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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毕业的才算校友，可有些人没念完（比如比尔·盖茨），怎么办？在北大，还有注册的“旁听生”以及不注册的“偷听生”。在《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中，我谈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具体的例证可以变换乃至省略，但以下这段话，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有效：“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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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应一位中大校友的邀请，为《北大边缘人》撰写序言，书最后没出，序言倒是发表了（《北大边缘人》，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没进“校友录”，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的朋友？这回修订《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我们补充了任课教师（教师若非本校毕业，严格说来也不算“校友”），在北大生活一年以上的进修生、旁听生或留学生，还有特定年代的专修班。至于像张充和那样因战争或生病而中断学业的，怎么处理，还在斟酌。今年刚在澳洲去世的大学者柳存仁先生，他1935—1937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他没去昆明，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两年后取得北大文凭。那是有案可查的，故“系友录”有他。没能跟随北大南迁，因而中断学业的，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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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让校友活动成为大学生活的延伸。如何让社会上有权或有钱的“中坚力量”参加校友会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两头热（刚工作的或已退休的），是个难题。除了每年一次的大聚会，可以有各种灵活的举措，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个工作一定要做细——美国的私立大学，新生还没入学，校方已经查过了三代。对于可能的捐赠对象，绝对不会放过。富豪的孩子还在上中学，这边已经磨刀霍霍，开始各种游说与动员。当然，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募捐方式不同。而且，我已注意到，北大、中大的教育基金会和校友会工作都做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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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我在香港校友会纪念八十五周年校庆活动中，谈及校友活动两头热中间冷，那也是我自己的苦恼。作为北京校友会会长，同时又正在努力爬坡，如何兼顾两头，不容易。尤其是官员，如何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着痕迹地帮助母校？因为，做得太突出，担心人家批评你有“小圈子”，或任人唯亲，都是快退下来时，才比较敢放手帮助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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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我希望倒过来做。大学努力为校友创造“终生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感觉到即便走出校园，永远都是中大的学子——比如，使用母校图书馆的权力、送专题演讲或文艺演出到各地校友会（就像这次香港校友会活动），还有就是及时向校友报告母校的成绩与困境等，让你感觉到，你与母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于募捐，尽在不言中。校友会的主要工作是服务，服务做好了，自然会有回报。最怕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开口就是募捐。好的校友会工作，应该是水过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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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点小建议。第一，募款的事，最好有人专门做，不要谁都在说。这是门学问，要会说话、有信誉、肯下工夫，而且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第二，提醒校友捐款，不要太生硬，要像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具体怎么操作？我想起了校友会刊物，能不能做成电子版，发给所有愿意要的校友？第三，各大学统计捐款时，往往只说“钱数”，其实还得看“人数”——到底有多少校友愿意参与，这很关键。小额捐款操作麻烦，但很重要，因其培养“心情”，或者说“捐赠意识”。我看《岭大校友》上面列了很多小额捐款，三百五百的，还有非常简便的捐款方式。如何让校友用最便捷的方式为母校出力，这是评价校友会工作效率的另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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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作者2009年11月12日在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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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刊2009年1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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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学术随感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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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坦然面对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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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清志士之预言“瓜分惨祸”截然相反，今日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对新世纪充满信心，畅想未来时，多喜形于色。这自然是好事。因为，百年中国，难得如此舒心展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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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话说回来，百年前的“危言耸听”，终于唤醒国人，拯世济难，挽狂澜于既倒。今日中国，则难得再有“盛世危言”广泛传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满怀希望，而极少设想抵御难以抗拒的灾难性打击。从晚清有识之士声泪俱下地预言亡国灭种的时间，到今日普通民众坚信往后的日子将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百年间，中国人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把苦难和屈辱留给20世纪，昂首阔步，迈向那据说注定属于东方的“新时代”，这种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的场面，着实令人感动，可也不无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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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核子战争等等具体问题，单是熬过了“九九”必定苦尽甘来的期待，便与老祖宗关于盛衰盈亏的认识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格格不入。既然已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个民族必定能修成正果，得到丰厚的回报，此种想象，属于小说《西游记》，而不是现实人生。不否认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不排除下个世纪中国人可能扬眉吐气，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于充满光明的“新世纪”的过度渲染与期待，掩盖了现实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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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将别有一番滋味。数九寒冬及其相关习俗的形成由来已久，起码南朝梁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已有此说。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和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等，都曾提及民间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明末刘侗等《帝京景物略》的描述，除了兼及歌与图、俗与雅，文字清新，口气幽默外，比同类记载多出的最后几句，尤其深得我心：“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味，对于恶劣环境的抵御，以及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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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历史发展“规律”之争，也不谈“进化”与“退化”、“循环”或“无常”等大理论，作为人生态度，我欣赏东坡居士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国人，不妨以泰然、坦然的心境，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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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5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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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1999年12月31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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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感于“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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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成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礼，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连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都不太干净了，这世界还有什么“净土”可言？正是由于此前公众对大学以及大学教授的期望过于殷厚，乍一听“学术腐败”这样刺耳的提法，才会显得异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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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界中人，早就有所觉察，呐喊、建议、冷嘲、抨击，起码也有十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大环境改不了，连小环境也有日渐恶化的趋向。在我看来，所谓“学术腐败”，指的不是滥用职权、接受贿赂、贪污公款等应该由司法机关来查处的罪行或过失。这方面，大学教授无权无势，普遍很难“大有作为”。当然，也可自我解嘲，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但如果略作变通，将某些学者著书立说时的着意造假、变相抄袭、仗势欺人、废话连篇，以及为谋求发表、出版、获奖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作为“学术腐败”来描述，我相信许多同行都深有同感，不觉得是什么“危言耸听”。至于为何将某些读书人之缺乏“职业道德”，或曰“学风败坏”，与鸡鸣狗盗之徒的“假冒伪劣”相提并论，那是因为二者都缘于同样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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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有之的“学而优则仕”，加上现代版的“学而优则商”，使得读书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迅速增加，这本来是大好事。可由于红黄黑三道（从政、经商与戴博士帽且固守校园）的实际收入悬殊，教授们不再满足于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读书人成堆”本来就有的毛病，如果再添上官场的做派，商场的手段，焉能不令人扼腕。在如此浮躁的时代，独独要求教授们“心如止水”，是不现实的。好吧，那就退一步，暂时搁置“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就讲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如果连历来相对正直高雅的学界，都抵挡不住歪风邪气的侵袭，那么，所谓“世风日下”，将是无可挽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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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话说多了，不但讨人嫌，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因为，问题明摆着，用不着目光如炬，稍有悟性的人，都明白症结所在。可要真正解决，却没那么容易。管不了别人，那就“从自己做起”。1990年代的中国，致力于重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则的，是一批并无权势的读书人，以及其创办的各种学术集刊。比如，《学人》、《中国文化》上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书评》、《现代与传统》上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争辩，都可看做学界同人进行自我反省以及寻求突围的“悲壮的努力”。我曾经应邀广搜此类文章，编成一册《学术史与规范化》。本以为可以“立此存照”，可出版社后来另有所谋，慷慨地补偿了我的“经济损失”。要不，关于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挣扎与努力的记忆，不至于如此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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