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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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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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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文章中,专门谈及修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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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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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初期白话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评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地,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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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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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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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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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1996年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皇皇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19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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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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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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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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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谈论中国现代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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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评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学界,是不是真的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需要拉开一段距离。如今流行当场拍板,以显示眼光与魄力。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哪来伟大的“贡献”以及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十年、二十年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启功先生去世时,传媒曾大肆宣传:“大师时代已经结束。”我到清华演讲,也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不客气:学问类型不同,没必要妄自菲薄。再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怎么能断言下一代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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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术文章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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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浅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是重中之重。因为,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不外乎阅读与写作。前面已经说了,所谓的“写作课”,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学术文”。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我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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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幾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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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还是嫌过于笼统,不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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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信中,对章太炎大加褒奖,对学术路数截然不同的胡适,也颇多好评(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我就从这两个人的述学文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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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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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家“著述”作为“文章”来看待,那是因为,章太炎对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范缜等(《国故论衡·论式》)。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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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胡适的文章。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源甚至说:“《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至于朱自清,在为青年人撰写的《〈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也专门指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且讲究情感、对称、严词、排语、比喻、条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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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还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都是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既有学术贡献,也可作为文章欣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有感于现在的学者——包括在学的研究生,也包括已经成名的教授——大都不讲究“学术文”的写作。或生吞活剥西方译本,或照猫画虎师长文章,这不是好现象。也有人擅长想象虚构、叙事抒情,会写精致的新诗或血雨腥风的武侠小说,就是对学术论文没感觉,你说怎么办?有想法,能提问,思维活跃,掌握的史料也很丰富,可就是写不出好论文,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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