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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内地，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你讨论楚辞，学问很大，但很难用到当下的思想变革。谈鲁迅就不一样了。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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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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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1990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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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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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成不成为作家，这是一回事；写作如何训练，这又是另一回事。罗常培先生在1940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中文系需要培养语言研究、文学批评、古文献整理等各种人才，作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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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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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出来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出来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出来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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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暂时做不到这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北大目前没有聘几个著名作家当教授的计划，我们更希望给作家创作自由，也给学生创造接触众多著名作家的机会。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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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还有文学写作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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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研习现代诗、古典诗以及小说方面的选修课，其中包含写作训练，但这不是必修课。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课程，主要靠学期论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来训练。好处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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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因为，教写作课的老师，往往被认为专业程度不够，日后晋升职称都成问题。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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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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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还不如强身健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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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中文系在现在大学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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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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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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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校友与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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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杰出校友，为在校生树立榜样；建立校友网络，以备不时之需；募集办学经费，帮助母校发展……所有这些，人所共知，而且成了专门学问。“校友”与“母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温情脉脉，也不无利害计较，如何妥善处理，值得深究。我想谈几点关于“校友文化”的想法，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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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友对于母校的贡献，兼及有形的捐款办学以及无形的精神支持。我们感谢那些慷慨捐赠者，但不希望对其他人造成严重的压迫感，以至逃避校友会的活动。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母校“叫声好”，这也是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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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更是教书育人。只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后者难以落实，前者则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下中外各大学之“挖名角”，看重的都是教授的学术名声与科研成果，很少考察其教学成效，以及是否善待学生。其实，阔步昂首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那是学校最大的财富，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黄达人校长每年跟毕业生握手照相，连续四五天，很辛苦，但这辛苦值得。只是这“笑容可掬”如何维持四五天，我没有经验，无法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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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毕业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那是文学语言，不是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坐实为“募捐对象”。日后，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就值得母校骄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各大学之重视校友，多从“筹集经费”着眼。钱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的工作目标，甚至不该是“主旨”。否则，人家会说你这大学太没理想，“嫌贫爱富”。“爱富”可以理解，但“嫌贫”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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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追忆青春岁月与制造大学声誉。凡谈大学的，大都有“追忆逝水年华”的冲动。只是“大学史”写作不易，往往顾此失彼，还弄出一大堆矛盾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单是那宣传册子，照片上谁不上谁，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没弄好。我回避“正史”，转而编选《北大旧事》及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影响颇大；中大的老师于是恭喜，说你立功了。我直苦笑，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我在北大最被“挤压”的时候。但这个写作模式，现在已被广泛采纳，单看坊间无数“老大学”书刊，以及凡办校庆典礼，在一大堆数字及领导人题词之外，必夹杂若干精神抖擞的“故事”，便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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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为《中华学府随笔·走进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写序，我追问为何我们追忆的，都是已经过世的老先生，难道我们这代人就没有故事可供后辈传诵？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几乎所有“老大学的故事”，都不收“古稀以下人物”。其实，追忆过去的好时光，属于每代人，每一代大学生。正是这种对于母校的饱含真情的追怀——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追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很好地塑造了大学形象。我曾专门撰文，谈论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如何成就了北大的辉煌（《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清华国学院能有今日的名声，也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因此，在学术史、在思想史、在教育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还有就是学生们对于母校的追怀，那是构成大学声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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