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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内地,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你讨论楚辞,学问很大,但很难用到当下的思想变革。谈鲁迅就不一样了。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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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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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1990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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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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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成不成为作家,这是一回事;写作如何训练,这又是另一回事。罗常培先生在1940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中文系需要培养语言研究、文学批评、古文献整理等各种人才,作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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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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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出来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出来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出来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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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暂时做不到这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北大目前没有聘几个著名作家当教授的计划,我们更希望给作家创作自由,也给学生创造接触众多著名作家的机会。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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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还有文学写作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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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研习现代诗、古典诗以及小说方面的选修课,其中包含写作训练,但这不是必修课。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课程,主要靠学期论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来训练。好处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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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因为,教写作课的老师,往往被认为专业程度不够,日后晋升职称都成问题。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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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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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还不如强身健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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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中文系在现在大学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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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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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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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校友与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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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杰出校友,为在校生树立榜样;建立校友网络,以备不时之需;募集办学经费,帮助母校发展……所有这些,人所共知,而且成了专门学问。“校友”与“母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温情脉脉,也不无利害计较,如何妥善处理,值得深究。我想谈几点关于“校友文化”的想法,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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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友对于母校的贡献,兼及有形的捐款办学以及无形的精神支持。我们感谢那些慷慨捐赠者,但不希望对其他人造成严重的压迫感,以至逃避校友会的活动。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母校“叫声好”,这也是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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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更是教书育人。只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后者难以落实,前者则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下中外各大学之“挖名角”,看重的都是教授的学术名声与科研成果,很少考察其教学成效,以及是否善待学生。其实,阔步昂首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那是学校最大的财富,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黄达人校长每年跟毕业生握手照相,连续四五天,很辛苦,但这辛苦值得。只是这“笑容可掬”如何维持四五天,我没有经验,无法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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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毕业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那是文学语言,不是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坐实为“募捐对象”。日后,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就值得母校骄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各大学之重视校友,多从“筹集经费”着眼。钱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的工作目标,甚至不该是“主旨”。否则,人家会说你这大学太没理想,“嫌贫爱富”。“爱富”可以理解,但“嫌贫”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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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追忆青春岁月与制造大学声誉。凡谈大学的,大都有“追忆逝水年华”的冲动。只是“大学史”写作不易,往往顾此失彼,还弄出一大堆矛盾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单是那宣传册子,照片上谁不上谁,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没弄好。我回避“正史”,转而编选《北大旧事》及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影响颇大;中大的老师于是恭喜,说你立功了。我直苦笑,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我在北大最被“挤压”的时候。但这个写作模式,现在已被广泛采纳,单看坊间无数“老大学”书刊,以及凡办校庆典礼,在一大堆数字及领导人题词之外,必夹杂若干精神抖擞的“故事”,便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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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为《中华学府随笔·走进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写序,我追问为何我们追忆的,都是已经过世的老先生,难道我们这代人就没有故事可供后辈传诵?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几乎所有“老大学的故事”,都不收“古稀以下人物”。其实,追忆过去的好时光,属于每代人,每一代大学生。正是这种对于母校的饱含真情的追怀——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追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很好地塑造了大学形象。我曾专门撰文,谈论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如何成就了北大的辉煌(《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清华国学院能有今日的名声,也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因此,在学术史、在思想史、在教育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还有就是学生们对于母校的追怀,那是构成大学声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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