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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由于中国的体量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而“内外”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无界，但每个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之王畿而言，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而言，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为周王的直辖地），中原以外的相关地区属于尚未治理的外部，但有别于与中土毫无相关性的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哲学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有别于外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乃是以政权为界的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的内外概念。因此，中国之内外只能理解为一个动态概念，即中国旋涡所及之处为内，旋涡不及之处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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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为中国边界的长城。[44]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而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并非边界之墙，实为各国在军事前沿根据地形所建造的战争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意在防御楚国和越国[45]（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46]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47]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48]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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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的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或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50]，即自黑河至腾冲的斜切线。地图上的这条斜切线在具体地形上当然不是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划界只是大概，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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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在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线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农牧两可。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51]大概言之，自从中国逐鹿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52]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苏秉琦对长城地带甚至有着更积极的解释，他将长城地带理解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是农区与牧区两种文化最活跃的互动空间，虽有冲突，但更有互补和互相依存[53]。自从大清一统长城南北，长城变成了怀古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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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得失一时计，是非成败转头空。旋涡是个古代中国故事，现代中国早已进入另一种格式的现代博弈，然而中国的生长方式已经铸成一种长存的方法论。有方法就有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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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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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9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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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周武王的一次大型狩猎行动：“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所获多种鹿类共计8839只，而其他许多种动物总计才1396只，可见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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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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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易·上经·屯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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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96~99页；也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见《文物》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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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2，第四版。另据林梅村，阿尔泰山区出土有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凤纹刺绣”丝绸，罗马帝国的文物中也有汉代丝绸。见《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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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上卷》，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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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国家的兴衰》，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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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盖尔：《技术与巫术》，见《民族艺术》2015年第3期。按照盖尔的理解，在今天生活里，魅惑技术仍然处处可见，例如广告、宣传、形象设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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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远古时代圣王颛顼整顿宗教活动，禁止自由而混乱的民间宗教行为，断绝民间巫师与天神的沟通。可参考作者在另一著作《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94~95页）中的介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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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312~313页。梁启超更早提及汉字的通用优势（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此处为梁漱溟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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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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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尚书·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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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尚书·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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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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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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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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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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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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