自愿放弃稿费的);但私下里,却还是对当下文学的“无力感”表示懊恼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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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05 如此说来,一百年前梁启超从“改良群治”角度提倡“小说界革命”,虽说不上很成功,但起码值得尊敬。至于“五四”的启蒙立场,“左翼文学”的浴血奋战,以及日后诸多主张“批判”与“介入”的文学,同样应该认真清点,而不是一句“屈从于政治淫威”就能轻松打发掉的。这里说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文学创作本身,也有借助政治抗争而获得理想、激情以及想象力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及人生,作家有无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深切体会,假如有,以小说形式载自家之道,又有何妨?十几年前曾读过林毓生先生的一篇短文,说到其回台大讲授“思想史方法论”,读黄春明等人小说,重新发现台湾。具体内容早就忘了,但题目约略记得——《黄春明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26】,当时的感觉是:要是改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那可真叫出彩。我没有研究过黄春明的创作,不知道其小说是否承受得起这个题目;但我相信,古今中外,伟大的小说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文本,而大小说家,也都多少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想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吴敬梓、鲁迅)。也就是说,在我心目中,“思考”或者“载道”,都不是文学失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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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07 具体到“小说”,既然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载道”几乎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体”也,不能不多有磨难。在我看来,梁启超之提倡“小说界革命”,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而是将20世纪中国小说家可能面临的困境,戏剧性地凸显出来。能否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既不回避也不莽进,游走于刀锋而不被其戕害,乃是小说家迈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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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09 政治与文学,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本以为解决了,现在看来,还不是画句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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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11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0]
1704910212 三 漫无涯际的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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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14 “五四”新文化人普遍接纳西方的“文学概论”,努力区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27】,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只有章太炎、胡适反对这种区分,转而发掘“述学之文”所蕴涵的“文采风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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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16 在我看来,被称为“纯文学”的小说,其实最有可能博采众长,故显得漫无涯际。换句话说,“驳杂”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文类的基本特色。小说巨大无比的包容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纯粹”。这里所说的“不纯”,包括思想、学识、文体以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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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18 以下三则资料提醒我们,“新小说”家是如何有意开创并积极凸显小说作为文类所独具的“驳杂”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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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20 梁启超自称其小说创作是:“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29】这段话,表面上极为谦恭,实则不无得意。既然“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30】,在小说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乃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小说,固然有些读者不欣赏,但若真的像《译印政治小说序》所说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则何虑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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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22 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新小说报社自报家门,除类型方面的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还有属于体式的札记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后几种,日后被剔出“小说”文类。当初梁启超等之所以看中,很可能是因其包含“叙事”因素。单看《新小说》的栏目设置,你就可以大致明白,在建立现代的“小说”观念过程中,原先各文类的边界是如何被刻意模糊乃至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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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24 《新小说》第9号上有一则《女娲石》广告,称海天独啸子著,卧虎浪士评“新著小说奇绝壮绝”《女娲石》,将由东亚编辑局发行,广智书局代售,定价二角半。值得关注的,是其别出心裁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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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26 《女娲石》者,无须之《水浒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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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28 《女娲石》者,有血之《红楼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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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30 《女娲石》者,俄国虚无党之化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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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32 《女娲石》者,日本樱田门之摄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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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34 《女娲石》者,科学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纪未来之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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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36 《女娲石》者,文学家言也,中国千余年来遗传之文学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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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238 此书1904年出版,在晚清小说中,不算特别出色;但其杂糅各种主义、故事以及叙事体式,却很有代表性。思想及文体上的“包罗万象”,乃晚清小说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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