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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31 [40]张兆裕:《明代华夷之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古史文存·明清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65~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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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33 [41]瞿式谷:《职方外纪小言》,见《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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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35 [42]《魏书·卷二·帝纪第二·太祖道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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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37 [43]《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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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39 [44]《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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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41 [4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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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43 [46]欧阳修:《正统论上》,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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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45 [4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黄初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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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47 [48]王夫之:《宋论·卷十五·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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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49 [4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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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51 [50]西方史学常用“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的概念描述蛮族攻占文明地区而建立的王朝。魏特夫(Karl.A.Wittfogel)进而用“征服王朝”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北方族群攻入中原所建立的王朝(参见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Liao.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原版。据Lancaster press, 1961年版,General introduction, p.3),并论证说,那些征服王朝并不是被汉化,而是与汉文化“互相适应”(acculturation。通常被翻译为“涵化”。这个译法不太明了,其实就是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但仍然维持本民族的权威地位。魏特夫的推论大体正确,但前提有误,他以基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观点来理解中国,故有此说。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共同建构而成,如果没有北方族群,就不可能形成中国,因此不能把参与建构中国的某些族群划归为外国。苏秉琦早就指出,早期中国是由来自东北辽西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的北方文化、来自黄河及汾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来自蒙古大青山的北方文化合力构成的,形成了一个Y字形的文化“根系”。参见苏秉琦:《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4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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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53 [5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89~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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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55 [52]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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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57 [53]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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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59 [54]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14~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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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61 [55]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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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63 [56]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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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65 [57]邵毅平:《日本文献里的中国》,见《域外文献里的中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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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70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1704913765]
1704914171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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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73 天下逐鹿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1]在此,鹿代表最高权力。为什么以鹿代表权力?此事似无确知。权力是政治博弈的“猎物”,以动物象征权力并不难理解,但古中原猎物甚多,与鹿相较而更强更大或更有气势的动物并不少有,中原初兴之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2],气候温润,植被良好,不仅有牛、熊、虎、豹,甚至有大象和犀牛,为何选中鹿来代表权力?似乎有点费解。或许,鹿是当时中原最重要的猎物,数量最多[3],因此或可作为猎物的代表,但这个理由似乎仍然不太充分。鹿的最早文献形象见于《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所描绘的鹿是祥和温暖的形象,似与权力无关。张光直有个猜测:在古代遗址中可见鹿肩胛骨用于占卜,因此可能有“仪式意义”,或与逐鹿的含义有关。[4]不过这也似乎不足为证。鹿肩胛骨固然可作为占卜的仪式用品,但古代占卜用品更多是牛肩胛骨,尤以龟壳为贵,这似乎暗示着,牛骨和龟壳的“仪式意义”超过鹿骨。我们或可另外推想:在早期中原,老虎和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的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游戏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对此有个旁证,《周易》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之语[5],说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山林管理官的指导,鹿躲入密林,君子不应穷追。这暗示着,在那时,猎鹿已成为在专业官员指导下专为王公贵族准备的竞赛游戏。鹿或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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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75 逐鹿游戏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逐鹿中原是政治权力的竞争,在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域空间里,众多政治势力争夺最大权力以图控制最大资源。有些势力是主动参与者,也有因为连锁关系而被卷入的被动参与者。如前所述,逐鹿游戏的特性在于它所形成的旋涡效应,一旦被卷入就难以全身而退,除非放弃一切利益和土地(博弈的赌本)而出局(如历史上匈奴和突厥因竞争失败,部分融入中原,部分退居边缘,部分甚至尽弃原住地而远遁),因此,逐鹿中原虽有厚利,也是巨大冒险。成败兴衰只是一时的情节,却不是逐鹿游戏的历史性结构。前面我们已经概括地分析过中原成为政治博弈“聚点”的逻辑推想和一般理由,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更具体地理解中原成为博弈“聚点”的历史语境及其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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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77 逐鹿为什么在中原?许宏推荐了两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一种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这个理论原本不是关于中国的解释,只是被假定为早期社会的一般情况:条件优越的地方有着集中的资源,众人纷至而使人口密度增大,中心区域的居住者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于是不得不加强力量,扩大据点规模,以便自保或击败竞争者,结果在中心地区形成密集据点和激烈冲突。许宏相信,早期中原可能存在着此类情形而使中原成为竞争中心。另一种解释是赵辉的“中心理论”,这是针对中原的专门解释:古中原地处广域而四通八达的中心,也就成为交通、物流和情报的中心,中原因此汇集了最多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边缘地区由于缺少学习机会而竞争不利。赵辉试图说明,中原的成功与交通条件有着更强的相关性,而与经济实力没有必然关系。[6]这两种理论看来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原成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但仍然不是充分理由。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少于黄河流域,文明兴起也不晚于(至多稍晚于)中原,物质技术和交通条件也不弱于中原,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心而直到春秋时代还被视为蛮夷?另外,假如交通物流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什么西域没有成为中心?从更大空间的流通来看,西域更是四通八达的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东接中原,西连中亚和中东,自有条件可以兼备东西方物质和技术之长。事实上经西域传入中原或传入西方的物资和技术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非常可能是由西亚发明而传入中原的铜和铁的冶炼术、小麦、绵羊、黄牛、玻璃、马车,以及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也包括自中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以及多种实用技术,其间的交流远早于张骞通西域。王巍认为,冶铜术和小麦大约在4500年前传入中原,冶铁术传入中原也不晚于西周晚期。[7]杨伯达甚至相信,早于丝绸之路三四千年的“和田玉古道”应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其证据是,半坡仰韶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和田玉制品,而距今3000多年的武丁妇好墓则出土了多达300多件和田玉制品[8]。至于后来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互通的物资和技术更是多不胜数。西域的交通地位如此显要,可为什么西域本身的政治地位和总体技术水平却远不及中原也不及中东?或许因为气候水土条件较差?或有其他原因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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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179 奥尔森的国家理论也许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政治解释。[9]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奥尔森定理表明:小集团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可能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大都兼备圣王的德治传统和公正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不过,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必要条件,却仍然无法用于解释中原之所以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会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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