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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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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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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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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文章中，专门谈及修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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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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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初期白话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评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地，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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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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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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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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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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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1996年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皇皇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19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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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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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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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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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谈论中国现代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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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评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学界，是不是真的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需要拉开一段距离。如今流行当场拍板，以显示眼光与魄力。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哪来伟大的“贡献”以及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十年、二十年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启功先生去世时，传媒曾大肆宣传：“大师时代已经结束。”我到清华演讲，也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不客气：学问类型不同，没必要妄自菲薄。再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怎么能断言下一代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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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术文章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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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浅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是重中之重。因为，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不外乎阅读与写作。前面已经说了，所谓的“写作课”，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学术文”。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我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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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幾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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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还是嫌过于笼统，不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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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信中，对章太炎大加褒奖，对学术路数截然不同的胡适，也颇多好评（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我就从这两个人的述学文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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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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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家“著述”作为“文章”来看待，那是因为，章太炎对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范缜等（《国故论衡·论式》）。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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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胡适的文章。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源甚至说：“《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至于朱自清，在为青年人撰写的《〈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也专门指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且讲究情感、对称、严词、排语、比喻、条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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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还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都是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既有学术贡献，也可作为文章欣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有感于现在的学者——包括在学的研究生，也包括已经成名的教授——大都不讲究“学术文”的写作。或生吞活剥西方译本，或照猫画虎师长文章，这不是好现象。也有人擅长想象虚构、叙事抒情，会写精致的新诗或血雨腥风的武侠小说，就是对学术论文没感觉，你说怎么办？有想法，能提问，思维活跃，掌握的史料也很丰富，可就是写不出好论文，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