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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在我看来，大学最应该千姿百态。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北大、清华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没有一个“标准大学”，更不存在中国大学全都必须追摹的“榜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办现代大学，一开始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再转而学苏联，现在又回过头来学美国，言必称哈佛、斯坦福。学是应该的，但必须记得以下两点：第一，大学要接土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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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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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在我看来，兼容并包和大学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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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大学缺乏的也许正是一种“精神”。况且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清华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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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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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瞭望》2007年第10期，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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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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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剑”是怎样“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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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等前辈都表扬其“二十年磨一剑”。我当然也很敬佩，不过，还想做点补充。剑磨得好不好，既系于个人心境，也需要外在环境的配合。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你真的想“二十年磨一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怕抢滩”。要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别人抢先出版，你就白做了。你愿意磨二十年，而不是三年五年就赶紧出手，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极有自信，相信自有独立的见识与裁断，跟那些辗转抄录的不一样，不会被轻易覆盖。做“善本书录”，需要大量的资料积累，前面80％—90％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最难的，是类似“扫尾”的10％到5％，那才真正体现一个学者的功力。有些书是开风气的，那要早点出来，不完善没关系；而属于常规建设的，则讲求“功德完满”，那需要水磨工夫，不能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刊行的很多学术书，大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可火候不到，提前出炉，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而背后的因素则是，市场诱惑与学术评估并举，剥夺了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澹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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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说开去。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我对人文研究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欣赏，动辄四五十人的合作项目，能否“强强联合”，我有点怀疑。至于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赶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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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很多好学者，不是先申请到钱，然后才开始做，而是凭着自己的学术感觉，长期积累，逐渐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要他开工之前就拿出完整的规划，那只能瞎编。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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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事后的奖励。没拿国家资助的学者，可以凭已出版的著作，申请下一步的科研经费。经过专家鉴定，确实优秀的，不妨按质论价。举个例子，这个项目值二十万，你事先拿了，成果也不错，算你圆满完成任务；你事先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靠自己投入，应该补发。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这种奖励办法，对于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更合适些。增加这样的奖励方式，才能鼓励学者们坐稳冷板凳，甘心情愿地十年甚至二十年“磨一剑”。否则，再过若干年，放眼中国学界，可能全都是“短平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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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于香港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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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人民日报》2008年2月18日，改题为《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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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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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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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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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的十五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像，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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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十五年过去了。这回迎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三十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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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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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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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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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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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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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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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教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翻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