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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对于古代政权，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权力，就是对族群意识最直接的检验。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族群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族群。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的情况是（载入史册者通常是高官或名人）：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他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其中多有名将名臣，如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另据《贞观政要》，唐朝早期，五品以上非汉人官员多达官员之半数[38]）；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如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满洲）、回鹘等民族共174人。反过来情况也类似，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被赐蒙古名字的汉人高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39]至于清朝，汉人官员多于满族官员，其中更不乏众所周知的名将重臣，无须罗列。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通婚，历代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从来都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非汉人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40]可见，各族通婚融合是历史常态，而通婚禁忌只是冲突激化的偶然语境下的历史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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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汉文化，虽以古中原文化为其基本基因，却也是众多文化不断混合的结果，因此应该更准确地称为中国文化。如果需要对中国文化给出一个最具特征性的描述，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有核心基因而无边界的开放兼收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一直在生长过程中，历史上已经吸纳了众多文化的信息，在多种文化的互化过程中，制度、服饰、美术、音乐、饮食、工具、语音、习俗皆多有变化，唯有作为精神世界载体之汉字保持其超稳定性，而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最为根本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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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超稳定性或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有关。一方面，作为媒介的汉字在表达外在世界时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图像的汉字自身却又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图像文字不仅建构了不可见的概念化意义，而且建构了可见的意象，因此不仅具有相当于抽象概念的意义，另外还具有视觉（或者说艺术）含义和情感含义，因而构成了一个包含全部生活意义的可能世界。可以说，汉字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而同时是一个心处其中的生活场所，于是，汉字既是工具也是世界。图像汉字的这种特殊性使汉字超越了作为能指（signifier）的符号而另具有自身独立意义。通常语言的语音意义在于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或者说，语音符号的意义即指示（significance或reference），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无独立意义，若失去与所指的约定关系，符号的意义即为空，或为不可识别的任意性。作为图像的汉字却具有双重意义：所指意义和显现意义（presentment），既能指物，本身也自成景观。公孙龙的费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41]或许针对的就是汉字的特殊性：事物皆为文字的所指对象，而文字自身的意义不等于指示，而另有多出指示之意义。汉字作为“指”，当然具有符号的指示功能，但汉字这种“指”本身又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图像，也就建构了一个“天下之所无”[42]而独立于对象世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汉字超出了符号学的范围而同时属于神话学、心理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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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汉字图像所构成的还不仅是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具有建构功能的精神主体——那是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文化主体，于是汉字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的功能。一个生活在汉字中的中国心灵总是兼有双重主体性，即具体落实为个人心灵的主体（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汉字精神主体（the spirit），因此总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个体心灵（mind）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说，同时以“我”与“我们”的双重眼光去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建造的另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重叠而互相印证的效果。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恒久的精神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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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字精神世界的吸引力有关，但汉字精神世界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的聚点，终究还是落实在逐鹿者对利益的理性选择中。所谓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资源。正因为不断混合而接受汉文化的“汉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为己所用显然于己是一种以最小成本去保证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仅利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政治合法化解释，并且利用久经考验的管理制度去维持政治秩序。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最优资源。对于逐鹿胜利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除了意气用事的非理性拒斥，无人会拒绝征用这个最优资源来确保自身的最大利益。最早自觉征用中原历史叙事为自身正名的是拓跋魏（北魏），孝文帝以行政法令推行全盘汉化，自认鲜卑是与中原诸夏各部平行的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43]无论鲜卑、契丹、女真（满洲），乃至蒙元，皆无例外地主动接受了中原的精神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亚洲东半部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所以汉文化自然成为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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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由于中国的体量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而“内外”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无界，但每个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之王畿而言，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而言，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为周王的直辖地），中原以外的相关地区属于尚未治理的外部，但有别于与中土毫无相关性的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哲学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有别于外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乃是以政权为界的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的内外概念。因此，中国之内外只能理解为一个动态概念，即中国旋涡所及之处为内，旋涡不及之处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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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为中国边界的长城。[44]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而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并非边界之墙，实为各国在军事前沿根据地形所建造的战争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意在防御楚国和越国[45]（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46]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47]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48]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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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的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或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50]，即自黑河至腾冲的斜切线。地图上的这条斜切线在具体地形上当然不是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划界只是大概，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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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在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线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农牧两可。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51]大概言之，自从中国逐鹿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52]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苏秉琦对长城地带甚至有着更积极的解释，他将长城地带理解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是农区与牧区两种文化最活跃的互动空间，虽有冲突，但更有互补和互相依存[53]。自从大清一统长城南北，长城变成了怀古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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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得失一时计，是非成败转头空。旋涡是个古代中国故事，现代中国早已进入另一种格式的现代博弈，然而中国的生长方式已经铸成一种长存的方法论。有方法就有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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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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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9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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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周武王的一次大型狩猎行动：“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所获多种鹿类共计8839只，而其他许多种动物总计才1396只，可见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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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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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易·上经·屯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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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96~99页；也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见《文物》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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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2，第四版。另据林梅村，阿尔泰山区出土有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凤纹刺绣”丝绸，罗马帝国的文物中也有汉代丝绸。见《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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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上卷》，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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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国家的兴衰》，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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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盖尔：《技术与巫术》，见《民族艺术》2015年第3期。按照盖尔的理解，在今天生活里，魅惑技术仍然处处可见，例如广告、宣传、形象设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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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远古时代圣王颛顼整顿宗教活动，禁止自由而混乱的民间宗教行为，断绝民间巫师与天神的沟通。可参考作者在另一著作《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94~95页）中的介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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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312~313页。梁启超更早提及汉字的通用优势（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此处为梁漱溟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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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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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尚书·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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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尚书·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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