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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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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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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执教的先兄夏济安，1950年秋从香港抵达台北后继续在台湾大学外语系教英文，一直到1959年初以访问教授身份再度赴美为止。台大九年，他教导了不少优秀学生，至今驰名学界文坛；他也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建立了一个朴实的文风。此二功绩至今为人称道。但九年间从讲师升任教授，先兄也没有停过为赵丽莲教授主办的《学生英语文摘》写专栏“Grammar Road, Rhetoric Street”（文法路、修辞街），前后为它摘选了四十六篇（按：本版实收四十五篇，原第一篇，葛兰安·格兰[Graham Greene]的《马来亚战事》[“A Planter’s Life in Malaya”]，未收入）作品，一一为之逐段详加评注，且于文首写篇作者、作品简介。这个专栏当时大受欢迎，济安自己对它也非常重视。九年间写的中文文章，他无意为它们结集，但1959年3月刚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不久，他即写信给他最得力的高足朱乃长，嘱他把这四十六篇选文集成一书，交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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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文选评注》同年6月问世，销售至今已有三十五年的历史了。初版想是抽集《学生英语文摘》所有济安专栏部分加以影印成书的，不免字体太小，每篇的评注部分排得更是紧密，阅读非常吃力。尽管如此，此书对有志自修学习英文的台湾中大学生而言，实在太有用了，初版久销不衰，直至1971年12月，商务印书馆才推出重新排印的修正版。此版不论正文或评注，读起来醒目得多了。但书的版面并未扩大，加上重排的关系，少数中英文单字和标点符号难免误植，这是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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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后期，我终于亲访台北重庆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商谈可否为《现代英文选评注》出个新版，这次由我亲自校阅，并写新序。该馆出版科对我的建议欣然赞同，早在1991年底即把新版样本寄给我了。但那时我虽已退休，还是很忙，大半年后，心脏病发，更不宜工作，认真校阅样本已是1994年初的事了。先兄遗著初版后市面上一直可以买到。两三年来因我迟迟未校新版，旧版售罄后，市面上缺货，这是我要向商务印书馆以及买不到本书的读者群深表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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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同商务会谈，也带去一册朱乃长教授校订的大陆版《现代英文选评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以供出版科同仁参考。台大毕业后，朱乃长与其同班同学杨沂（名作家水晶）一起去婆罗洲教英文。身在异国海岛，乃长弟益发想念留在上海的老母，终于1964年返沪侍亲，三十年来就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大半先兄的高足早在他去世前即是我的好友，乃长却是例外。1980年我才开始同他通信。有一封信上他说，大陆学生都在学习英文，毛泽东时代所编的英语教科书早已不适用，因之更让他想念老师编撰的那部《现代英文选评注》。1982年7月我航寄了他一册，且准许他在上海出新版，让大陆学子也有机会因攻读此书而英文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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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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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本书的共有三十二位大小美国作家，十三位英国名作家，一位爱尔兰作家欧凯利（Seumas O’Kelly，1881—1918）。济安在一纸面本《爱尔兰短篇小说故事集》看到他的一篇《金船》（“Michael and Mary”），大为赏识，决定为它写评注，虽然作者早已去世了。所选英美作家，济安为他们作评注时，除了一两位都还在人间。出生最早的那位原籍西班牙的美国作家——大哲学家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先兄摘选其一小段为它作注时，可能桑氏还在人间，否则在其作者简介内应提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出生最早的那位英国作家比亚卜姆（Max Beerbohm，1872—1956），同桑塔耶那一样，晚年长期隐居意大利。济安在“简介”里提到他的死期，因之特从其滑稽小说《倾校倾城》（Zuleika Dobson）挑选描写女主角美貌的一段作纪念，而这部自选自画的小说——比氏也是位杰出的漫画家——早已在1911年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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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长为《现代英文选评注》出新版时，入选的作家已死了一大半了。他在上海，作家的生卒期不容易查到，由我一手包办，反正哥大图书馆参考书多，不难找。到了今天，入选的英国作家都已萎谢，最近离开人世的乃大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他的长短篇小说有十多种早已搬上了银幕。美国不著名的十家，我对他们的生卒期调查得不够精确，想有五位还活着。至于那二十二位名家，仅存的也只有三位了：南方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年生），飞行家遗孀林白夫人（Anne Morrow Lindbergh，1906年生），外交家兼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年生）。凯南曾任苏联大使，乃享有盛名的俄国通，去年八十九岁还出了一册研讨美国外交的书，文笔严谨如昔。林白夫人早年写的诗和散文极受欢迎，《月形螺壳》（“Moon Shell”）录自她极有诗意的散文集《海的礼物》（Gift from the Sea）。但三人之间，在美国文学史上已有确定地位的当然只有韦尔蒂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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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载她那篇早期小说《寒笛》（“The Whistle”），我以前无缘读过。这次读了略有删节的原文，更读了韦氏小说初集所载之《寒笛》全文，真的很感动，不仅对韦尔蒂另眼相看，对济安挑选小说眼光之准，也大为佩服。《金船》所叙乃一对未能结合的水手和乡村女郎，《寒笛》所叙则为一对贫寒的老夫妇。美国南方作家专写两个人的故事，本书还载有两篇，同样文字简洁而深刻动人。一是考特威尔（Erskine Caldwell，1903—1987）的短篇小说《男与女》（“Man and Woman”），写一对饥病交迫的乡村夫妻；一是《两哑巴》（“Two Mutes”），节录自卡逊·麦克乐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长篇小说《心是个寂寞的猎者》（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1940）之首章。麦克乐斯乃四十年代之重要女作家，其所著小说、剧本至今尚吸引读者。考特威尔则大红于三十年代，当年确与海明威、司坦培克等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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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裔作家史华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的短篇小说《君子好逑》（“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表面上主角也是正在恋爱中的一对青年男女，但真正主角乃是他们婚后所生的儿子，刚刚二十一岁。生日前晚他做梦好像在电影院看张无声片，银幕上展开的即是他父亲向母亲求婚那一天的经过。吃了晚餐，母亲在馆子里答应终身相许这当口，儿子在影院里大叫起来：“不要这样做。你俩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这样决定，将来一点好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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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兄自己曾绝食一天度过他的三十一岁生日。他在《夏济安日记》页212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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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绝食是向生命的抗议。我呱呱堕地之日，即是我受苦的开始，这是可以纪念的一天，我以绝食来纪念。食是供养生命的，我不食就包含不想活下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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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初读《君子好逑》，看到主角也不愿意投胎人间，想必大为激动，才为此篇写评注的。1948年初我到耶鲁之后那几年，史华兹还很红，文艺季刊上常有他的诗和评论。《君子好逑》（1938）这本诗歌、小说合集也常见广告。那时我功课太忙，只看了他写的评论。年初看了《君子好逑》，我认为史华兹早年确有才气，他那篇成名作不止题材新颖，其叙事方式和技巧也以新奇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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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爱看自己买来的书籍和杂志。他在台大教书那九年，布面精装书买不起，那些定价不到美金半元的纸面小本书却买了很多。例如《君子好逑》即采自《新体小说选》（Stories in the Modern Manner），乃Avon Books所出的一本选集；《君子好逑》这本集子先兄买不起，也看不到。《男与女》那篇则录自The Pocket Book of Erskine Caldwell Stories，精装本The Complete Stories of Erskine Caldwell那时尚未出版。虽然如此，济安对美国短篇小说特别有兴趣，当年由玛瑟·福莱（Martha Foley）主编的每年度《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和每年度荣获O. Henry奖金的《得奖小说集》（Prize Stories）是非看不可的。若非自购，我想这些集子都是借自图书馆的。本书摘选了《芭蕾舞家》（“The Ballet Dancer”）、《一九四五年大火记》（“The Great Fire of 1945”）等五篇此类小说，其作者到了今天早已名气不响，这并不是说这些小说并非佳构，它们的文字不值得我们观摩。济安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故在本书“编辑大意”里写下了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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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以美国作家居多。美国近年致力写作之风气颇盛，无论为名家或非名家之作，其于风格，均甚讲究，殊值得我人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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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名气不响的小说家，显然济安早已看上了他，才选录其文字，为之写评注的。先兄藏书间有一种《买氏家传》（台北明华书局，1955），乃美国白瑞斯（Gerald Warner Brace）所撰小说The Garretson Chronicle之中译本。此书序言谓：“全书由姚怀仁先生翻译”，“后经高公翰先生……、侯健先生……分别校阅；又承夏济安先生、卓湘来女士润色，并此志谢。高侯雨先生校阅时，曾详加修正，贡献甚多，故用台译名义出版。”序言又谓：本书“原文明净遒劲，极具功力，可以和本世纪任何大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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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兄去世后，初读《家传》序言，心里有些纳闷，怎么这样一本好书，我对它及其作者竟一无所知。年初校阅本书样本，未看录自《家传》那节《登山遇险记》之前，先看白瑞斯简介。看到下面这一句：“其文字明净洗炼，瘦硬遒劲，铸字链句，具见功力，堪与本世纪任何大家相比”，才恍然大悟，原来《贾氏家传》序言也出于先兄手笔。济安实在太爱此书了，才说动姚、高、侯三人去动手翻译，再说动另一好友刘守宜去贴钱出书，他自己也担任了润色译稿的工作。在作者简介里，济安更认为《家传》“于描写人物，讨论思想之处，亦皆陈义深远，语句精警”，堪与《最后一个清教徒》相比。《家传》1947年初版，1964年其纸面本即已收入诺登丛书（The Norton Library），与法国小说家史汤达（Stendhal）、奥国诗人里尔克（R. M. Rilke）、古今英国小说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珍·奥斯丁（Jane Austen）、柏吉斯（Anthony Burgess）等之作品并列。此书我早已借到，还书前总想把它看一遍。先兄特别要把此书推荐给我国读者，我想一定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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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原在中央大学读哲学系的，本书不仅载有桑塔耶那小说名著的一小节，也选上了英国散文大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简叙康德日常生活的一段隽永小品。英国大哲学家怀德海（A. N. Whitehead）晚年在哈佛教书，有位美国名记者长期去访问他，在他去世后出了本《怀德海语录》，大受欢迎。济安买到此书的纸面本后，也就选录几则语录，以便读者一方面学习英文，一方面因体会怀氏的谈话而增进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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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对历史也极感兴趣。我读小学时，一直觉得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知道得很多。本书选录了梅斯斐尔（John Masefield，1878—1967）所记1915年4月英法“大军出征”，登舰赴往土耳其葛利波里（Gallipoli）半岛这段史实。梅氏在大战前早有诗名，1930年封为英国桂冠诗人，在职三十七年之久。关于第二次大战，济安选了《诺曼第登陆》这一节，录自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胜利与悲剧》之首章。这位大战期间的英国救星，论其文才、口才也是超人的。无怪《大战史》六巨册出全的那一年（1953），他也名正言顺地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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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好的叙事史家都是文学家，研读文学的人一般说来，对史学名著不能像对诗歌、小说一样去精读它，实在时间不够分配，没有办法的事。因之我对美国十九世纪三大史家——普瑞斯各德（W. H. Prescott）、莫特莱（J. L. Motley）、帕克门（F. Parkman）——一向不感兴趣，一本著作也没有读过。先兄在书里却选了文学史家范威克·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他名著《新英格兰的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1936）里专讲普瑞斯各德的这一章，我读后大为感动。普氏在大学期间，眼部受伤，变成半盲。后来化十年功夫写其成名巨著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专述西班牙盛世，斐迪南、依萨贝拉在位时代），双目近乎全盲，真教我对他肃然起敬。写部史书，要看多少参考资料？虽然朋友们念资料给他听，普氏掌握这些资料，谈何容易？他也有书记协助，但每章必先起了腹稿，才能有条有理地把它念出来，实在难能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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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那几本书，《新英格兰的盛世》济安一定藏有一册；邱吉尔的《胜利与悲剧》若非图书馆借来的，自己买一册看看也很方便（此类畅销书当年台北一定有人翻印的）。但梅斯斐尔的《葛利波里》早已绝版，所录那段文字采自1953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先兄想是常去台大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阅览美国的报章期刊的。《时代》他每期必看，此外《生活》、《纽约客》、《老爷》（Esquire）、《大西洋》（The Atlantic）同《哈泼》（Harper’s）这两种十九世纪即已创办的老牌月刊，以及《西汪泥评论》（The Sewanee Review）、《宗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高级文艺季刊皆在他参阅之列。本书有十多篇选自此类刊物，我在序文里不能一一提及，不妨略谈选自《老爷》的二文及其作者墨格立基（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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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格立基曾任英国《笨拙》（Punch）杂志主编五年，自己当然也会写幽默文章的，他给《老爷》所写那篇文章的一段，先兄就给它《我们需要幽默》这个标题。当年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英美两国最有代表性的幽默杂志——《笨拙》、《纽约客》——也跟着在中国出了名，连它们的中文译名也是林先生给取的。林先生去世已二十多年，假如回到人间看看，知道《笨拙》停刊已两三年了，《纽约客》也变了样了，每期封面画粗俗不堪，连大半漫画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了，一定会感到很伤心的。毕竟英美两国的社会变了，《笨拙》维持不下去，《纽约客》若要保持当年高雅而不大声叫喊的风格，也就只有关门这一条路。本书选有当年《纽约客》台柱之一——幽默作家兼漫画家瑟勃（James Thurber）——所撰《大学生活回忆》之一小段，这种幽默文章，在今天美国任何杂志上绝少见到了。我们都会同意墨格立基的说法，“幽默是自由之一方面，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幽默。”而在1958年墨氏已感觉到，即“在英美两国，讥笑可以适用的范围是越来越小了；人生中可以容许讥笑的范围是不断地在缩小”。（引文系济安意译。）到了今天，苏联帝国虽已瓦解，左派势力在美国各大学校还是根深蒂固，一切所谓“政治正确性”都是左派、“开明派”（Liberals）所决定的。无怪到了晚年，爱自由的墨格立基也是位反左派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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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四十年代初期即是赫胥黎的爱读者，也是上海仅有几家旧西书铺的主顾。去台北后，济安在1953年一期《老爷》杂志上看到赫氏谈巴黎法国人的一篇散文，也就节录其谈书店的一小节为之作评注，当年花都书店之多，书价之便宜，实在让人神往。在作者简介里，先兄谓赫胥黎“家学渊源，才气纵横，为本世纪文坛一大怪杰，论学问之渊博，文思之敏捷，当世恐罕有其匹”。这句话一点也没有说错。但与赫胥黎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至今公认为大师的我想只有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三人，虽然他们也都曾各各遭骂。维吉尼·吴尔芙因女性运动抬头而大红特红。福斯德（E. M. Forster）一生只写了六部长篇小说，十年来倒有五部已搬上了银幕，其中三部电影大获好评，福氏读者必然增多无疑。惟独赫胥黎一人红不起来，我一直为他抱屈。金隄教授所译《尤利西斯》上卷去岁由九歌出版，大受重视。我同金隄1946年即相识了，那时我们同住红楼，都是北大外语系的助教。1984年金隄兄也曾在天津出过一册赫胥黎短篇小说选集。国内年轻一代除了《美丽新世界》此书外，对赫氏所知极浅，我想这本选集也应该在台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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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材方面还有一个特色，不妨也提一提。读者对象既以大学生为主，先兄特为他们摘选了好多篇讲美国大学生、教授的故事。瑟勃《大学生活回忆》之外，三位名小说家的短篇作品——华伦（Robert Penn Warren，他也是诗人、批评家）的《米伦教授的生活与工作》、珍·斯塔福（Jean Stafford）的《退休教授》、奥哈拉（John O’Hara）的《邀舞》——皆在摘选之列。奥氏通篇乃大学生哈利写给女友的一封信，读者也可从他口语化的英文里学到不少东西。此类小说中占篇幅最多的乃米尔本（George Milburn，1906—1966）写永远睡眠不足的《工读生》这一篇。济安认为此篇“文笔朴素，很是动人”，我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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