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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性是源于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后来成为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通用概念。各家的理解和解释基本相通而略有不同。我在这里对历史性的解释，既包含德法对历史性的一般理解，也加入中国思路的相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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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09.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原文为：What is your aim in philosophy? 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bottle.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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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在追求永在，虽然是存在的内在追求，但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出现相反情况，为存在状态的变态，所以就有加缪的论断：“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而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或者“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见《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页。）自杀是一个违背存在本意的绝对例外，所以是真正的问题，加缪的洞见可谓深刻。但加缪把它看作是唯一问题却是错误的，因为自杀问题的意义和力度都基于存在问题的意义和力度，或者说，死所以能够成为根本问题，是因为生是根本问题。还是莎士比亚看得周全：生或死，这就是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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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Ken Binmore: Game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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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普遍模仿”理论，可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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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我有限之所知，“最早的中国”这个简洁概念是许宏所提出的，但先前早有许多意思近似的说法或表述。事实上可以说中国之考古学以及历史性一直都在寻找最早的中国。（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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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一统”的概念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原指历法之一统，而确定历法正朔的一统意味着政治的一统。大一统正式成为一个政治模式概念始于董仲舒。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但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秦朝之前，尚无大一统制度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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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天的观念是中国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最早见于《尚书·君奭》：“殷礼陟配天”，或《尚书·召诰》：“时配皇天”。另有相似表述如《周易·乾·文言》：“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最早的详细解释见于《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又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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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道德经·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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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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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今天通常所说的宗教，是以religion概念为准的信仰，与汉语之“宗”（祖神）与“教”（教化）相去甚远。Religion实为人与神的约定关系，即人接受神的圣约而遵从神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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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一章 旋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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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中国难于叙述天下。西周的天下中有国，国中有家，天下制度为世界秩序，各国传统为各地规则。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国却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合四方之土为一统，聚万民为一家，以天下之意而行一国之实，因此创制了一种以有限的国家格局表达无外天下理念的政治形式，同时建立了以国为体而以天下为道的精神性，也因此塑造了中国人以有限而观无限，即居有限中土而环顾无边四海的空间视觉方式。那么，国家结构与天下结构如何得以结合？又何以形成？其中的生成动力是什么？这是理解中国存在方式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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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国的生成与不断持续的动力结构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几个背景概念，以便确定我们将讨论的中国历史时段：周朝的天下体系衰于春秋而亡于秦，先秦时段属于中国的天下时代，既为中国史也是世界史，这是形成一统中国的准备阶段；秦始皇开创行政一统的郡县制度[1]，化海内众国为一国，一方面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传统，另一方面也使天下理想收缩为中国概念，天下的世界史中止了，天下故事收敛为中国故事，因此，自秦至清是为古代中国；1911年以后，中国试图参照欧洲的民族国家概念而建立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同时也部分地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国家传统，于是合成了一个制度性质复杂而尚未完工的国家建构。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存在方式暂不包含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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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的大一统制度终结了天下体系，但天下概念仍作为政治基因存在于中国实体里，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格局的国家。尽管秦汉以来的中国不再经营世界尺度的天下，却试图把中国经营为一个天下的缩版，即中国尺度的天下。这两种政治各有其志：经营天下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世界实现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使世界成为一个再无任何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万民共享社会，使一切政治实体得以在天下体系中协和共在，所谓“协和万邦”[2]；经营中国的主要意图是让具有天下性质的中国万世长存，不再操心整个世界的内部化，于是，外部世界变成了持久的挑战。在周朝时，“荒服者不至”[3]被认为是周穆王的错误所导致之失序问题[4]，而秦汉以来，如果“荒服”族群不与中原王朝为敌，就是岁月静好、国之洪福了。随着天下无外问题的退场，国家的“内外”问题成了焦点。经营中国的注意力便集中于建构长治久安的内部秩序，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经得起任何外部博弈挑战的国家，守土成为重任。天下无外的理想本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5]，随着周朝天下体系的终结，无外的理想便收缩为后半句，化为中国内部的多元兼容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保存了天下的基因，使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具有政治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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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的“国家性——且/或——天下性”（nationality and/or cosmopolitism）双重性质注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始终处于生长状态的概念，也是一个始终具有开放性和伸缩性的实体存在，即，中国存在于连续演变的状态中，以“易”之道为存在方式——“易”意味着万变而不变之道，是变与不变的同体存在。因此，中国表现为一种生长方式而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其实体规模变化不定，或为汉唐元清之广域，或为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之裂土。秦汉以来，中国作为裂土的时间甚至略长过大一统的时间，但大一统始终是个政治神学信念。从历史形态上说，中国是一个分与合的动态过程，尽管分合不断循环，但作为大一统的“合”始终是其存在的本意或曰内在目的。大一统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追求，也是万民和平生息的经济需要。只要能够保证万民安居乐业，大国的资源总量、经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人口数量就是巨大的优势，这是大一统政治实权背后的经济实利。根据《周易》的存在论原则，“生生”乃一切存在的根本目的，利于万物万民“生生”的政治生态就是合理的存在状态。大一统的信念固然有其吸引力，但终究还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动力和运作模式，方能化为实在。所以，仅有大一统的信念恐怕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存在的连续性和凝聚性，其中必定存在某种势不可挡的客观动力，这正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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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的历史叙事难免暗含着当代思维的倒映理解。虽然此时之当代性可以对彼时之当代性提出当下重新发现的问题，却不能把此时之当代性倒置为彼时之当代性，否则就是时空穿越的错位。假如把当代概念倒映并追认为古代事实，这种“逆向建构”会切断历史自身的筋脉，破坏不可逆的时空连续性，使历史变成无线索的情节组合，失去自身连贯的历史性。比如，深嵌于西方历史叙事之中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征服王朝、帝国主义等现代学术概念对于西方历史来说是自然连贯的，而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则造成历史线索的断裂，这不是解释，而是解构，不是书其史，而是去其史。尽管1911年以后的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西方主导的历史的一部分（如今的当代中国正以某种方式重新生长），但假如把古代中国故事按照西方线索去逆向建构，终归是以鹿代马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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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神世界生发于巫术而成熟于历史意识，此为史家共识。如陈梦家所述，乃是一个“由巫而史”[6]的发展过程。另据张光直所考，中国文明之初，拥有精神解释力的“巫”与政治首领“王”是合一的，这意味着精神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而当出现文字后，“史”具有了更强的精神解释力，于是史官与巫师曾经集于一身。[7]李泽厚指出，由“巫”化出了“史”而终于形成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文明的关键，他称之为“巫史传统”。[8]我们或可推想，在历史意识取得了对存在方式的解释权以来，中国关于存在的反思形式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存在”（being）即“变在”（becoming），“变在”即化时间为历史，因此，存在的时态是进行时和未来时。与之不同，西方思想对存在的反思形式自古希腊以来就是概念性的，存在必依永恒概念而在，因此，存在的时态是一般现在时。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刻度，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性中展开，所谓“六经皆史”[9]便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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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理解的“春秋”必须表达历史之大义，即存在的应在之道，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所谓配天。各种历史叙事所理解的配天“正统”或有出入，每种关于正统的解释皆可用以支持一种历史观点，然而，何为正统的论证却不能是一种自相关的自我叙事，也不能是自我重复的重言叙事，否则就是无效论证。就是说，微言虽达大义，大义却难自证。司马迁的“通变”意识似乎更冷静，因而也更接近历史变化本身，更接近存在的变在之道。在此，我不准备偏心而征引任何一种正统观念以为证，而只限于分析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历史集体行动而被塑造的，就是说，不从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点去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而以符合历史行动者的最大利益的博弈选择去理解中国何以成为这样的。中国的生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长期连续的博弈游戏，对其中的历史变迁得失，各家自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但形成中国的关键却终究在于创造历史的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正是行动者的集体行为定义了一个博弈游戏的问题、目的和性质。与历史行动者的视野相关，在此有两个焦点问题：（1）中国是个连续存在，那么，什么是形成中国连续性的动力结构？（2）对生存最有利的优势基因就会被不断复制，那么，什么是中国在历史中被不断复制的生存基因？我指的是导致集体行为选择的思想基因，或者说思想设置（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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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机缘造成平行的多种历史。早期中国的政治始于世界政治，即以天下体系为世界秩序而在体系内建国建家；西方政治却始于内部公共生活所定义的小规模政治空间，即城邦国家（polis）。这两种政治模式试图解决的问题不同，但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其政治基因相异而或可互补，并非可以合并的同类项，而是能够互相丰富的政治维度。历史表明，这两种政治传统是最为久经考验的政治艺术，而今天的全球化条件暗示着，这两种政治传统或可汇合而重组为一种新政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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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的中国转型为国家政治，却与西方的国家概念相去甚远。中国既不是城邦，也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不是西方政治概念里的帝国——尽管古代中国与帝国有些外在貌合之处，比如没有法定边界（boundary）而只有实力所及之边陲（frontier），但其实貌合而神异[11]。貌似“帝国”的古代中国缺乏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特质，而这正是帝国的最根本性质。虽然中国并非从不扩张，但很少有主动扩张的冲动和行动，数次大规模的扩张主要是自卫反击的附带红利（如汉、唐、清的版图扩大便主要是自卫反击的结果[12]），这意味着，扩张不作为中国的立国意图，也不是国家行为的动力。那么，也许可将古代中国定位为“大国”（leading power[13]），但此种稍嫌模糊的说法未能充分表达出中国的政治性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14]，时下在西方和中国都颇为流行。中国肯定不是民族国家，但把中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却也有令人迷惑之处。如果文明可以定义中国，为什么别的文明却不能定义别的国家？难道别的文明缺乏特点以至于不能定义其身份？另外，同为多民族多文化的俄罗斯、印度、美国又应该如何理解？关键在于，以民族定义国家能够表达一种明确的政治性质，而以文明去定义国家却难以表达同等明确的政治性质，因为文明是个无所不包的词汇，很难想象何种文化或社会性质不被涵盖。无论如何，国家是个政治存在，对国家的定义终究需要足以表达其政治性质的界定。如果不从政治而从人类学视野去理解中国，那么王铭铭的“文明体”概念也比文明国家更恰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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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理由必须是中国的政治概念或原则，即作为中国政治基因的天下概念及其“配天”“无外”和“协和”等根本原则。由此可以说，中国是天下的缩版（microcosm），是一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如果非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对应概念，那么，内含天下性的中国似可称为“万民国家”（inclusive state）。以上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中国。至于现代中国，另有其双重性质：传统中国性质加上现代国家性质。现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基因上引入了现代国家性质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却仍然不是民族国家。关于现代中国性质的争议其实是基于对现代国家概念的一个狭隘理解，即以为现代国家必定是民族国家。实际情况是，现代主权国家至少有两个基本型：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各国）和合众国（例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16]。合众国同样具有法定边界和法定主权的现代国家根本性质，只是以多民族多文化而区别于民族国家。就目前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正在慢慢演变成合众国，欧洲多国的阿拉伯人、非洲人、东欧人和东亚人的人口增长迅速，已很难说是原本意义的民族国家了。因此，合众国很有可能将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可见，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民族国家都不是国家形态的主流，而是一隅（欧洲）一时（欧洲三十年战争）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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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正因为中国政治中一直内含天下基因，即便天下已收敛为中国，古代中国也缺乏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积极诉求。直到清末中国遇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挑战，才对更为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产生思齐之意。梁启超大概是最早提倡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以便转型为现代主权国家的[17]。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之实；没有法定边界，所谓治下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所谓逐鹿。与宋酣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如以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为准，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但在历史语境里，他们都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而北朝也是中国，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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