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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在混合而成的中国文化中，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因此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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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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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作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的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属于美其名的象征而已。周朝的朝贡是实质性的，诸侯对维护天下体系有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的部分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的朝贡国并没有承认自身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或者至多假装为附庸以求某些便利，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实质上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简单地说，无实权则无体系可言。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而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其中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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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当时的一种通用政治策略，并非中原王朝专用，强势一方受贡，乃是通用规则。另外也应该注意到，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的研究，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事实上，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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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历法和纪年来标记时间，自有向化臣服之意，按照邵毅平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奉正朔意味着接受了一种不同于空间主权的“时间的主权”[57]。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时间的主权的支配力虽然不及空间的主权，但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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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流行的看法认为苏美尔文明远早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但并非没有质疑之见。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大概与苏美尔文明同时的中国也有文明迹象，包括初始农业和粗糙陶器等，但似乎不如苏美尔文明发达，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证据的发现。这里仍从流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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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迹象提示，古中国有可能从古中东或西域获得了包括青铜在内的某些技术，但尚未确证。但至少某些农产品的种植由中东传入是可信的，包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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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140~143页；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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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98~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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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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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786~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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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见《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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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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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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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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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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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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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光直认为二里头文化看起来应该是夏文化，但之所以不能最终确定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是因为“至今未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文字资料”（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376~377页）。可问题是，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二里头时期似乎尚未形成文字，因此找到足以断言的“文字材料”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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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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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45~148页。关于“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但在选择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最早中国标志上，考古学家们则各有各的选择。例如，苏秉琦似乎倾向于相信陶寺文化“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20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又如，韩建业相信庙底沟文化大概是最早的中国（《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268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许宏的选择，即二里头文化为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致处于夏末商初。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黄帝或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形成中国的关键人物和时代，但考古材料比较有限，而且尚不足以证明那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形成了足够明显的核心。或可认为，黄帝和尧舜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意义大于实证。虽然很可能是真实历史的传说，但其文明程度未必达到具有核心力量，其传说中的核心地位恐怕是后世中原核心文明的历史追认。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文明程度更为明显，也具有更多能够表达中国文化基因的象征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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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1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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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养动物是农业的佐证，二里头的肉食来源比例为二里头一期家养67%，野生33%；二期家养75%，野生25%；三期家养67%，野生33%；四期家养87%，野生13%。见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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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107~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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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05~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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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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