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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研习现代诗、古典诗以及小说方面的选修课,其中包含写作训练,但这不是必修课。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课程,主要靠学期论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来训练。好处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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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因为,教写作课的老师,往往被认为专业程度不够,日后晋升职称都成问题。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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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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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还不如强身健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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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中文系在现在大学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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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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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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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校友与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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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杰出校友,为在校生树立榜样;建立校友网络,以备不时之需;募集办学经费,帮助母校发展……所有这些,人所共知,而且成了专门学问。“校友”与“母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温情脉脉,也不无利害计较,如何妥善处理,值得深究。我想谈几点关于“校友文化”的想法,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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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友对于母校的贡献,兼及有形的捐款办学以及无形的精神支持。我们感谢那些慷慨捐赠者,但不希望对其他人造成严重的压迫感,以至逃避校友会的活动。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母校“叫声好”,这也是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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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更是教书育人。只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后者难以落实,前者则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下中外各大学之“挖名角”,看重的都是教授的学术名声与科研成果,很少考察其教学成效,以及是否善待学生。其实,阔步昂首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那是学校最大的财富,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黄达人校长每年跟毕业生握手照相,连续四五天,很辛苦,但这辛苦值得。只是这“笑容可掬”如何维持四五天,我没有经验,无法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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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毕业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那是文学语言,不是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坐实为“募捐对象”。日后,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就值得母校骄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各大学之重视校友,多从“筹集经费”着眼。钱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的工作目标,甚至不该是“主旨”。否则,人家会说你这大学太没理想,“嫌贫爱富”。“爱富”可以理解,但“嫌贫”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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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追忆青春岁月与制造大学声誉。凡谈大学的,大都有“追忆逝水年华”的冲动。只是“大学史”写作不易,往往顾此失彼,还弄出一大堆矛盾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单是那宣传册子,照片上谁不上谁,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没弄好。我回避“正史”,转而编选《北大旧事》及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影响颇大;中大的老师于是恭喜,说你立功了。我直苦笑,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我在北大最被“挤压”的时候。但这个写作模式,现在已被广泛采纳,单看坊间无数“老大学”书刊,以及凡办校庆典礼,在一大堆数字及领导人题词之外,必夹杂若干精神抖擞的“故事”,便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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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为《中华学府随笔·走进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写序,我追问为何我们追忆的,都是已经过世的老先生,难道我们这代人就没有故事可供后辈传诵?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几乎所有“老大学的故事”,都不收“古稀以下人物”。其实,追忆过去的好时光,属于每代人,每一代大学生。正是这种对于母校的饱含真情的追怀——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追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很好地塑造了大学形象。我曾专门撰文,谈论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如何成就了北大的辉煌(《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清华国学院能有今日的名声,也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因此,在学术史、在思想史、在教育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还有就是学生们对于母校的追怀,那是构成大学声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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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北大中文系将举行百年庆典,一系列活动中,包括编纂《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等六书,讲述师长的故事,也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校友会的工作,包括有意识地引导一代代的中大人,不断地谈论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这种工作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一步是建立牢不可破的感情,而不知不觉中,你会有回报母校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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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请富豪为大学建大楼,这是传统的捐赠形式;还有一种捐赠值得关注,那就是捐学术讲座。这一捐赠形式的变化,基于对学术永久性的承认,当然也有钱的问题(相对于捐大楼,捐讲座较为轻松)。如果不打核战争,五百年后,我想中山大学还在红红火火地发展,若你捐的讲座还在,那你的子孙后代肯定很得意。问题在于,如何让捐款人真切感受到如此善举的魅力,这方面,“仪式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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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学术讲座或讲席教授,北大、中大等都在做,也有一定的成效。我有两点建议:第一,请校友捐助专门邀请“杰出校友”的讲座,定期聘请著名校友回去,为在校生做专题演讲,兼及精神鼓励、专业训练与社会网络;第二,这种高规格的学术讲座,不要长聘,而是短期。若北大的“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三年一期,只能请已退休的,或者本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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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此讲座由新亚书院创设的“新亚学术基金”支持,每年邀请世界杰出学者来院,作系统性的公开演讲,为期二周至一个月。第一届讲座由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主持,至今先后邀请的21位讲者都是大名鼎鼎,如英国李约瑟、日本小川环树、美国狄百瑞、北京大学朱光潜等。在我看来,好大学都应该设立此类高水平的讲座。北大也在学,但不太像,首先命名就有瑕疵,叫“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基金”(香港叶谋遵先生捐资),不太好理解。鲁迅很伟大,但不做社会科学研究。你要不将讲座设在人文学科,要不就改叫“马寅初社会科学讲座”,那还差不多。就好像中山大学,如果有人捐赠“讲座教授”给商学院,千万别叫“陈寅恪讲座”,那样名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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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非著名”校友,怎样追忆?对所有校友一视同仁,那是理想境界,实际上做不到。校庆活动时,别让大家觉得你太势利,这就行了。反而是另外的问题,各校争抢著名校友,因解放前教授流动性大,很多大学校史提及的著名教授,都差不多。如鲁迅,北大、中大以及厦门大学都在说,而且各有各的说法。鲁迅在北大中国文学系讲“中国小说史”六年,那是我们的骄傲;可在京期间,他还在另外七所学校兼课,北大只是时间最长且讲授最为系统而已。在北大中文系教过书的很多,我们到底谈哪些著名教授,我定了个规则,只谈那些在北大教书时有重要著述的。比如,陈寅恪先生也在北大中文系讲过课,我们怎么能“拉大旗当虎皮”呢?陈先生前面是清华,后面属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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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著名校友,可也别冷落了“非著名”的校友。越不著名,越不能怠慢,因其容易受伤害。而且,今天是著名校友,弄不好明天就身败名裂,进监狱去了;而今日的“非著名”,说不定日后“发迹变泰”,为母校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学者,沉潜几十年,默默无闻,突然一飞冲天的,不是没有可能。借用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做校友工作,属于“长线投资”,切忌“短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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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在北京报国寺旧书市淘书,买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那是1948年北大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而编纂的,因正值解放军围城的关键时刻,加上校庆前两天,校长胡适又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去,因此,整个纪念活动虎头蛇尾,此书的流通也相当有限。对于触摸历史,理解大学的脉搏,这书很有用。建议中大借八十五周年的机缘,开始着手编“中大历届校友录”——如果嫌人数太多,可以分院系编辑刊行。其实,这也是在为中大百年庆典预作资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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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非典型”学生,有无名份。明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将隆重纪念建系一百周年。为了这百年系庆,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刊行六册纪念书籍,我想找一位系友题写书名。曾在耶鲁任教,现97高龄的著名书法家张充和说过:“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能请这么一位年高且风趣的系友题签,是再好不过的了。可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当即心凉了半截。因为,1934级并没有“张旋”这个名字。系友录的本科部分,是从北大档案馆里抄录的,一般不会出错——除非当事人“迟到”或“早退”。张充和正是这种情况,1936年便因病回苏州去了,此后也没补念,故未见记载。好在找到了《北京大学周刊》第110号(1934年8月25日),上面有《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公布北平考区录取新生名单,其中理学院93名,文学院103名(含试读生2名),法学院30名(含试读生3名),共计226名。那两个文学院试读生,其中一个就叫“张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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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毕业的才算校友,可有些人没念完(比如比尔·盖茨),怎么办?在北大,还有注册的“旁听生”以及不注册的“偷听生”。在《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中,我谈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具体的例证可以变换乃至省略,但以下这段话,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有效:“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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