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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大书多了,都是皇皇巨著,但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自身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为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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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时代的书,都是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一出手,没有三四十万字根本打不住。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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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人,住在东大,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总题为“东京读书记”的随感,其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四十二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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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对发行的压力很大。如果还是以发行的码洋来计算提成,当然谁都愿意卖贵的书。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不是“戏说”,而是像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那样,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着,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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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还是觉得,必须改变目前书越出越厚、价越定越高的出版风气。只看到这种出版风气有利于码洋的剧增,而没意识到这是在饮鸩止渴,则出版业危乎殆矣!在目前的中国,“杂志书”能否具体操作,我不敢说死;但“礼品书”必须抑制,却是确定无疑的。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新书”装帧简朴,但并不寒碜;三联书店1980年代出版的小书,就多有这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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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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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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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应该是思想库。这么说是因为大学和社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任务跟一般决策性研究机构不同。第一,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不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及经济得失负责,这只有大学做得到。第二,大学更讲知识综合,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很多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及趣味也都并不一致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点很重要。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应该只出小计谋。第三,大学怎么影响社会?我认为,大学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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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谈“思想库”,那是因为社会对大学有这样的期待——大学应该深刻地介入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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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大学在办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拼命争硕士点、博士点,并以这作为评判大学优劣的标准。好不容易争到手,领导面子固然好看,可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为什么?原本用在本科教学的资源,被挪用来培养很可能不合格、或者学非所用的硕士、博士。这是被评比逼出来的。领导要政绩,成果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便成了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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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学发展应该多元化,有以学理研究为中心的,有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有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院为中心的,一定要分开。不同类别的大学,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与评判标准。即使北大、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你也不能把全国的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都变成北大、清华了,那你很快就会发现,缺少另一方面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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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些文章,从科研经费、学科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方面来判定谁是世界一流大学。按这种标准,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没有一流大学,因为钱不够。我有一个想法,所谓“世界一流”,除一些必要的硬指针外,还得看其对本国、本民族社会进程影响的程度及贡献,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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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在我看来,大学最应该千姿百态。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北大、清华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没有一个“标准大学”,更不存在中国大学全都必须追摹的“榜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办现代大学,一开始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再转而学苏联,现在又回过头来学美国,言必称哈佛、斯坦福。学是应该的,但必须记得以下两点:第一,大学要接土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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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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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在我看来,兼容并包和大学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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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大学缺乏的也许正是一种“精神”。况且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清华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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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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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瞭望》2007年第10期,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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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剑”是怎样“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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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等前辈都表扬其“二十年磨一剑”。我当然也很敬佩,不过,还想做点补充。剑磨得好不好,既系于个人心境,也需要外在环境的配合。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你真的想“二十年磨一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怕抢滩”。要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别人抢先出版,你就白做了。你愿意磨二十年,而不是三年五年就赶紧出手,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极有自信,相信自有独立的见识与裁断,跟那些辗转抄录的不一样,不会被轻易覆盖。做“善本书录”,需要大量的资料积累,前面80%—90%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最难的,是类似“扫尾”的10%到5%,那才真正体现一个学者的功力。有些书是开风气的,那要早点出来,不完善没关系;而属于常规建设的,则讲求“功德完满”,那需要水磨工夫,不能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刊行的很多学术书,大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可火候不到,提前出炉,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而背后的因素则是,市场诱惑与学术评估并举,剥夺了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澹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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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说开去。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我对人文研究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欣赏,动辄四五十人的合作项目,能否“强强联合”,我有点怀疑。至于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赶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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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很多好学者,不是先申请到钱,然后才开始做,而是凭着自己的学术感觉,长期积累,逐渐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要他开工之前就拿出完整的规划,那只能瞎编。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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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事后的奖励。没拿国家资助的学者,可以凭已出版的著作,申请下一步的科研经费。经过专家鉴定,确实优秀的,不妨按质论价。举个例子,这个项目值二十万,你事先拿了,成果也不错,算你圆满完成任务;你事先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靠自己投入,应该补发。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这种奖励办法,对于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更合适些。增加这样的奖励方式,才能鼓励学者们坐稳冷板凳,甘心情愿地十年甚至二十年“磨一剑”。否则,再过若干年,放眼中国学界,可能全都是“短平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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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于香港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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