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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流光溢彩”的关键词,还有可能重回书斋,接受你我的审视与辨析吗?这是我所关心的。或许,不该那么悲观,近些年,关于“关键词”的学术著译,颇有值得推介者。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译著纷纷登场;至于国人编纂的,则有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麦田出版,2003;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汪民安主编之《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等。再加上那些不挂“关键词”招牌,但学术思路上与之相呼应,或存在着若隐若现联系的书籍(如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俨然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值得学界认真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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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键词》之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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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廉斯的中译本迟至2005年方才面世,近年崛起的这股“谈论”甚至“卖弄”关键词的浪潮,仍以此书为肇端。国人之关注作为学术话题的“关键词”,与《读书》杂志的积极推介有关——时间是1995年初。而此前一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已推出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编、原北京大学教授张京媛等翻译的《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原书1990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行,张教授1992—1993年在北大讲课时,将其作为教材,顺便组织译述。就像《译后记》所称:“与一般的文学术语辞典不同,这本书不是对术语的界定,而是批判性地检验术语的词源和历史沿革的意义,从广泛的文化视角提出当前文学理论界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术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立场也随着发生变化。”(第476—477页)而这一学术思路的来源,麦克列林在《绪论》中作了交代:“术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术语影响我们的阅读,术语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术语历史的兴趣受惠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例如《关键词》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4—5页)换句话说,“弟子”比“先生”早一年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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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学术视野及深度,张译《文学批评术语》远远超越1980年代介绍进来的罗杰·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周永明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但因流通不广,加上编者不像威廉斯那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属于“中规中矩”的教授作业,故没能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而真正让中国学界兴奋起来的,还是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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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上,刊出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强力推介“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此书原本是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的附录,出版时被编辑删去,这反倒给了作者不断积累、修订的机会;等到1976年正式刊行时,已经扩展为以“词典”形式出现(包含131个辞条),但具有内在结构的、自成体系的著述。正如汪文所说:“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以上解说,还有刘建基的《译者导读》、陆建德的“代译序”《词语的政治学》等,基本上不出威廉斯本人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所撰“导言”。不能怨论者“偷懒”,是作者把自家立场交代得太过清晰,遗址让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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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汪文,同期《读书》杂志上还刊出陈燕谷、曹卫东的《词语梳理》,梳理的是“Hegemony(霸权/领导权)”、“Communication(交往)”这两个关键词。接下来,又有汪丁丁的《经济学的“关键词”》(1995年第7期)和《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1995年第8期)。很可惜,这个栏目没能坚持下去——此类事情,确实是“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即便如此,这些文章还是搅动了一池春水,此后,“词语梳理”作为一种学术思路,逐渐荡漾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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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学界,为何需要“梳理”各种关键性的“词语”,两位学养丰厚的汪先生,似乎更多着眼于纠正“误读”,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与“对话”的平台,即所谓“正本清源”。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尴尬场面: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义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汪丁丁《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可这一工作目标,与威廉斯编纂《关键词》之努力方向,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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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威廉斯特别强调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每个阶层乃至每个团体,都有自己对于语词的特殊理解,而且,“从语言的任何准则来看,没有哪一个团体是‘错的’”。对于“经由厘清难词的意义,有助于解决词汇引发的争议与困惑”这一想法,作者“并不持乐观的态度”。理由是:“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更何况,“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第2、18页)因此,《关键词》一书的意旨,不是对于特定词语的收集、整理、汇编、订正,而是发现缝隙,直面冲突,质疑定见,探询“词语”背后的思想意涵及历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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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既然采取“词典”的形式,作者对于《牛津大辞典》以及约翰逊博士等人的工作也还心存敬意,《关键词》不可能变成纯粹的“论战文集”。过分强调“论战色彩”,反而限制了读者对于此书的尊重与理解。兼及词源兴趣与政治关怀,体现卓越学识与党派性格,二者互相纠葛,难分彼此,这才构成了《关键词》一书的特殊魅力。以“Literature(文学)”为例,作者建议“参见”的条目包括:Aesthetic、Art、Creative、Fiction、Image、Myth、Nationalist,但不包括常被提及的Formalist、Genius、Romantic、Taste、Tradition等,这确实包含“党派”立场。为何将“民族主义”列为“文学”的参见条目,那是因为作者认定,“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这个词本身包含明显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这种意涵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许也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对于擅长借“文学史”建构来强化国家观念、凝聚民族精神,乃至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威廉斯的这一思路,实在太好理解了。而不讲“天才”、“品味”,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自18世纪以降沿用至今的“纯文学”(或曰“狭义的文学”)观念,正越来越明显地“遭受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第268—274页)对于“文学”的前景,你可以不同意威廉斯的判断,但必须承认其“言之有据”。仔细比勘,你会发现,此书的绝大部分词条考辨精细,需要论战时,也都有学理依据,而并非一味地“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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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者一再称,“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第6页),可三十年后,随着“文化研究”的急遽升温,学院中人(教授及学生)多将《关键词》作为“文化研究”这一“特殊学科”的常用“词典”。“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第9页),这固然是《关键词》一书的工作策略;可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标准”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二汪之设想借“梳理词语”来建立“对话平台”这一思路,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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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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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一开始,对于“关键词”的引介就蕴涵了两种不太相同的工作目标: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与此相适应,《关键词》的“中国弟子”,或倾向于“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或演变成“某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后者如廖炳惠的《关键词200》,副题就叫“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而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编者序》也特别强调中国“缺少普及适用的专门辞书”,可见其工作目标。当然,即便是着眼于“厘清概念”,也都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自家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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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于谈论“关键词”者,未必非读过威廉斯的书或直接受《读书》文章的启发不可;但以下两个专栏及相关图书的“横空出世”,确实与此有关。一是广西的《南方文坛》,一是北京的《外国文学》,这两家敏感的专业杂志,闻风而动,分别开设专栏,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西方批评理论的“关键词”梳理。《南方文坛》的专栏始于1999年第1期,在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刊发了28个相关条目,日后结集成书,便是上面提到的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而《外国文学》的专栏延续了四年(2002年元月至2005年12月),共推出关于关键词的专栏文章54篇,日后又由赵一凡等集合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包含八十余则关键词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后者长达925页,定价85元,2006年1月初版,6月即重印,可见颇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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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孟繁华在《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中称:“我们知道,一个有理由存在的‘学科’,应该有属于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这个学科‘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使用它们,常常缺乏必要的认真处理,或者是想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者在缺乏必要的辨析下继续沿用。”而此书的主要目的,不在编词典以规范使用,而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当代文学关键词》第3页)书中各文,若“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孟繁华)、“两结合”(南帆)、“思想改造”(谢咏)、“文艺黑线专政”(程光炜)、“三突出”(古远清)、“新时期文学”(丁帆、朱丽丽)、“向内转”(鲁枢元)、“朦胧诗·新诗潮”(张清华)等,有的是文学思潮,有的是创作方法,有的则接近学科描述,统一称为“关键词”,似乎有点勉强。本就是专栏连载,各条目的撰写并无统一体例,纯属“文责自负”,与威廉斯的《关键词》之精心结撰,左右逢源,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学术立场及批判精神而言,近年所刊相关著述,此书与《关键词》最为“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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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主旨明确,体例统一,学问渊深,还推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这里所谓‘文论’,特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它也指涉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求变求新的各种欧美新学潮流。”(《编者序》)至于编辑体例,则有:“一、每一词条均提供简明扼要的术语解说、背景介绍;二、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仔细的梳理辨析;三、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四、在文末提供简明扼要的中外文参考书目,以利读者进一步查阅或跟踪研究。”而且,说到做到,若“讽寓”(张隆溪)、“话语”(陈永国)、“交往理性”(章国锋)、“书写”(林少阳)、“文学场”(张意)、“文学性”(周小仪)、“性属/社会性别”(王晓路)、“叙事学”(申丹)等条目,都严格落实了主编意图,而又体现了学者自身的丰厚学养。作为一本“大型工具性理论辞书”,此书中规中矩,可圈可点,与《当代文学关键词》之锋芒毕露,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分别体现了威廉斯《关键词》的两个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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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还有两本书可参照阅读。一是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著、张卫东等译的《文化理论关键词》,一是张凤阳等著的《政治哲学关键词》。前者原名“批判与文化理论”(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全书分“语言与阐释”、“社会身份”、“知识”三辑,每辑各六章。译者非要将书名译成“关键词”不可,虽属追风,却也不无道理——如第一辑“语言与阐释”包含“意义”、“符号”、“修辞”、“表征”、“阅读”、“互文性”六章,确实像辞书。原作者有言在先:“本书在章节安排上考虑到了两种类型的阅读方式。一方面,可以把十八篇文章当作一个整体,一章一章连续地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单独阅读,或者按照任何一种次序串联起来。读者可依自己的兴趣和研究目标自行选择其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文化理论关键词·总论》)当然,可“自行选择”的,不仅仅是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包括译者的“命名方式”。至于《政治哲学关键词》之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看似简单、基本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编纂此书是为了获得“开展学术对话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平台”(《引言》),思路明显受《读书》文章影响。之所以将此书推荐给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者,那是因为,其中有些关键词,如“自由”、“精英”、“话语”、“规训”、“社会记忆”等,与我们密切相关;拿来跟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和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同类或相近的词汇比对,不难发现不同学科背景所导致的“洞见”与“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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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知识渊薮”的词典,也并非“众人拾柴火焰高”,国人著述中以“关键词”命名者,我所见到的,有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和韩毓海的《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后者分“市场”、“现代性”、“全球化”三辑,收录作者论战色彩很浓的12篇文章;所谓“当代社会关键词”,大概指向上述三辑的命名,而非具体的研究对象。前者包含十篇论文,单就体例而言,《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较为靠谱,其他各文,若探究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或评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很难与我们心目中的“关键词”研究画上等号。不过,据作者称:“回顾那十几年的努力,不过是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提出了几个重新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自序》)此书的结撰,是先有完整的论文,再从中抽离出若干“关键词”来;换句话说,“关键词”是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按作者的设想,这十篇文章,可合成五题:包括“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第1—7页)。其说能否被学界广泛接受,尚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作者撰文或结集时,受近年“关键词”研究热潮的影响,这点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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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词汇的结构”到“观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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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雷蒙·威廉斯称:“燕卜荪在其著作《复杂词汇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发现了《牛津大词典》里的许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观点……”(中译本第10页)这话让我想起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80)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m, 1906—1984)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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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其著述《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等,很快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如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等,或评论,或译述,或借鉴,都开始关注瑞恰慈的学说。1937—1939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先后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等。在此期间,燕卜荪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复杂词汇的结构》。战后的1947年,燕卜荪重来北大任教,直到1952年方才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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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卜荪之在昆明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直接影响了“九叶诗人”如穆旦等,这点常被文学史家提及。我则关注曾在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荪,如何深刻影响了其同事朱自清(1898—1948)的学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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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常谈》(1946)中,朱自清提及,现代的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之“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不同,更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英国批评家瑞恰慈之强调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是由该词的全部历史以及具体语境确定的,必须分辨语言文字的四层意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作用”,这点让朱自清深感佩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72—1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朱先生生前编辑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33页)。至于公开表态,欣赏并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1935)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209页,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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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还属《诗言志辨》。此书原拟名“诗论释辞”,包括四篇诗论,考辨的是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四个词句”,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27—131页,1990)此等“从小处下手”,仔细辨析词义的方法,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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