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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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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69~83页。也参见《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王永年、陈众议等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128~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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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见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89页；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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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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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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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尚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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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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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管子·轻重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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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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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淮南子·本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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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世本·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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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齐思和：《中国史探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89~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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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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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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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章学诚谓“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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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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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张文江认为，六经有两个层次：《易传》《春秋》是一个层次；《诗》《书》《礼》《乐》是第二个层次（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88页）。如此突出《春秋》的地位，应是看重孔子作《春秋》的功业，我很赞成这个判断，但如果第一个层次包括《易传》《春秋》和《书》三者，可能就更为合理了，理由是，《书》代表的是西周制度之“作”，《春秋》代表孔子之“作”，而《易传》在方法论上总结了三代之“作”，皆为具有普遍方法论性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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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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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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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例如，《春秋》中“弑君”的表述所蕴涵的逻辑意义是：（1）存在着一个如此这般的谋杀君主的事实；并且（2）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坏了。既然是共同默认的秩序，为什么还需要再次显现？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并非准备破坏社会秩序，只是试图取而代之，因此，再次显现或提醒共同所默认（包括夺权者在内）的社会秩序就是暴露弑君的非法性。没有一个秩序破坏者愿意他人同样效仿其道，可见，秩序破坏者试图获得法外特权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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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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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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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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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认为，一直重复的经验也不能用于证明同样的事情会必然如期而至，例如日落日出并非绝对必然。这种理解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不过这里讨论的是假定自然一切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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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墨子·非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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