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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大书多了，都是皇皇巨著，但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自身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为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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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时代的书，都是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一出手，没有三四十万字根本打不住。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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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人，住在东大，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总题为“东京读书记”的随感，其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四十二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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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对发行的压力很大。如果还是以发行的码洋来计算提成，当然谁都愿意卖贵的书。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不是“戏说”，而是像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那样，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着，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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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还是觉得，必须改变目前书越出越厚、价越定越高的出版风气。只看到这种出版风气有利于码洋的剧增，而没意识到这是在饮鸩止渴，则出版业危乎殆矣！在目前的中国，“杂志书”能否具体操作，我不敢说死；但“礼品书”必须抑制，却是确定无疑的。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新书”装帧简朴，但并不寒碜；三联书店1980年代出版的小书，就多有这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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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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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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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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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应该是思想库。这么说是因为大学和社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任务跟一般决策性研究机构不同。第一，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不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及经济得失负责，这只有大学做得到。第二，大学更讲知识综合，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很多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及趣味也都并不一致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点很重要。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应该只出小计谋。第三，大学怎么影响社会？我认为，大学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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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谈“思想库”，那是因为社会对大学有这样的期待——大学应该深刻地介入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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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大学在办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拼命争硕士点、博士点，并以这作为评判大学优劣的标准。好不容易争到手，领导面子固然好看，可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为什么？原本用在本科教学的资源，被挪用来培养很可能不合格、或者学非所用的硕士、博士。这是被评比逼出来的。领导要政绩，成果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便成了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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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学发展应该多元化，有以学理研究为中心的，有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有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院为中心的，一定要分开。不同类别的大学，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与评判标准。即使北大、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你也不能把全国的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都变成北大、清华了，那你很快就会发现，缺少另一方面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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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些文章，从科研经费、学科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方面来判定谁是世界一流大学。按这种标准，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没有一流大学，因为钱不够。我有一个想法，所谓“世界一流”，除一些必要的硬指针外，还得看其对本国、本民族社会进程影响的程度及贡献，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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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在我看来，大学最应该千姿百态。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北大、清华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没有一个“标准大学”，更不存在中国大学全都必须追摹的“榜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办现代大学，一开始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再转而学苏联，现在又回过头来学美国，言必称哈佛、斯坦福。学是应该的，但必须记得以下两点：第一，大学要接土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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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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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在我看来，兼容并包和大学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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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大学缺乏的也许正是一种“精神”。况且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清华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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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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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瞭望》2007年第10期，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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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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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剑”是怎样“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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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等前辈都表扬其“二十年磨一剑”。我当然也很敬佩，不过，还想做点补充。剑磨得好不好，既系于个人心境，也需要外在环境的配合。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你真的想“二十年磨一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怕抢滩”。要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别人抢先出版，你就白做了。你愿意磨二十年，而不是三年五年就赶紧出手，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极有自信，相信自有独立的见识与裁断，跟那些辗转抄录的不一样，不会被轻易覆盖。做“善本书录”，需要大量的资料积累，前面80％—90％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最难的，是类似“扫尾”的10％到5％，那才真正体现一个学者的功力。有些书是开风气的，那要早点出来，不完善没关系；而属于常规建设的，则讲求“功德完满”，那需要水磨工夫，不能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刊行的很多学术书，大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可火候不到，提前出炉，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而背后的因素则是，市场诱惑与学术评估并举，剥夺了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澹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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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说开去。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我对人文研究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欣赏，动辄四五十人的合作项目，能否“强强联合”，我有点怀疑。至于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赶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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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很多好学者，不是先申请到钱，然后才开始做，而是凭着自己的学术感觉，长期积累，逐渐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要他开工之前就拿出完整的规划，那只能瞎编。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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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事后的奖励。没拿国家资助的学者，可以凭已出版的著作，申请下一步的科研经费。经过专家鉴定，确实优秀的，不妨按质论价。举个例子，这个项目值二十万，你事先拿了，成果也不错，算你圆满完成任务；你事先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靠自己投入，应该补发。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这种奖励办法，对于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更合适些。增加这样的奖励方式，才能鼓励学者们坐稳冷板凳，甘心情愿地十年甚至二十年“磨一剑”。否则，再过若干年，放眼中国学界，可能全都是“短平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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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于香港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