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10804
1704910805
八十年前,郑振铎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文学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并进而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八十年后,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们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
1704910806
1704910807
十年前,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1704910808
1704910809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因教学需要而编撰“文学史”,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界乐于称道的名著。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词余讲义》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704910810
1704910811
因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15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
1704910812
1704910813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 ,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这一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名师讲授,越是如此——教书的蜻蜓点水,听讲的走马观花,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1704910814
1704910815
回过头来,我们方才能理解胡适的思路——胡适称自家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基于这一阅读趣味,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红楼梦》也不怎么样,“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与高阳书》)。你可以嘲笑胡适的艺术鉴赏力,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明知国人无比推崇《红楼梦》,还这么说,那是需要勇气的。记得陈西滢曾写文章,嘲笑英国人即便没读过,也都整天说莎士比亚特伟大。
1704910816
1704910818
三 知识、趣味与技能
1704910819
1704910820
十几年前,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
1704910821
1704910822
更为决绝的是钱锺书,除了1960年代初奉命主持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没有出版过任何通史性质的著述。坚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拒绝成为“朝市之显学”,在淡泊与矜持之外,还有学者的洞察秋毫。选择这么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及著述的态度,是因作者看透了,自家所治文史之学,谈不上规划人生、影响世界;而那些冠冕堂皇、体系严密的理论大厦,迟早会坍塌,变成无人光顾的遍地瓦砾。与其如此,不如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不是“通史”,也未见“体系”,这种“坐而论道”的姿态,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今日学界,对于《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
1704910823
1704910824
这说的是教授的心态及策略,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文学史”也未必是最佳读物。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1704910825
1704910826
几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如何“教育”》,谈及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1704910827
1704910828
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这里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倾向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1704910829
1704910830
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写作策略。
1704910831
1704910833
四 以“阅读”为中心
1704910834
1704910835
爱德华·W.萨义德晚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回到语文学》。大意是说,现代人喜欢从一些很粗浅的文本阅读,迅速上升到庞大的权力结构论述,他对这个趋向非常担忧。他认为,这么做,等于放弃了所有人文主义实践的永恒的基础,这个基础即“语文学”。所谓语文学,就是对言辞、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这是人文学的根基所在。你现在把这个根基丢了,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找了很多很多材料,表面上很宏阔,但品味没了,这是今天人文学面临的困境。
1704910836
1704910837
一切都是“文本”,无所谓精英与大众、肉麻与有趣、经典与垃圾,于是,全都随便翻翻,匆匆走过场。结果呢,就像宋人朱熹说的,读了等于没读,没读又好像读过。更要命的是,发言者高屋建瓴,指点江山,很有气势,可实际上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更不要说深入思考,并组织起有效的批判,以抵抗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于是,学界纷纷提议,要多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可何为“经典”,不同学术立场的人,意见分歧,全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认为,直面“经典”,而不是借道“概论”或“文学史”,更能激发起读者对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等的强烈兴趣。需要的是保持一种“痴迷”的状态,持之以恒地品鉴、推敲、探究。
1704910838
1704910839
在我看来,大学里,无论专业课还是通识课,都应告别目前通行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过分注重系统的“文学史”讲授,必定导致教师与学生不懂装懂,还有就是以综述代替研究,以记忆代替体味。扪心自问,我们真能“全史在胸”,纵论古今,从屈原一直讲到鲁迅?与其追求文学史知识的“全面”与“系统”,还不如承认文学阅读的“片断化”与“个人性”。我甚至认为,对于绝大部分喜欢文学的读者来说,根本用不着“按部就班”,完全可以跳跃式阅读。没读楚辞,不见得就读不懂唐诗宋词。所谓《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历史联系,那是专门家建构出来的。文学史论述的环环相扣,很有道理,但普通读者不一定需要理会,更不必将其作为“先修课”。过于讲求循序渐进、首尾呼应,对于文学阅读来说,不合适。因为,它取消了阅读过程中的发现与惊喜。
1704910840
1704910842
五 “重写”抑或“重建”
1704910843
1704910844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其中得失,尚未得到认真的分疏。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乃行路的拐杖,帮助我们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拐杖变成了包袱,丫鬟长成了小姐,需要人来细心伺候。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家刘永济曾抱怨现在的学制仿自泰西,你想教文学,就一定要编什么“文学史”。在他看来,学文学的,需要默契于心,神游千古,而这就好像轮扁所说的,“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抱怨归抱怨,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于是刘永济也有了《十四朝文学要略》。
1704910845
1704910846
所有的“重写文学史”,既是文学革命或文化革新的惯用手段,也和新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此事可高可低、可雅可俗,也有人是出于版税方面的考虑。因此,我所理解的“重写”,接近于“重建”,即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学术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兼及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
1704910847
1704910848
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作为课程的文学史,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圣。刚开始创建新式学堂时,曾经有过争论,我们需不需要编“教科书”。比起《古文辞类纂》等“读本”来,“文学史”的教学效果好,可批量生产人才,这是优点。但也不无遗憾,章太炎《救学弊论》等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如今的文学教育,并不像传统书院那样以自学为主、因材施教,而是倚重文学史等教材,手段是“耳学”,目的是“速悟”。说得好听是知识系统化,说得不好听呢,就是章太炎所批评的,学生所得“不能出于讲义”。
1704910849
1704910850
刚才说到钱锺书的聪慧,抛开世人热衷的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转而营造精致的“文明的碎片”。你甚至不能想象,钱锺书会写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中国文学史”。可钱先生学不来,差别不只是学识与才气,更包括时代与机遇。诸位能做的,就是在学习、阅读、研究“文学史”时,多留个心眼,明白关于“文学”的知识,并不都在“全国通用”或“面向21世纪”的教材里。不管这书是谁写的,也不管人家如何吹到天上去,最多只能说是“适应教学需要”。
1704910851
1704910852
今年四五月间,我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华东师大等作专题演说,谈论百年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在与各校师生的讨论中,我的思路逐渐清晰。“文学”该如何“教育”,让学生们而不是教授或家长,觉得有趣而且必须,心甘情愿、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这始终是个问题。
1704910853
[
上一页 ]
[ :1.70491080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