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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清朝的性质，本无疑义。近有“新清史”学派试图将满清定义为征服中国的外国，却恐怕与基本史实不符。满族所居之东北在努尔哈赤起事之前本属于明朝辖地，并非“外国”，因此努尔哈赤举兵实属逐鹿天下之事，乃是叛明，却非入侵。清朝武功也极盛，疆域远超明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且有所改进，在多族群多文化的管理制度上也多有创新，民生状况大体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之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当无疑义。但在清初心怀明朝的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曾经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8]“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49]但王夫之的用法其实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心怀故国，然而亡天下之论并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并非夷狄，而是汉人王朝。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也恐与事实不符，而是情感上之拒斥。清朝对中原文化之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自顺治以来的清朝诸帝对中华传统尽皆推崇备至，且多饱读经史诗书，道德文章胜过明朝皇帝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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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二朝在正统性上比较值得分析的疑点是，元、清二朝的皇帝都保留或兼有大汗身份，这一点往往被用来说明元、清二朝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双重身份的疑点，当代人不应当妄猜古人之心，只能寻找历史当事人在理性行为上最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不高，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或者说，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类常理去推测古人的行为，则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毕竟人性和理性在历史中的变化微不足道，几乎是人类行为的“常数”。那么，按照“最大利益”（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主）去推想，摆脱中国正统王朝线索而把自身定位为入侵者而建立所谓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利于元朝或清朝对整体中国的统治，因此不符合元朝或清朝之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自身的理性选择，而是现代人替古代人发挥的想象[50]。何况中国本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合力建构而成的作品，几乎一半的中国历史是由北方族群所主导的（如果如实承认隋唐是北方族群统治，则超过一半的中国历史实为北方族群所主导），显然不能把一半中国历史排除出中国。如以汉人观点自认正统而将北方族群视为非正统，以逻辑同理言之，北方族群也可持相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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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与清帝身兼双重统治身份，其理性上的理由应是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最优理性选择。何况元与清皇帝身兼天子与可汗之位也并非制度首创，实为唐朝开创的传统。唐太宗威及四海，广有四土，因此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与唐朝的想象类似，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作是两个国家，而是一国两制（实则多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而言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而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正统线索最大程度地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资源和历史叙事。清朝对此具有非常清楚的自觉意识，例如，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就征用天下概念论证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51]后来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论也是同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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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在混合而成的中国文化中，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因此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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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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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作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的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属于美其名的象征而已。周朝的朝贡是实质性的，诸侯对维护天下体系有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的部分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的朝贡国并没有承认自身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或者至多假装为附庸以求某些便利，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实质上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简单地说，无实权则无体系可言。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而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其中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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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当时的一种通用政治策略，并非中原王朝专用，强势一方受贡，乃是通用规则。另外也应该注意到，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的研究，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事实上，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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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历法和纪年来标记时间，自有向化臣服之意，按照邵毅平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奉正朔意味着接受了一种不同于空间主权的“时间的主权”[57]。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时间的主权的支配力虽然不及空间的主权，但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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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流行的看法认为苏美尔文明远早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但并非没有质疑之见。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大概与苏美尔文明同时的中国也有文明迹象，包括初始农业和粗糙陶器等，但似乎不如苏美尔文明发达，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证据的发现。这里仍从流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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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迹象提示，古中国有可能从古中东或西域获得了包括青铜在内的某些技术，但尚未确证。但至少某些农产品的种植由中东传入是可信的，包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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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140~143页；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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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98~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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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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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786~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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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见《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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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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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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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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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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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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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光直认为二里头文化看起来应该是夏文化，但之所以不能最终确定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是因为“至今未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文字资料”（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376~377页）。可问题是，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二里头时期似乎尚未形成文字，因此找到足以断言的“文字材料”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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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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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45~148页。关于“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但在选择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最早中国标志上，考古学家们则各有各的选择。例如，苏秉琦似乎倾向于相信陶寺文化“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20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又如，韩建业相信庙底沟文化大概是最早的中国（《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268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许宏的选择，即二里头文化为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致处于夏末商初。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黄帝或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形成中国的关键人物和时代，但考古材料比较有限，而且尚不足以证明那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形成了足够明显的核心。或可认为，黄帝和尧舜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意义大于实证。虽然很可能是真实历史的传说，但其文明程度未必达到具有核心力量，其传说中的核心地位恐怕是后世中原核心文明的历史追认。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文明程度更为明显，也具有更多能够表达中国文化基因的象征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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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1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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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养动物是农业的佐证，二里头的肉食来源比例为二里头一期家养67%，野生33%；二期家养75%，野生25%；三期家养67%，野生33%；四期家养87%，野生13%。见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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