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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再三告诫：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理曲折走不完”；大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但小环境还能自己把握。一定要学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小环境，沉下心来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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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对目前中国大学的状态指手画脚，只希望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同事有兴趣、有心情坐下来，不计功利地畅谈学问、探索真理——既超越柴米油盐，也超越论文和课题，那是我们举办“博雅清谈”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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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北大中文系的不少教师，在职业生涯之上，还有更高远的志向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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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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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8年11月5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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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国作家北大行”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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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提及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对于许多从小做着作家梦，经由无数“考场征战”方才进入北大念书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当头一棒。可这话，西南联大时期，曾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先生就说过。我怀疑此语渊源有自，近乎中文系教授的“共识”。如何理解这句很让人丧气的“名言”，我的解读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大学刻意栽培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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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重心，逐渐由技能训练的“辞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这并不取决于教授们的审美趣味，而是由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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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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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学教育”（不限于中文系），其主要功能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我们的目标是：酿成热爱文学的风气，培养欣赏文学的品味，提升创作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系列演讲，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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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教育”，这都没有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学教育”，必须兼及“专业知识”与“个人趣味”，这方面，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这让我想起任教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先生。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站在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讲小说，讲散文，教“文学习作”课等。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题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有这么一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大学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好作品读者的增加，也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对作品阐释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激愤之词”，当然，他是另类，一个有着丰富生活体验与艺术感受力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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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昂然走进大学课堂的作家，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本来就应该不一样。汪曾祺先生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确实不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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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踪前贤？在“驻校作家”制度建立之前，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系列讲演的方式，把众多著名作家请进大学校园，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以弥补目前的文学教育过分偏重“文学史”讲授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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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演，便是如此尝试。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不太好，但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以及最好的听众。这一点，我相信足以打动那些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信心、有承担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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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欢迎走进北大校园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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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9日，于北大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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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9年4月1日《中华读书报》，改题为《今天怎样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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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学术”谁来“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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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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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思路是：学术风气好，不是大师，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以为的、或被捧成“大师”的，必然迅速陨落。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环境最重要，你长期跟什么样的人对话、竞争，决定了你的视野与趣味、速度和高度。之所以天才成批地出现，蠢才或“不才”也都是成批出现，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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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学术环境之所以不理想，在我看来，关键不在钱，而在学术氛围。这一点，相比清贫的1980年代，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么说，不是提倡“安贫乐道”，也不是批判“金钱至上”，而是思考政府过多垄断学术资源，如何导致了整个评价体系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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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不断有人振臂疾呼，要求政府加大投入，支持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的发展。这样的好事，政府确实在做，比如大学里的985工程，以及“四个同等重要”口号等。我关注的是，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于人文学的诱导与控制。本来，学科不同，独立性不同，精神境界不同，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度也不同。可如今，中宣部或教育部审定的课题、教材以及评奖等，成了“标准与尺度”，天下英雄，莫不竞相踏上此阳光大道。这与20世纪30年代或80年代，学界相对的独立与自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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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中国的官员主宰学术、教授追求官职，以及大学日益行政化，很多人啧有怨言，但请记得，某种意义上，这可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结果。只知道伸手要钱，很少在制度层面思考如何谋取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如此短视的奋斗，结果呢，钱是日渐增加了，精神越日渐委靡。其中的关键，在于20世纪80年代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如今土崩瓦解。在支持学术方面，政府与民间各有短长，本可互相补充。可如今，民间这条腿彻底断了，只剩下政府管理部门在唱独角戏。权力、金钱以及声誉的过分集中，效果并不好。放眼看去，从前气宇轩昂的学者们，要不归隐山林，要不沉入商海，要不“杀人放火受招安”。一句话，大都撤出了寂寞古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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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学术评价，大都依赖权威的印象及趣味；会有偏颇，但一旦出现失误，谁的责任很清楚。如今不一样，变得很民主，谁都参与，谁都不必负责任。因为，前有匿名评审，后有数字作证，参与游戏的，似乎人人平等。可我们知道，权力运作的奥秘，在程序的设计以及标准的制定；此举的背后，大有文章在。大家都在做学问，有人的成果算数，有人的成果不算数。算不算数，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是否愿意进入既定的学术评价体系。即便不考虑评估中的傲慢、偏见、人情以及腐败等因素，单是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方向、方法来做学问，路子就可能越走越窄；至于因此而窒息某些特立独行的“叛逆”或“天才”，更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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