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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第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第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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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鬼使神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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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1】，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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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八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象，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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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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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十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三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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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年时间，竟然四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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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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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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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则短文，初刊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原本是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写的序，却被误认为是专门针对《读书》的。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那阵子我正努力揣摩《读书》文体的特征及意义。十年过去了，当初对《读书》文体的溯源，现在看来，仍不无道理：“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我和〈语丝〉的始终》），周作人则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语丝〉的回忆》）。此中微妙的差别，进入三十年代，便成了推崇犀利杂文的太白派与主张闲适小品的论语派之间的对立。可《语丝》中还有另一种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文章（既非杂文，也非小品），主要任务是论学说理，但同样取‘任意而谈’姿态。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另一个杂志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我指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不妨这么说，今日的‘读书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随笔’，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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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为了《读书》创刊二十周年，我写了两篇文章，短文用的是大题目（《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长文谈的反而是小事情（《与〈读书〉结缘》）。如此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正符合《读书》的风格。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篇，因其契合我对《读书》文体的界定：“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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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有老先生夸我文字好，当时感觉很不自在，心里想：难道我就只有“文字清通”吗？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各种土八股与洋八股，终于明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会写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素质。记得周作人曾谦称，自己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如此平淡高远的境界，对于老辈的读书人来说，是自然而然达成的；而我辈后生小子，则必须穷尽一生精力去摸索、去探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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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地注意到，2006年1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也对文风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追问：“为什么文章不能再简短些、精炼些，再深入浅出些呢？”我同意主编的看法：“绕口的东西，晦涩的东西，故作深沉的东西，矫揉造作的东西，是留不下去的。”当然，想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总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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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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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6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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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学的“实”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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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出版的《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封面上，赫然写着：“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那虽是责任编辑从我书中挑选出来的“警句”，倒也很符合作者的趣味。以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从历史记忆、文学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是我一贯的思路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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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就被一则所谓的“采访”给消解了。据称，我曾对《财经时报》记者说：“纯粹做数量的分析，北大并不比很多学校强，但是在声名上北大要胜于很多学校。在实的方面北大不占优势，然而在虚的方面北大有优势。”接下来的解读以及发挥，则是北大“徒有虚名”。采访确实存在，大学的“声名”，也为我所念兹在兹；可惜记者断章取义，把我关于“虚”／“实”的辨析，完全搞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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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香港高校是如何“确立品牌优势”的，记者开列了一组数字：北大毕业生“最低的月薪还不到2000元钱”，而港大呢，“平均月薪1.4万多港元，最高月薪达7.4万多港元”。我没做过调查，不想就薪金问题说三道四；但我质疑这种立论方式——谈论大学“品牌”，不该只是局限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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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种“眼见为实”的趣味，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包括大学自身。以现有的评估体系为例，能否数字化是个关键。相对于大楼，大师是虚的；相对于经费，学问是虚的；相对于科研成果，教学水平是虚的；相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是虚的；相对于校园面积以及实验仪器，历史与传统是虚的；相对于毕业生薪金，人格理想以及精神境界更是虚的。世人的选择是，“避虚”而“就实”，恨不得一切都折算为数字或者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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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人“实实在在”的眼光来打量大学，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比如，我就确信，关注大学的“虚”——比如“大师”、“学问”、“教学”、“人文”、“历史与传统”、“人格理想以及精神境界”等，不仅必要，而且急需。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大学，普遍都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学生家长这么盘算很正常，大学校长这么谈论则有问题；至于连社会贤达也都如此鼓吹，那可就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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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感于此，我才会再三地为那些看得见但摸不着的“虚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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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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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6年8月2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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