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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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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等著：《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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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含“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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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曲学通论》（即《词余讲义》），见《吴梅全集·理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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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见《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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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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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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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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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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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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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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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回到语文学》，朱生坚译：《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新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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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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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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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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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现代中国》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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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乃根据作者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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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中国大学改革，路在何方？——答《书城》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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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中国大学的历史和现状有过不少著述和发言，实际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您所表现的好像不只是通常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或许可以说您的关注中还包含着某种学术兴趣，您自己有这种意识吗？在您看来，关于大学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可能（或是有理由）发展成为有别于一般教育学的专门学问，譬如就像文艺学、建筑学、药理学那样成为一门“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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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间，虽说不时涉足大学话题，可删繁就简，归纳成集，也就这次由北大出版社刊行的《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三书了。此前的相关著述，或不再重印，或转入他书。按说是成果有限，不过在他人眼中，我俨然已从“文学史家”变成了“大学史家”。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形近而讹”，但自己心里明白，我之谈论“大学”，依旧还是“爱美的”（Amateur）。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或妄自菲薄，而是别有幽怀。因为，我心目中的“教育学”，不仅是一种专业，更是一种知识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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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里的日常管理、经费筹集、教学方法等，都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在我看来，“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本身就值得仔细阅读、欣赏、品味、质疑。“大学”并非凝定的实体，不可能一尘不染，而是一个有呼吸、有血肉、有生命的组织形式。读书人在“钻研学问”之余，最好连带“阅读大学”。换句话说，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既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结晶，也是在类似大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步步被酝酿、构造出来的；当它成为一门特定科目时，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本身参与到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全过程，其间的是非曲直，它都必须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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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思考“大学”，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必须引入人文学的视野和方法。我自己的体会是，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以及教育史的角度谈论“大学”，不仅仅是拾遗补缺，其越界思考与表述，说不定有重大发现。我自己的“大学研究”，不同于教育官员，不同于大学校长，不同于教育学家，也不同于“愤青”或媒体记者。我的特点是关注中国问题，兼及理想性与操作性；强调古今对话，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展开论述；怀疑“接轨说”，侧重对于传统书院的体悟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阐释。说到底，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眼中的兼及历史与现实的“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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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诸多论述中，唯一被广泛接纳的是：好大学在“大楼”与“大师”之外，还必须有“故事”。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至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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