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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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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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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章学诚谓“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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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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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张文江认为,六经有两个层次:《易传》《春秋》是一个层次;《诗》《书》《礼》《乐》是第二个层次(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88页)。如此突出《春秋》的地位,应是看重孔子作《春秋》的功业,我很赞成这个判断,但如果第一个层次包括《易传》《春秋》和《书》三者,可能就更为合理了,理由是,《书》代表的是西周制度之“作”,《春秋》代表孔子之“作”,而《易传》在方法论上总结了三代之“作”,皆为具有普遍方法论性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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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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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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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例如,《春秋》中“弑君”的表述所蕴涵的逻辑意义是:(1)存在着一个如此这般的谋杀君主的事实;并且(2)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坏了。既然是共同默认的秩序,为什么还需要再次显现?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并非准备破坏社会秩序,只是试图取而代之,因此,再次显现或提醒共同所默认(包括夺权者在内)的社会秩序就是暴露弑君的非法性。没有一个秩序破坏者愿意他人同样效仿其道,可见,秩序破坏者试图获得法外特权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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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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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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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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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认为,一直重复的经验也不能用于证明同样的事情会必然如期而至,例如日落日出并非绝对必然。这种理解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不过这里讨论的是假定自然一切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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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墨子·非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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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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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另据马如森,谓十口相传之事为前事。见《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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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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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见Alain Badiou: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 Ray Brassi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阿兰·巴丢:《圣保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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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详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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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扬弃是黑格尔的概念,弃弊存利之谓,近乎进步观念。貌似合理,实则含混不清。何为弊?何为利?根据什么标准?谁的标准?标准又如何确定?还有标准之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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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古代历史观常有退化论或循环论,如《礼运》退化论,五德循环论,柏拉图退化论,斯多葛循环论,如此等等。不知道退化以及循环现象是否为古人的一种直观印象,似乎是一种未经反思的自然感觉。但《周易》之无限变化历史观和现代进步论都是理性思维的产品,各有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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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正如伯克所指出的,那些现代革命者之所为“留给他们后人的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住宅,并且教导后人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见《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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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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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赵汀阳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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