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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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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校友与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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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杰出校友，为在校生树立榜样；建立校友网络，以备不时之需；募集办学经费，帮助母校发展……所有这些，人所共知，而且成了专门学问。“校友”与“母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温情脉脉，也不无利害计较，如何妥善处理，值得深究。我想谈几点关于“校友文化”的想法，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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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友对于母校的贡献，兼及有形的捐款办学以及无形的精神支持。我们感谢那些慷慨捐赠者，但不希望对其他人造成严重的压迫感，以至逃避校友会的活动。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母校“叫声好”，这也是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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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更是教书育人。只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后者难以落实，前者则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下中外各大学之“挖名角”，看重的都是教授的学术名声与科研成果，很少考察其教学成效，以及是否善待学生。其实，阔步昂首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那是学校最大的财富，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黄达人校长每年跟毕业生握手照相，连续四五天，很辛苦，但这辛苦值得。只是这“笑容可掬”如何维持四五天，我没有经验，无法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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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毕业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那是文学语言，不是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坐实为“募捐对象”。日后，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就值得母校骄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各大学之重视校友，多从“筹集经费”着眼。钱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的工作目标，甚至不该是“主旨”。否则，人家会说你这大学太没理想，“嫌贫爱富”。“爱富”可以理解，但“嫌贫”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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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追忆青春岁月与制造大学声誉。凡谈大学的，大都有“追忆逝水年华”的冲动。只是“大学史”写作不易，往往顾此失彼，还弄出一大堆矛盾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单是那宣传册子，照片上谁不上谁，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没弄好。我回避“正史”，转而编选《北大旧事》及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影响颇大；中大的老师于是恭喜，说你立功了。我直苦笑，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我在北大最被“挤压”的时候。但这个写作模式，现在已被广泛采纳，单看坊间无数“老大学”书刊，以及凡办校庆典礼，在一大堆数字及领导人题词之外，必夹杂若干精神抖擞的“故事”，便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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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为《中华学府随笔·走进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写序，我追问为何我们追忆的，都是已经过世的老先生，难道我们这代人就没有故事可供后辈传诵？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几乎所有“老大学的故事”，都不收“古稀以下人物”。其实，追忆过去的好时光，属于每代人，每一代大学生。正是这种对于母校的饱含真情的追怀——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追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很好地塑造了大学形象。我曾专门撰文，谈论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如何成就了北大的辉煌（《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清华国学院能有今日的名声，也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因此，在学术史、在思想史、在教育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还有就是学生们对于母校的追怀，那是构成大学声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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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北大中文系将举行百年庆典，一系列活动中，包括编纂《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等六书，讲述师长的故事，也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校友会的工作，包括有意识地引导一代代的中大人，不断地谈论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这种工作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一步是建立牢不可破的感情，而不知不觉中，你会有回报母校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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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请富豪为大学建大楼，这是传统的捐赠形式；还有一种捐赠值得关注，那就是捐学术讲座。这一捐赠形式的变化，基于对学术永久性的承认，当然也有钱的问题（相对于捐大楼，捐讲座较为轻松）。如果不打核战争，五百年后，我想中山大学还在红红火火地发展，若你捐的讲座还在，那你的子孙后代肯定很得意。问题在于，如何让捐款人真切感受到如此善举的魅力，这方面，“仪式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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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学术讲座或讲席教授，北大、中大等都在做，也有一定的成效。我有两点建议：第一，请校友捐助专门邀请“杰出校友”的讲座，定期聘请著名校友回去，为在校生做专题演讲，兼及精神鼓励、专业训练与社会网络；第二，这种高规格的学术讲座，不要长聘，而是短期。若北大的“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三年一期，只能请已退休的，或者本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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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此讲座由新亚书院创设的“新亚学术基金”支持，每年邀请世界杰出学者来院，作系统性的公开演讲，为期二周至一个月。第一届讲座由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主持，至今先后邀请的21位讲者都是大名鼎鼎，如英国李约瑟、日本小川环树、美国狄百瑞、北京大学朱光潜等。在我看来，好大学都应该设立此类高水平的讲座。北大也在学，但不太像，首先命名就有瑕疵，叫“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基金”（香港叶谋遵先生捐资），不太好理解。鲁迅很伟大，但不做社会科学研究。你要不将讲座设在人文学科，要不就改叫“马寅初社会科学讲座”，那还差不多。就好像中山大学，如果有人捐赠“讲座教授”给商学院，千万别叫“陈寅恪讲座”，那样名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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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非著名”校友，怎样追忆？对所有校友一视同仁，那是理想境界，实际上做不到。校庆活动时，别让大家觉得你太势利，这就行了。反而是另外的问题，各校争抢著名校友，因解放前教授流动性大，很多大学校史提及的著名教授，都差不多。如鲁迅，北大、中大以及厦门大学都在说，而且各有各的说法。鲁迅在北大中国文学系讲“中国小说史”六年，那是我们的骄傲；可在京期间，他还在另外七所学校兼课，北大只是时间最长且讲授最为系统而已。在北大中文系教过书的很多，我们到底谈哪些著名教授，我定了个规则，只谈那些在北大教书时有重要著述的。比如，陈寅恪先生也在北大中文系讲过课，我们怎么能“拉大旗当虎皮”呢？陈先生前面是清华，后面属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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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著名校友，可也别冷落了“非著名”的校友。越不著名，越不能怠慢，因其容易受伤害。而且，今天是著名校友，弄不好明天就身败名裂，进监狱去了；而今日的“非著名”，说不定日后“发迹变泰”，为母校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学者，沉潜几十年，默默无闻，突然一飞冲天的，不是没有可能。借用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做校友工作，属于“长线投资”，切忌“短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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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在北京报国寺旧书市淘书，买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那是1948年北大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而编纂的，因正值解放军围城的关键时刻，加上校庆前两天，校长胡适又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去，因此，整个纪念活动虎头蛇尾，此书的流通也相当有限。对于触摸历史，理解大学的脉搏，这书很有用。建议中大借八十五周年的机缘，开始着手编“中大历届校友录”——如果嫌人数太多，可以分院系编辑刊行。其实，这也是在为中大百年庆典预作资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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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非典型”学生，有无名份。明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将隆重纪念建系一百周年。为了这百年系庆，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刊行六册纪念书籍，我想找一位系友题写书名。曾在耶鲁任教，现97高龄的著名书法家张充和说过：“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能请这么一位年高且风趣的系友题签，是再好不过的了。可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当即心凉了半截。因为，1934级并没有“张旋”这个名字。系友录的本科部分，是从北大档案馆里抄录的，一般不会出错——除非当事人“迟到”或“早退”。张充和正是这种情况，1936年便因病回苏州去了，此后也没补念，故未见记载。好在找到了《北京大学周刊》第110号（1934年8月25日），上面有《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公布北平考区录取新生名单，其中理学院93名，文学院103名（含试读生2名），法学院30名（含试读生3名），共计226名。那两个文学院试读生，其中一个就叫“张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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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毕业的才算校友，可有些人没念完（比如比尔·盖茨），怎么办？在北大，还有注册的“旁听生”以及不注册的“偷听生”。在《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中，我谈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具体的例证可以变换乃至省略，但以下这段话，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有效：“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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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应一位中大校友的邀请，为《北大边缘人》撰写序言，书最后没出，序言倒是发表了（《北大边缘人》，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没进“校友录”，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的朋友？这回修订《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我们补充了任课教师（教师若非本校毕业，严格说来也不算“校友”），在北大生活一年以上的进修生、旁听生或留学生，还有特定年代的专修班。至于像张充和那样因战争或生病而中断学业的，怎么处理，还在斟酌。今年刚在澳洲去世的大学者柳存仁先生，他1935—1937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他没去昆明，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两年后取得北大文凭。那是有案可查的，故“系友录”有他。没能跟随北大南迁，因而中断学业的，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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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让校友活动成为大学生活的延伸。如何让社会上有权或有钱的“中坚力量”参加校友会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两头热（刚工作的或已退休的），是个难题。除了每年一次的大聚会，可以有各种灵活的举措，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个工作一定要做细——美国的私立大学，新生还没入学，校方已经查过了三代。对于可能的捐赠对象，绝对不会放过。富豪的孩子还在上中学，这边已经磨刀霍霍，开始各种游说与动员。当然，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募捐方式不同。而且，我已注意到，北大、中大的教育基金会和校友会工作都做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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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我在香港校友会纪念八十五周年校庆活动中，谈及校友活动两头热中间冷，那也是我自己的苦恼。作为北京校友会会长，同时又正在努力爬坡，如何兼顾两头，不容易。尤其是官员，如何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着痕迹地帮助母校？因为，做得太突出，担心人家批评你有“小圈子”，或任人唯亲，都是快退下来时，才比较敢放手帮助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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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我希望倒过来做。大学努力为校友创造“终生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感觉到即便走出校园，永远都是中大的学子——比如，使用母校图书馆的权力、送专题演讲或文艺演出到各地校友会（就像这次香港校友会活动），还有就是及时向校友报告母校的成绩与困境等，让你感觉到，你与母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于募捐，尽在不言中。校友会的主要工作是服务，服务做好了，自然会有回报。最怕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开口就是募捐。好的校友会工作，应该是水过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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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点小建议。第一，募款的事，最好有人专门做，不要谁都在说。这是门学问，要会说话、有信誉、肯下工夫，而且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第二，提醒校友捐款，不要太生硬，要像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具体怎么操作？我想起了校友会刊物，能不能做成电子版，发给所有愿意要的校友？第三，各大学统计捐款时，往往只说“钱数”，其实还得看“人数”——到底有多少校友愿意参与，这很关键。小额捐款操作麻烦，但很重要，因其培养“心情”，或者说“捐赠意识”。我看《岭大校友》上面列了很多小额捐款，三百五百的，还有非常简便的捐款方式。如何让校友用最便捷的方式为母校出力，这是评价校友会工作效率的另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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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作者2009年11月12日在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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