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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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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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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章学诚谓“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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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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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张文江认为，六经有两个层次：《易传》《春秋》是一个层次；《诗》《书》《礼》《乐》是第二个层次（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88页）。如此突出《春秋》的地位，应是看重孔子作《春秋》的功业，我很赞成这个判断，但如果第一个层次包括《易传》《春秋》和《书》三者，可能就更为合理了，理由是，《书》代表的是西周制度之“作”，《春秋》代表孔子之“作”，而《易传》在方法论上总结了三代之“作”，皆为具有普遍方法论性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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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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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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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例如，《春秋》中“弑君”的表述所蕴涵的逻辑意义是：（1）存在着一个如此这般的谋杀君主的事实；并且（2）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坏了。既然是共同默认的秩序，为什么还需要再次显现？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并非准备破坏社会秩序，只是试图取而代之，因此，再次显现或提醒共同所默认（包括夺权者在内）的社会秩序就是暴露弑君的非法性。没有一个秩序破坏者愿意他人同样效仿其道，可见，秩序破坏者试图获得法外特权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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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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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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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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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认为，一直重复的经验也不能用于证明同样的事情会必然如期而至，例如日落日出并非绝对必然。这种理解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不过这里讨论的是假定自然一切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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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墨子·非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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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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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另据马如森，谓十口相传之事为前事。见《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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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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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见Alain Badiou: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 Ray Brassi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阿兰·巴丢：《圣保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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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详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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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扬弃是黑格尔的概念，弃弊存利之谓，近乎进步观念。貌似合理，实则含混不清。何为弊？何为利？根据什么标准？谁的标准？标准又如何确定？还有标准之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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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古代历史观常有退化论或循环论，如《礼运》退化论，五德循环论，柏拉图退化论，斯多葛循环论，如此等等。不知道退化以及循环现象是否为古人的一种直观印象，似乎是一种未经反思的自然感觉。但《周易》之无限变化历史观和现代进步论都是理性思维的产品，各有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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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正如伯克所指出的，那些现代革命者之所为“留给他们后人的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住宅，并且教导后人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见《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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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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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赵汀阳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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