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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业设置过细，那是因为办学思路上出了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有以探求知识与真理为主要目标的，也有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基本导向的，二者功能不同。社会确实需要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但如果是办“大学”，而不是“职业培训学校”，最好还是志存高远，侧重“知识”而不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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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大学生就业困难，专家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强调如何与市场接轨——市场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专业。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你讲市场经济，好，今年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四年后削价出售也没人要。很多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是这个道理。你赶着在师范大学里办房地产学院，我抢着在农业大学里开国际金融专业，都是瞄着市场去的。可等到你我的学生毕业，就业市场上已人满为患；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拒之门外的，往往就是这些“急就章”。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波动，跟所谓“热门专业”的转移大有关系。学生们没经验，容易被一时的社会舆论误导；大学校长们则应该很清醒，这种紧盯市场，“缺什么添什么”的发展战略，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是必要的专业延伸，往市场靠一靠，那没问题；但原先没有任何根底，突然间天降神兵，就为了那专业是“热门”的，这样的决策，十有八九是要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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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思，五年前在《我看大学生就业难》一文中就提到了。我反对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那样会弄得不伦不类。关键还不在于这个具体的专业，而是破坏了整个学校的风气。再说，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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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今天中国大学里讲授的许多冠冕堂皇的“学问”，其实只是职业性的“技能”。花四年时间来学那两下子，实在太浪费了。正因为接近“职业培训”，出去后上手快，马上就能用。可这样的学生，很难再往上走，明显地底气不足。我还是主张大学阶段以“通识”为主，至于“技术活”，参加工作后，稍加培训就行了。要不，你干脆办成高等职业学校。现在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是，实用学科放得太松，扩展太快，评价标准因而发生严重倾斜。长此以往，本科教育的目标被模糊了，不再是“知识”与“修养”，而变成了“职业”与“技能”，实在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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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看大学排行榜？按照国内武书连那个排行榜的测评和计分规则，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多寡，因为多一个学科就多一个计分点，相对而言规模大的学校就占便宜。这种排名思路是否也影响到学校贪大求全的发展思路，或者说排行榜本身就是贪大求全发展思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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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写文章批评大学排行榜，认定其弊大于利。今天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被“你们学校排第几”这个问题折腾得死去活来。当然，有各种攻防策略，比如说如何在众多排行榜中，取一个比较好看的。但绝大多数校长心里都明白，这个排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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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突然把北大推到了全世界第17位，北大当然很高兴，赶紧挂在网上；大家一批评，又拿下来了。当时我就说，这个排名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开始关注中国，连带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声誉。我的文章发出来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二年，北京大学排到第15位，超过了东京大学，大家感到很惊讶。第三次，北大排到第14位，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哈佛，刚好跟朋友吃饭，一个来自东京大学，两个来自台湾大学，他们对我进行“集体批判”：凭什么北大排名这么靠前？到2007年，北京大学突然下滑到了第36位，这次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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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排得那么靠前，不值得高兴；今天迅速下滑，也没必要灰心。我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过，北京大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超过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因其在一个古老民族转型、崛起的过程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北京大学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在乎排名。其实，好大学都应该有这种自信，不看重各类排名。凡是喜欢挑一个好听的名次，整天挂在嘴上说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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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排行榜值得关注，那就是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已经连续发布了好几年，有点影响；但2007年的排行榜一出来，就受到《科学》杂志的猛烈抨击。针对《科学》杂志的批评，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行榜的刘念才教授拒绝答辩，要大家读他2005年8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论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其实，更值得推荐的是刘教授和Jan Sadlak合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赏，即刘念才等撰《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顶尖大学，即排名第一到第二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学，即排名21—100的，则是25000美金左右。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中国大学，会出现在上海。拜读这篇文章，我终于明白，大学办得好坏，端看GDP，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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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目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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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地新建的“大学城”都设在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地，有人说人家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您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从头学起吗？大学是办在城市里好，还是远离市区好，也许仍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好像关系到文化一教育资源共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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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大学城是历经几百年，逐渐演变过来的；而中国的大学城，却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这点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的大学城肩负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应付大学扩招的需要。因此，政府低价拨地，企业努力建设，大学勇敢贷款，三者合力，共同推进，各得其所。大学本来没那么多钱，学生学费再加上国家拨款，能应付日常开支就很不错了，哪能这么“大兴土木”。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挺进大学城，大学也只好“义无反顾”地借贷去了。政府为什么那么积极？因为，那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顺便拉高地价。大学城一般建在城市边缘，原本很偏僻，周边环境不好，地价便宜。如今划一块地，盖起一片楼房，只要大学进来了，周边的房地产必定暴涨。因此，企业也很愿意投资。这么一来，中国各地蓬勃开展的大学城建设，包含很大隐忧，那就是本末倒置，最后被房地产商的利益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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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大学城访问的外国教授说，没想到中国大学这么漂亮。以前外国人来参观，无不惊叹中国大学如此破烂；如今，鸟枪换大炮，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大学变得焕然一新。但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变脸”，隐藏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先说硬的，再说软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大笔钱的，校长们只好努力贷款。至于怎么还贷，以后再说，相信后任校长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有足够的智慧”，能妥善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如此配合默契，“大踏步前进”，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都是一着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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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建的大学城里，清晨或傍晚，清一色新建筑，清一色小青年，全都“朝气蓬勃”。至于年长的教师们，下课后，急匆匆赶班车回老校区去了。理想的大学校园，应是既有饱经沧桑的，也有英姿焕发的，老中青都有，大家在一起念书、思考、对话。照梅贻琦的说法，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鱼领着小鱼不断地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了，这就是大学。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小鱼们自己在游，没有年长的带，全是同龄人，这样的“大学生态”，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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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能一夜建起“大学城”，这样的壮举，得益于政府的决心。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度的行政主导，导致了教育独立性的丧失。办大学没钱不行，反过来，有了钱不一定就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政府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多，加大教育投资将是大趋势。我有点担心，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给了钱就想发号施令，就希望立竿见影，那时候，我们还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吗？如果官大学问大，钱多说话响，前景其实很不美妙。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大学校长以及教授们，为了数目可观的科研或教学经费，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真不知道，面对风光一时但遗憾多多的“大学城”，我们能否有更为深入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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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一所成功的大学主要取决于“大师”而不是“大楼”，现在“大楼”都有了，“大师”还是问题。而且，有限的人才资源又是高度集中，优秀学者几乎都被少数名校垄断了，集中在京沪两地和个别中心城市。过去，地方上一些普通院校可能会有学术上很出色的教师，如吴宓在西南师院，任中敏（二北）在扬州师院，当时这类现象与极左路线时期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现在的人才流动政策拓开了个人发展空间，于是“人往高处走”，都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了。像1930年代初，杨振声创办青岛大学，短时间内就招揽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沈从文、丁西林、陈梦家、游国恩等等），现在许多地方大学“不差钱”，却无法再现当年青岛大学那种辉煌。您认为，现在有可能改变这种人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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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有个特点，好大学大都集中在首都或经济中心城市。欧美可不是这样，学术中心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不完全重合。这一差异，本来是历史造成的；可改革开放三十年，高等教育大发展，资源与人才重新分配，无形中拉大了不同大学之间的距离。与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孔雀东南飞”相呼应，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往京沪等地的著名大学集中。这确实有点遗憾，但我们又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再说，那种人才分散，利益均沾，对个人才华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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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才流动的大趋势，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你可能会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没能体谅地方院校留不住人才的困境。其实，正因为流动困难，上升管道不通畅，才会出现“人才堵塞”的尴尬局面。明明京沪等大城市里好大学的教职难觅，很多新科博士宁愿在不太合适的岗位上混，也不敢到地方院校去谋求发展。在美国找教职，很少一步到位的，好多都是辗转多年，方才立足名校。假如我们也能建立良性的竞争以及选拔机制，人才自由转移，新人才敢沉下去，等做出了成绩，再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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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还是要走，还是留不住人才。可这取决于你思考问题的角度——他（她）要往上走，必须格外努力，出好成果，这不等于为你的学校做贡献？若能创造好的学术环境，充分尊重有潜力的年轻学者，而不是纯粹为评博士点，一锤子买卖，那样的话，未尝不能留人。以前主要是享用学术资料的机会很不平等，现在互联网可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你在遥远的小城，只要上网，就可以及时获得很多学术信息。问题是，教师的经济收入与发展机遇等，确实很不均匀，这方面，政府应该出面，作必要的调整。还有一点，公众及媒体过于迷信名校，不利于人才的大批涌现。这方面，读书人也该自我反省，我们动辄哈佛、耶鲁，不也是名校崇拜？名校里并非都是豪杰，多的是很一般的教师。其实，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与“背景”（就好像展示商品的“橱窗”）无关。假如社会上能普遍尊重学问，认人不认校，目前的状态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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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是保证创新和发展的前提，过去我们以为对学术的妨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干扰，可是现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倒成了教师身陷其中的“铁屋子”。现在大学里都有一整套制度化的量化考核，什么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什么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甚至某些大学把教师出国讲学或访学经历也作为晋升职称的一项硬指标。听说许多教授经常得忙于填写各式各样的报表，须应付层出不穷的检查与评估。此中弊端早已为人诟病，可是愈见变本加厉。为什么要把大学教师搞成疲于奔命的公司雇员？在您看来，这是存心褫夺教授们的话语权，还是反映了政策设计者的一种文化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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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我就说过，大学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又必定对特异之士造成压抑。学生如此，教师也不例外。大学里，不是每个人都尽忠职守，也有一直偷懒，甚至拆烂污的，怎么办？你管还是不管？是奖勤罚懒，还是稳定至上？反对学术考核的，喜欢举纳什为例，其实不太恰当。因获奥斯卡奖影片《美丽心灵》，很多人知道数学家纳什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对这位被精神分裂症困扰了三十多年的天才相当优遇，一直传为佳话。可前提是，他的天才很早就被学界认识到，否则，大学不会那么慈善。当下中国的大学教师，是一种“超稳定职业”，只要不出大问题，基本上是终身教职。可没有任何危机感，过于高枕无忧，确实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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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不在管不管，而在怎么管。大学教师的作用，本来是“教书育人”，现在变成了“科研第一”，这问题很大，暂且按下不表。就说学术贡献吧，谁都明白，文章不是越多越好，你一篇可能顶他十篇百篇。可谁说了算？谁来承担拍板的责任？之所以“量化管理”，有行政部门揽权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怨学界缺乏勇气与定力。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谁也不服谁，最过硬的，只能是数字。这当然是很可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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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北大就推行代表作制度，实行匿名评审，可在实际操作中，也碰到了很多问题。恕我直言，当下的中国学界，最大问题是，普遍缺乏理想，不敢叫真，还说是“和为贵”。将工作重点放在防止抄袭，这已经是很丢脸的事；接二连三的大学校长抄袭案，更是让人气短。不是说此前没人抄，或者说国外就很干净，而是当下中国，学术道德沦丧已成风气。只是埋怨行政部门“乱作为”，有点不公平；教授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尽职了吗？举个例子，我们能否像国外大学那样，晋升职称时不限指标，只要条件合格、评审通过，就上。我问过，教授们大都反对，说做不到。原因是，评审人都不愿当“杀手”。人家送外审，本来就是走过场，你还当真？再说，此事肯定会传到当事人耳朵，记恨你一辈子的。就连学术委员会开会，也无法保密，你说了谁的坏话，第二天清晨当事人就会“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而这在国外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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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大学里应该“奖勤罚懒”，可硬逼出来的，大都不是好东西。对于大学教师，不能完全没有考核；但我主张，定一个最低标准，中等之才稍微努力就能达到。给老师们保留尽可能大的自我设计与灵活发展的空间，而且，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主。检索论文篇数，规定刊物等级，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等奖励措施，很有效，容易造成虚假繁荣，但我认为，对学术发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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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我写过《大学三问》，谈及建立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同时指出：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必须是有弹性且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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